朱雷（1937—2021） 圖片由劉進寶提供

圖片由劉進寶提供

《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朱雷 著 浙江大學出版社

《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 朱雷 著  甘肅人民出版社

2000年，劉進寶（左）與朱雷在榆林窟。 圖片由劉進寶提供

　　我認識朱雷老師將近40年了，跟隨他學習也已經20多年了。朱老師生病住院后，我兩次專程到武漢看望他。7月18日，在武漢大學舉行的“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又與先生見面。當日，先生的精神狀態(tài)還不錯，早上8點多就被家人送到了會場，直到晚上8點多才離開。真沒有想到，不到一個月后，8月10日凌晨1點40分，先生竟永遠離開了我們。

學人小傳

　　朱雷，浙江海鹽人，1937年5月出生于上海，2021年8月在武漢去世。歷史學家。1955年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本科，1959年考取史學家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生，主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62年研究生畢業(yè)后留校任教。曾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曾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理事、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文史館副館長等職。參與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著有《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等。

烈士后代，唐門弟子

　　朱雷老師的籍貫是浙江海鹽，1937年5月出生在上海。他的父母都是老黨員。他的父親朱宗彬，生于1913年，曾就讀于東吳大學、北平大學、武漢大學和復旦大學。朱宗彬15歲時就參加進步活動，從事宣傳工作，1932年在北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以劉群為筆名，撰寫了《告彷徨中的中國青年》《中國在統(tǒng)一中》《戰(zhàn)時的宣傳工作》等論著。1937年9月，他參加抗日救亡演劇隊，從上海到常州、鎮(zhèn)江一帶演出宣傳，在常州感染白喉，不幸病逝，年僅24歲。朱宗彬去世后，章乃器在上?！毒韧鋈請蟆钒l(fā)表了《聽到了劉群的死耗》（1937年10月5日第37號）。莫洛（馬驊）在《隕落的星辰》中寫道：“劉群確是個有天才的、有遠大前程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和青年運動的領導者?！毙轮袊闪⒑?，朱宗彬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作為烈士子女，朱雷老師每月會領20元的撫恤金，后來條件稍微好些后，他主動放棄了撫恤金。

　　朱雷老師的母親朱涵珠，四川江安縣人，是辛亥革命烈士朱山的女兒。朱宗彬、朱涵珠是北平大學法學院同學，也都從事過黨的地下工作。朱宗彬去世時，朱雷老師出生才4個月，母親帶著襁褓中的孩子，一邊逃難，一邊尋找組織。抗戰(zhàn)期間，朱涵珠接受鄧穎超的領導，在武漢籌建中國戰(zhàn)時兒童保育會，還擔任武漢孤兒院的院長，以保育工作為掩護從事地下工作。武漢孤兒院是當時中共地下黨的一個聯(lián)絡點，朱涵珠營救過被捕的地下黨員。這時的朱雷老師，還是小孩子，不引人注意，就像電影《雞毛信》中的兒童團小隊員一樣，經常幫地下黨送信。

　　朱雷老師就出生在這樣的家庭，是烈士的孩子，在母親的熏陶下，養(yǎng)成了堅強、正直、無私、不隨波逐流的品格。

　　1955年，朱雷老師考入武漢大學歷史系，1959年大學畢業(yè)后又考取唐長孺先生的研究生，跟隨唐先生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史，1962年研究生畢業(yè)后，留在唐先生創(chuàng)建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今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從此，他一直在武漢大學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朱老師初入大學時，對中國早期的歷史比較關注，閱讀了朱芳圃的《甲骨學商事篇》、楊樹達的《積微居小學述林》等學術論著，“但聽了唐長孺教授的魏晉隋唐史的課，還看了他的文章，就轉向3—9世紀史的研究。在看了唐師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后，不管當時看懂了多少，我卻深深喜歡上了這段歷史?！?/p>

