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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劉家和先生在家中寫作。圖片選自《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

《古代中國與世界》 劉家和 著

　　編者按：

　　《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一書是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師范大學資深教授劉家和先生92年學術人生的自述，由國家圖書館“中國記憶·學者口述史”中心組織采訪、整理成書。

　　劉家和先生出生于1928年，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國難臨頭，親歷山河破碎之痛，立下“學術報國”之志。輾轉求學，先后考取江南大學、南京大學、輔仁大學，畢業(yè)留校，傳道、授業(yè)、解惑，桃李滿天下。該書不僅展示了一位博通古今、融貫中西的歷史學家的學術人生，記錄了一位視學術為生命的學者獨特的為人為學為師之道，也以大歷史中的個人視角，反映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

　　歷史歸根到底是要由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來書寫的；如果歷史都是由后人來書寫，沒有親歷者和見證人留下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佐證，難免會有主觀判斷抑或杜撰成分。口述史學通過對歷史親歷者和見證人的訪談，記錄留存于他們腦海的歷史記憶，可以保存珍貴的歷史資料。在所有歷史親歷者和見證人中，學者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他們是人類文明自覺的創(chuàng)造者、記錄者和傳承者，是人類文明向新的更高層次發(fā)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往往具有較為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良好的表達能力，其口述資料彌足珍貴。而《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正是這樣一部內涵豐富、結構精巧、思想深邃、引人入勝的口述史力作。

個體生命中折射出的時代氣息

　　在一個人的生命歷程中，一般情況下，都會經歷重大社會變革，從而在其個體生命中折射出時代氣息。劉家和先生當然也不例外。與常人不同的是，劉先生以90余歲高齡，不僅經歷的事情可能比常人更多一些，而且作為歷史學家，對于所經歷的歷史事件和情感體驗有著更深刻的理解和思考。通過他所經歷的事件或所接觸的人物，可以感受到歷史學家的獨特視角?？梢哉f，劉先生口述史中所提到的事件或人物，既是真實的，又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后而選擇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劉先生出生于南京市六合區(qū)，那時六合還是南京附近的一個縣城?？墒牵捎诰o鄰大城市，交通比較便利，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遷正悄然地改變著他家鄉(xiāng)的社會生活。那個時候，西方資本主義已經滲透到六合。劉先生的家鄉(xiāng)，已經用上了煤油和電燈；六合與南京之間，已經開通了輪船。劉先生的親戚中，有人到上海炒股票和期貨。劉先生小的時候，還經歷了抗日戰(zhàn)爭，他目睹了南京大屠殺發(fā)生時的悲慘情景，許多無辜百姓抱著一捆稻草跳入長江逃命，卻被淹死。上小學的時候，他還經歷了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一些同學被打死。所有這些，都是中國社會近代化和戰(zhàn)爭年代的一個縮影。

　　民國時期中國的知識分子到底是什么形象？劉先生在回憶中，為我們提供了很多知識分子的具體形象。其中，汪海秋先生就是比較典型的民國時期小知識分子形象。汪先生頗有才學，家境貧寒，兩個兒子都讀不起書，家里的蚊帳破得都不能擋蚊子，卻能怡然自得，安貧樂道。

　　在江南大學時，唐君毅先生和妹妹唐至中先生都對劉先生十分器重，關懷備至，對劉先生的學術和人生有重要影響。1948年3月15日，學校正組織學術講演，在公益中學簡陋的禮堂里面，忽然聽到一片倒塌聲，現場頓時就亂了。講臺上的先生們因為離前面的門比較近，很快就跑出去了，可是學生們一下子就擁擠起來。這時，唐先生卻不走，他穿著大褂在那里指揮，直到倒塌聲停止了，有工人過來幫忙，他才出來。劉先生說，唐先生講的雖然是西方哲學，踐行的卻是王船山的儒家精神。類似這樣的事情還可以舉出很多。

學術品格的形成，學術精神的培養(yǎng)

　　對于學者而言，學術史在其生命歷程中自然非常重要。所謂學術史，不僅是學者本人的學術經歷和學術成就，還包括其學術精神的發(fā)育和成長，學科或專業(yè)的發(fā)展線索。通過學者口述史，可以大致了解一個學科或專業(yè)的發(fā)展脈絡。劉先生的口述史，將學術史寓于生命史之中，為我們展示了一位學者的成長過程，展示了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發(fā)展變遷，特別是中國世界古代史學科不平凡的發(fā)展歷程。