　　1958年秋，朱老師大學四年級時，武漢大學開始了“教育革命”。作為班長，此時的朱雷老師以為可以在課程設置、講授內容及方法上做些改革。在討論中，有些同學說要批倒搞臭王國維、陳寅恪、唐長孺，朱雷老師忍不住說，我沒有你們那樣大的志向，如果這輩子能讀懂他們的著作，我就心滿意足了。當然還有更多其他“不合時宜”的觀點，這樣他就成了“大白旗”被批判了。在專用的大批判教室內，在宿舍周邊的墻上，都貼滿了批判他的大、小字報，最后班長職務也被罷免了。

　　1960年年初，學校組織批判陳寅恪的史學觀點，就是要影射唐長孺。朱雷老師是唐先生的研究生，有人動員他參加批判，朱老師說，我根本沒有讀懂他們的論著，怎么有能力批判？后來，又有人讓朱老師批判石泉先生，他說，石先生的東西我沒有讀過，更沒有資格。主事者就提示，石泉的曾祖劉瑞芬，出自淮軍系統(tǒng)，早年還做過淮軍的糧臺，而淮軍又參與了鎮(zhèn)壓太平天國、捻軍。想讓他從家庭出身上找原因，朱老師還是拒絕了。

　　老干部陳沂是朱雷老師父母在北平大學的同班同學，也做過黨的地下工作?！拔母铩敝?，陳沂受到批判，被造反派拘押。朱老師了解這位長輩的歷史和他對革命的貢獻，就積極奔走，希望能為陳沂翻案，自己卻因此被下放到襄陽農場勞動改造。陳沂的子女說，朱雷老師“為陳沂平反追求真理奔波了幾乎大半個中國”，“在最艱難的時刻，他給了我們溫暖和希望”。

　　經歷了風風雨雨，朱老師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優(yōu)秀品質一直沒有丟失。

　　在學術界，朱老師也一直以為人正派而著稱。他長期擔任系、校學位、職稱、學術評審工作，始終能夠堅持原則，主持公道。朱老師從1988年開始就擔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1989年擔任國家教委（教育部）學位委員會學科評審組成員，隨后又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評議組成員，1993年還擔任了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也擔任過幾次國家教委（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評獎的歷史組組長或副組長。在所有的評審工作中，朱老師都堅持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特別注重學風及學術道德，不僅在海內外史學界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得到了相關機構的敬重。21世紀以來，年齡較大的成員一般不再擔任國家社科基金的評審專家，但在中國歷史組保留了4位德高望重、公正公平的老年評審專家，朱老師就是北京以外唯一的一位。

精研晉唐，學跨文史

　　朱老師為學嚴謹踏實、一絲不茍，而且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這是學界的共識。

　　他長期致力于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整理與研究工作。從1974年開始，作為國家文物局“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主要成員和唐長孺先生的學術助手，他多次赴新疆、北京等地參加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協(xié)助唐先生對8000多份古文書斷片逐一進行登錄、拼合、釋文、定名、斷代。朱老師還負責撰寫了整理錄文細則、出土文書之墓葬說明等，為文書整理工作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在整理工作中體現(xiàn)出的文獻功底、學術水平和敬業(yè)精神，受到唐長孺先生及學界同行的高度評價。

　　在整理文書的同時，朱老師還圍繞敦煌吐魯番文書和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撰寫了一系列高水平論文，從中可以看到他敏銳的學術眼光和深厚的學術功力。北京大學考古學專業(yè)的宿白先生在一本內部發(fā)行的考古學教材中提到，北大圖書館藏有北涼貲簿，這一信息隨即引起朱老師的注意。他在宿白先生的幫助下，到北大圖書館查看了原件，結合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所藏同組文書，考證其為《北涼高昌郡高昌縣都鄉(xiāng)孝敬里貲簿》，于1980年發(fā)表了《吐魯番出土北涼貲簿考釋》。學術界認為，這篇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正在改變著國內外籍賬研究的面貌”，“大大推進了十六國時期的田畝賦役制度研究，也為后來吐魯番文書的整理，提供了一份標本性的文書”。

　　敦煌文獻中有一件奴婢馬匹價目的殘件，其中將奴婢與馬匹放在一起，而奴婢又有“家生”和“蕃奴”的區(qū)別，并被寫入“時價簿”中。朱老師的《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時價簿口馬行時沽〉考》，利用出土文書和傳世文獻，對其進行深入探討后提出，奴婢不僅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與牛馬等畜產為伍，而且其價格還沒有一匹馬高，可見奴婢地位之低下。姜伯勤先生指出：“從作者為本件殘紙所作正確定名中，可以看見作者對唐代公文制度和典制的純熟修養(yǎng)。本文是近年敦煌‘市’‘行’組織研究方面的一篇力作?！?/p>

　　1983年8月，朱老師與唐長孺教授一起應邀出席了在日本京都、東京召開的第31屆亞洲、北非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并在會上宣讀了《論麹氏高昌時期的“作人”》。該文第一次系統(tǒng)地研究了初次發(fā)現(xiàn)的六世紀麹氏高昌的私屬“作人”，認為他們是被當作財產，可以繼承、買賣的，但卻有著某種程度不同的私有經濟活動，除了主人外，高昌政權也直接對“作人”進行一定程度的賦役剝削。有學者指出，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有啟發(fā)性的創(chuàng)見，即指出高昌私屬作人與南朝宋齊的‘十夫客’相似”，“由于作者找出了上述兩種身份的相似性，將會促進今后對此一類型中古依附身份奧秘的進一步揭示”。其結論為中日學者在有關論著中多次引用。

　　《敦煌兩種寫本〈燕子賦〉中所見唐代浮逃戶處置的變化及其他》一文，則別開生面，將文學作品中的“賦”作為史學研究的材料，其研究方法和結論都得到了學界的肯定，認為其“賦文與史籍互證，探討了文學作品《燕子賦》前后迥異、改寫的變化，源于實際括逃政策的變化”，“朱雷同志對《燕子賦》的精心分析，生動形象地揭示了武則天與玄宗括戶政策的變化，很有說服力”。

　　除了這篇文章，朱老師還在多篇文章中運用“文史互證”的方法，將變文、話本等文學作品與歷史研究有機結合，開創(chuàng)了敦煌變文與晉唐歷史研究的新局面，如《〈伍子胥變文〉〈漢將王陵變〉辨疑》《〈捉季布傳文〉〈廬山遠公話〉〈董永變文〉諸篇辨疑》《〈李陵變文〉〈張義潮變文〉〈破魔變〉諸篇辨疑》等。學界認為，這些系列論文“對敦煌變文做歷史學考察，發(fā)掘出其中有關歷史的資料，別開生面”，“突破了舊有變文研究的方法，有開創(chuàng)意義”。

　　朱老師的論文，可以說每篇都是精品，既具有深厚的文獻功底，又有極強的思辨能力，經過大浪淘沙，三四十年以后，仍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是研究相關問題無法繞開的學術成果。我在給朱老師編輯論文集時曾感慨：有的學者的論著，如果我有資料或從事相關研究，也能取得大體同樣的成績；有的學者的論著，就是給我相關的資料，我也從事相關的研究，還是無法企及，達不到那樣的水平。朱老師的論著就是我無法企及的。

　　朱老師雖然離開了我們，但他堅持真理、正直無私的精神還在，他嚴謹踏實、一絲不茍并富于創(chuàng)新精神的學問還在。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永遠銘記和學習的。

　?。ㄗ髡撸簞⑦M寶，系浙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嚴格的學者 親切的長者

1983年，朱雷（左）與唐長孺在日本。圖片由劉進寶提供

　　8月10日上午，接到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朱雷先生的高足劉進寶教授發(fā)來的消息，朱雷先生去世了，我一時難以接受。20多天前的紀念唐長孺先生誕辰110周年座談會，朱雷先生參加了一天的會，還發(fā)了言。從照片上看，他的精神狀態(tài)還不錯，想不到這么快就離世了。近四十年來同朱先生交往的點點滴滴和他對蘭州大學歷史學科的幫助，歷歷在目，夜不能寐，撰寫此文，以作為對朱雷先生的緬懷。