　　劉先生的學術啟蒙于幼年時期，一開始進的是私塾。他所以能取得如此突出的學術成就，與其良好的傳統(tǒng)教育、深厚的國學根基密切相關。由于他天賦優(yōu)異，記憶力過人，自幼熟稔傳統(tǒng)經典，掌握了很多學術典故。中學時期，時霖先生講國文，就引起劉先生對詞源學的興趣。在江南大學時，劉先生聽馮振先生講文字學；錢穆先生講中國史，提出要研究先秦諸子，必須有清代學術作基礎。經過時霖先生、錢穆先生、馮振先生的指導啟發(fā)，為他今后的學術道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轉學到南京大學以后，從劉永岳同學那里，他知道了南大的歷史，知道史學界有“南柳北陳”，南方是柳詒徵先生，北方是陳垣、陳寅恪先生，他的視野更加開闊。

　　對于中國世界史學科的建設與發(fā)展，劉先生在其口述史中，也為我們理清了一個大致發(fā)展線索。中國世界史學科建設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翻譯、模仿到自主創(chuàng)新的艱難探索過程。對此，劉先生在書中有多處表述。大學畢業(yè)后，劉先生在北師大當助教，李飛先生講世界古代史，參考何炳松先生的《歐洲中古史》。劉先生一看，何先生的書參考了美國學者魯濱遜的《歐洲通史》。魯濱遜提倡新史學，梁啟超先生也講新史學，為什么叫新史學？這是針對德國蘭克史學說的。他們認為，歷史學不應該只研究政治、經濟、外交等，還應該包括其他學科。

　　在劉先生看來，實際上這不是什么新鮮事物。《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都是專門史。真正的新史學是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當時，中國史學的發(fā)展方向，一個是西方人搞的外國史學研究，新中國成立前叫西洋史；一個是新中國成立后向蘇聯學習，叫世界史。我們講的世界史，其實是西洋史，西歐中心論。這樣的新史學，當然是中國人難以接受的。然而，這卻是中國史學界面臨的一個現實問題，必須做出回應。

　　由此可見，劉先生的口述史，敘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學術經歷，而且從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近代學術不平凡的發(fā)展歷程。

七十年學術研究、探索的思想結晶

　　在史學界，由于個人的學術素養(yǎng)和學術興趣，歷史工作者大致可以分為偏思辨或偏重考據兩類，而劉先生可以說是國內少有的兩方面都有深厚造詣且有突出貢獻的一位學者。對于學術研究，劉先生提出“三大張力”：一是中西方比較研究的張力；二是哲學與語言學，深度與廣度的張力；三是“有用之用”與“無用之用”的張力。這“三大張力”，也是劉先生的學術研究的經驗總結，是在前輩學者的精神滋養(yǎng)下、通過個人努力而逐步形成的。

　　在江南大學時，唐至中先生講國文課，給同學們講《荀子·天論》。在《天論》中，荀子講：“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痹谲髯涌磥?，大自然的運行是有一定規(guī)律的，要把自然界的客觀規(guī)律與人類社會的發(fā)展狀況區(qū)分開來。人要效法天，人只要勤快，天就不能讓你窮；人要是懶，天也不能讓你富。再如她講《莊子·逍遙游》：“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边€有小蟻、麻雀、蜩、學鳩這些很小，這就存在大和小的關系。又如，列子御風而行，覺得能騰云駕霧，其實是有條件的，還是有所待的。其實，所有的一切都渺小，都有待。這對于青少年時期的劉先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智慧的啟迪。

　　牟宗三先生講邏輯學時，他從邏輯概念講起。概念要從定義講起，什么是定義，什么是分類，怎么判斷概念的類，判斷也有各種形式。他還講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這好比是“一把刀”，培養(yǎng)人的思維習慣，必須有哲學的思考，必須要有邏輯的能力。還有，唐君毅先生講哲學概論，特別是唐先生講斯賓諾莎和黑格爾，使劉先生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他以后的史學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可以說，他之所以能站在歷史研究的最前沿，提出常人不易發(fā)現、不去思考的學術問題，都與他具有良好的哲學素養(yǎng)有關。

　　在學術研究中，博與專的關系非常重要，兩者既相互矛盾，又辯證統(tǒng)一。20世紀80年代，劉先生到美國訪學，接觸到美國科學史家?guī)於鞯摹侗匾膹埩Α芬粫?，對其學術思想頗感興趣。他認為，在學術研究中，的確存在張力問題。庫恩講的“張力”，《中庸》里有，《孟子》里面也有。《中庸》講：“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都是張力。孟子也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只有在博學的情況下，才能發(fā)現問題，才能專，這里就有張力。

　　歷史研究中有一個問題不容回避，就是歷史的主觀性和客觀性。過去西方人是站在西方的角度寫世界史，充滿了偏見，中國在世界史中沒有地位。那么，我們中國學者寫世界史，能不能做到客觀？究竟應該如何正確對待“西方中心論”？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劉先生說，史學家能不能沒有自己的觀點而純客觀地書寫歷史？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中說，現代人類最好能夠放棄主觀，人類要是能到月球上去看，就可以做到客觀了。劉先生則認為，人類要是真到了月球上，就會站在月球的立場上來說話，不會沒有立場的。真正的人，都是現實的人，人們研究歷史都是有目的的，就是為現實服務。

　　劉先生說，當我們這代人剛開始從事世界史教學與研究時，都嚴重地感覺到，世界歷史是以西方為中心的“西方中心論”。黑格爾是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但是，他主張“西歐中心論”，中國人看了，也是不能認同的黑格爾不是代表世界精神，他是代表日耳曼精神。在他的史學觀里，中國注定就是要成為西方的殖民地，一個征服對象。因此，劉先生也向當代中國史學工作者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說：

　　中國人要為自己的歷史證明，證明自己存在、生存的理由是必要的，否則就是自暴自棄。我們中國人不是自暴自棄的一個民族，在歷史上是作了很多貢獻的，對世界民族都有貢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還有另一方面，歷史是一個問題，從來需要多視角來看。蘇東坡的詩《題西林壁》是這樣寫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闭嬲J識一個世界，怎么能只有一個視角呢？中國的地位、中國的作用，這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是有責任的，是有使命的，要為中國說話，要向世界作貢獻的。我們要貢獻自己的角度，貢獻自己的經驗教訓。

　　劉先生說的這些，可以說是他逾七十年學術研究、不斷探索的思想結晶。作為史學工作者，我們有責任講好自己的歷史，在世界舞臺上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這是老一代歷史學家的孜孜追求，也是中青年歷史工作者的一份責任。

寓真情于質樸之中，大愛成就大業(yè)

　　學術研究是一種理性思考，但是，這并不是說，學者可以不要情感，完全從情感中超脫出來。一方面，學者也是人，凡是人不可能沒有情感；另一方面，情感是滋養(yǎng)人的精神的，學術史上許多名著都是飽含深情的嘔心瀝血之作。在我看來，劉先生能取得如此杰出的學術成就，是與他對親人、對老師、對學生、對朋友真摯的感情密切相關。對曾經教育和指導過自己的老師，劉先生更是感恩在心，在他的口述史中，許多章節(jié)都以老師為題，實際回憶老師的內容還遠不止這些。正是這份真摯的感情，使他不遺余力地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之中，正所謂大愛成就大業(yè)。在劉先生的口述史中，這樣的例子隨處可見。

　　總之，通過劉先生的口述史，我們看到了一位學者的精神發(fā)育史，聰慧的天賦，真摯的情感，勤奮的態(tài)度，敏捷的思維，深刻的思想，謙虛的品格。其中供人借鑒和學習之處可以說比比皆是，諸如學習方法、教學方法，學術方向的選擇和學術研究的途徑，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學術品格的形成和學術精神的培養(yǎng)等?？梢哉f，閱讀《麗澤憶往——劉家和口述史》，我們不僅可以獲得豐富的精神滋養(yǎng)，而且是享受一場純潔而又高尚的精神洗禮。

　　（作者：全根先，系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中國記憶資源建設總審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