　　我第一次見到朱雷先生，是在1983年召開的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大會上。那次會議規(guī)模很大，很多學界名家云集蘭州，唐長孺先生也來了。當時唐先生已經七十多歲了，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每次出行，朱雷都是小心翼翼攙扶著唐先生。那時，朱雷已經是同輩學人中的佼佼者了，但是對自己的老師依然這樣細心照顧。這雖是小事，但很多人做不到，不是說沒有這個能力，而是缺乏這種耐心和謙虛的態(tài)度。后來，因為參加敦煌吐魯番學術會，常常會見到朱雷先生，加上我的一個博士跟著朱雷先生做博士后，交往就逐漸多起來。

　　朱雷先生為人一絲不茍，他的論文數(shù)量不算多，但非常嚴謹，就像學術界對他的評價那樣，篇篇都是精品。我佩服朱雷先生把學術研究做得那么精湛，也佩服他能將武俠小說這個業(yè)余愛好研究得細致入微、條理清晰。上大學以前，我也喜歡讀小說，自從進入大學特別是留校從事歷史研究后，就很少看小說了。改革開放后的二十年，最風靡的就是武俠小說，但我自己是武俠小說盲，沒有看過一本，最多也就是跟著家人看看電視劇而已，而且是斷斷續(xù)續(xù)，只知道梅超風、東方不敗、滅絕師太、郭靖、黃蓉這幾個武俠人物，除此之外，幾乎什么都不知道。然而，我喜歡聽別人“吹”武俠小說，特別是喜歡聽朱雷先生談武俠。他講武俠，追根溯源、入微梳理，常常聽得我目瞪口呆，只有“撅屁股磕頭”的份兒。我心想，朱雷先生雖然是業(yè)余愛好者，但他在武俠小說上的造詣，完全可以趕上從事文學研究的專家，可以同他的吐魯番文書研究相媲美。

　　我對朱雷先生更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熱心腸。我從1993年開始參與蘭州大學敦煌學博士點的申報，1995年又作為學科帶頭人牽頭申報博士點。那一年，申報的通訊結果出來后，我去武漢大學拜訪朱雷先生，向他匯報蘭州大學敦煌學的情況和學校的企望。朱雷先生熱情地招待了我，還請我一起吃飯。那時我才39歲。離開武漢后，我準備南下廣州，拜見中山大學的敦煌學家姜伯勤先生，也是為了博士點的事。雖然此前見過姜先生多次，但是這是第一次因公務拜訪，能否談好，心里沒底。知道了我的擔心，朱雷先生讓我放心去，專門給姜先生打了電話。廣州之行很順利，這得益于朱雷先生的引薦。雖然這次準備工作很充足，但中間出了點小插曲，我們還是沒有拿到博士點。1998年，我再次牽頭申報，又去拜會朱先生，講了前一次申報中的失誤、存在的問題以及整改舉措。他認真聽了我的講述，也提了建議，還鼓勵我再次去廣州拜見姜伯勤先生。這次申報終于順利通過，這得益于朱雷、姜伯勤等學界前輩的大力支持。蘭州大學中國史學科能有如今這樣的規(guī)模，蘭州大學敦煌學能從一個碩士點發(fā)展成為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和博士后科研流動站，進而成為國家重點培育學科，這些都離不開朱雷等老一輩學者的扶持和幫助。

　　朱雷先生留給我的深刻印象，還有他對待學術的嚴格。1999年，教育部啟動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建設項目，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參與申報。由于學校大力支持，教育部也非常重視，我們順利通過了通訊評審。當年10月份，教育部對首批15家基地實地考察驗收，蘭州大學敦煌學是15家中最先進行考察的基地。考察驗收的匯報會，氣氛很緊張，好在還是通過了。蘭州大學敦煌學拿到博士點才一年，此時又成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簡直是跨越式發(fā)展。朱雷先生是基地的首屆學術委員會委員，基地就是在各位學術委員會委員的嚴格要求之下發(fā)展起來的。得益于他們的最初設計，蘭州大學敦煌學才有了今天的規(guī)模和水平。2000年，基地舉行學術委員會會議，制定敦煌學的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并評審項目。我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中長期規(guī)劃，學術委員會的委員們對我們的規(guī)劃并不滿意。當時，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只有15家，委員們對我們敦煌學基地的期望值很高，對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和申報的項目都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朱雷先生雖然也指出了規(guī)劃的不足和項目申報存在的問題，但還是幫忙打圓場，說中長期規(guī)劃可以慢慢完善。對于俄藏文獻整理項目，朱雷先生當面提出了批評，項目最終沒有通過。牽扯到學術的問題，他毫不留情。他對待學術的嚴謹態(tài)度，給我很大震動。沒有這種嚴格要求，就沒有我們后來的認真工作。這件事過去二十多年了，至今記憶猶新，我們仍然惦念朱雷先生對蘭州大學敦煌學的幫扶之情。

　　基地建立后不久，我們請朱雷先生到蘭州大學做學術講座。那時，經費非常有限，開支捉襟見肘，吃飯就在我們學校的專家樓食堂。有時我陪他一起吃飯，他總是說少點些，簡單點，夠吃就行。有一次，我讓剛留校的一位青年教師陪他，這個年輕人不知道朱先生的脾氣，一下子點了八個菜，惹得朱先生很不高興，讓他打包拿走，他還不肯。結果朱先生自己打包，下午上課時提到研究所，分給了學生。通過這件事，我更加親近朱先生，為他的勤儉作風所折服。不熟悉朱雷先生的時候，總以為這么著名的學者一定會有架子，有了接觸后才發(fā)現(xiàn)，他不僅一點架子都沒有，而且平易近人，非常好相處。

　　講座進行了好幾天，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興趣很濃。講座結束后，我請朱先生去銀川考察，他欣然同意。我們兩個坐長途班車到了銀川，在我的好朋友、寧夏考古所羅豐的安排下，考察固原須彌山石窟、固原博物館、西夏王陵和賀蘭山巖畫。在路上的幾天，頓頓飯都是路邊小店的生汆面片——揪面片煮熟，再放進去一些肉丁，味道非常鮮美。我們一人一大碗，朱雷先生吃得有滋有味，非常隨意，沒有一點大人物的派頭。如果吃米飯，也就是兩個菜，夠吃就行。記得考察完賀蘭山巖畫，我們三個人要了半只雞、三碗米飯，就打發(fā)了一頓飯?？疾炱陂g，我們兩個人一直住一間房，他說開單間太浪費。記憶最深的，是去須彌山石窟考察。司機師傅把我們送到門口就離開了，我們自己參觀?？催^大佛寺，我們走到一座山前，山很陡，連滾帶爬、手腳并用才登上去，結果山上卻什么都沒有，但是空曠的洞窟前蚊子超多、超肥，直往臉上撲，咬得我們倆身上全是紅疙瘩。司機師傅在外面等得著急，就開車進來找，發(fā)現(xiàn)我們兩個還在石窟外瞎轉悠，趕緊送我們去參觀須彌山最好的洞窟。參觀結束時，已經是滿天繁星。等我們走出來，在昏暗的燈光下，石窟管理員鎖上了大門。在回程的路上，只有我們這孤零零的一輛車，在溝壑漆黑的山間公路上奔馳。時隔多年想起此事，由于我的失誤，讓朱雷先生受了那么多罪，喂了蚊蟲那么多血，還是覺得挺對不起他的。

　　朱雷先生已經去了西方凈土世界，但是他留下的點點滴滴記憶，還留在我們的腦海中。

　　愿朱雷先生一路走好。

    （作者：鄭炳林，系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