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另一個好社會的競爭模式，而且，他們未必愿意看到的是這個好社會競爭者來自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中國。

作者： 知名媒體人 肖郎平

當羅斯福提出“免于饑餓和恐懼的自由”時，像他這樣深陷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優(yōu)越感的白人精英，大概做夢也想不到會面臨雙重挑戰(zhàn)。

一方面，號稱富庶的美國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反貧困中竟然成效稀疏；另一方面，作為世界最大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卻后來居上，成功實現了這樣偉大的夙愿。

中國不但擊潰了“誰來養(yǎng)活中國”的妖魔化言論，而且把自己的人民養(yǎng)得越來越好，擺脫貧困，實現全面同步小康。

中國反貧困的巨大成就，無疑將改變世界強國、大國之間關于社會公平的政治話語分配，成為建設好社會的模式選項中新的競爭者。

對發(fā)展中國家來說，中國脫貧經驗無疑是本世紀贈送給全人類最好的禮物。

超越千年小康夢想

小康和大同是傳統(tǒng)儒家社會提出的兩大社會夢想。

什么是小康呢？

這個詞源出《詩經·大雅·民勞》，“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讓老百姓稍事休息而已，按其本意要求并不高。

那么，社會發(fā)展到今天，我們所指稱的小康社會又指什么？政治學者在比較研究后指出，鄧小平“小康社會”概念超越了傳統(tǒng)。

1979年12月6日，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鄧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紀末我國達到小康社會的構想。

“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四個現代化即使達到了某種目標，我們的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水平也還是很低的。要達到第三世界中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比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1000美元，也還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達到那樣的水平，同西方來比，也還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說，中國到那時也還是一個小康的狀態(tài)?！?/p>

如果以世紀之交為分界點，那么，中國用了20年時間建設小康社會，又用了20年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從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至今，僅不到8年的時間。

一般來說，隨著經濟體量增大，越往后速度越慢。然而，實踐證明，在實現小康社會的道路上，中國跑出了加速度。

從社會分配來說，2010年前后中國貧富分化加劇出現基尼系數不斷擴大的現象，甚至出現了多年不公布該數字的情況。

全球歷史經驗都表明，扭轉貧富分化趨勢談何容易，可是中國做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將分配的天平向普通民眾傾斜，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yōu)越性的一次生動體現。

就連“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感嘆：“毋庸置疑，近40年來中國奇跡一般的飛速發(fā)展為其人民創(chuàng)造了過去4000年歷史都無法比擬的福祉?！?/p>

100年前，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邁出了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步伐，一條紅船穿越歷史的滔天巨浪劃向光明的未來。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離開西柏坡。毛澤東望著遠處連綿雄偉的太行山，對周恩來意味深長地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這個向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兌現了。“我將無我，不負人民”，歷史將記錄這一刻的好成績。

不只是擺脫絕對貧困

中國歷史性地擺脫了絕對貧困，這是一個空前的奇跡。然而，事實上，以今天中國脫貧的標準來說，這個成就實際上被低估了。

無論是就中國歷史作縱向比較，還是以聯合國及其他國家標準作橫向比較，這絕對不是僅僅擺脫絕對貧困而已。

絕對貧困的定義是僅僅著眼于基本物質生活的角度來說的，按照生物學標準把基本需要折算成貨幣預算。

1978年，錢納里在世界銀行發(fā)布的第一本《世界發(fā)展報告》前言中指出，“8億人口繼續(xù)陷入我稱之為的絕對貧困中：一個以營養(yǎng)不良、文盲、疾病、骯臟的環(huán)境、高嬰兒死亡率和低預期壽命為特點的生活條件，這個定義顯然是廣泛的，涵蓋了多維度的剝奪，但具體數字是以經濟資源衡量的貧困為基礎的”。

然而，我們都知道，中國脫貧標準是“一達標兩不愁三保障”，即收入達標，吃穿不愁，住房、教育、醫(yī)療三保障，有些省份還要加上安全飲水這一項基本保障。也就是說，實際上是以消除多維貧困為工作評價依據。

有的人說中國貧困標準低，一方面，不了解實際情況，簡單以貨幣數字來代替實際脫貧標準；另一方面，即使以貨幣數字為標準，世界銀行也明確指出中國標準高于世行標準。

以我所在的貴州省為例，好幾年前，貴陽市和貴安新區(qū)經濟條件相對較好，都提出了高標準脫貧的工作要求。原因在于，如果按照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為標準，當地就幾乎找不到貧困對象。中央明確指出不能擅自提高脫貧標準之后，地方政府的提法統(tǒng)一了，但相對貧困家庭的穩(wěn)脫貧工作還要繼續(xù)。

有的地方，明明家里有一座兩三層嶄新的大房子，僅從房子外觀來看就知道不屬于貧困對象。然而，門口赫然掛著貧困戶信息卡。說起原因，基層干部也無奈，驗收組說家里沒有自來水就沒有達到“安全飲水”這條標準，必須列為脫貧對象。

10月份，我剛從原本是貴州最窮的麻山回來，又有新的感慨。政府按最高標準補助3.5萬元為一個低保戶家庭重建房子，這點錢當然不夠，村干部幫忙建房的8000多元勞務費暫時欠著，當家的中年男人自己賒賬買了6900元的門窗。而幫扶當地的私企，無償援助他建起了第二層。全年低保金加公益崗位收入超過3萬元，地板光潔，入戶換拖鞋，家門口擺了50多盆杜鵑花，完全是小康人家的模樣。

我們無法想象，一個低保戶的生活可以如此幸福，即使是歐美也難做到。而基層工作人員為貧困家庭墊資施工，私企為貧困家庭無償援建住房，在西方國家看來這是更加難以想象的。 

好社會的競爭

約翰·加爾布雷斯被稱為繼凱恩斯之后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如果從關心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說，確乎如此，他絕不是不問世事的書齋學者。

加爾布雷斯也被稱為美國第一個關注新型貧困的經濟學家，在那本名字頗有諷刺意味的《豐裕社會》一書中，他用睥睨全球的語氣寫道，貧困幾乎貫穿人類歷史，近代史上歐洲人居住的一個小角落出現了例外，可是和整個人類歷史相比而言仍微不足道，“在這里，特別是在美國，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豐?！薄?/p>

然而，僅僅幾年之后，邁克爾·哈靈頓在《另一個美國》揭露了多達四五千萬美國人陷入貧困的事實?！安徽撌窃诘懒x上還是在正義層面，每個美國公民都應當致力于根除另一個美國的貧困，因為在世界上如此富有的國度中，出現這樣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難是不能容忍的?！?/p>

據說，哈靈頓的書影響了肯尼迪并促使后者在1964年下決心發(fā)起一場“無條件的戰(zhàn)爭”—反貧困。

然而，美國不僅沒有解決國內窮人的問題，也沒有如加爾布雷斯充滿布道者情結所期望的那樣，消除地球上的窮人的問題。

直到今天，美國還有4000萬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1800萬生活在赤貧中，有530萬人相當于第三世界的赤貧階層；而貧困發(fā)生率，則依然徘徊在12%~14%左右，和反貧困戰(zhàn)爭之初相比毫無變化。

美國著名智庫傳統(tǒng)基金會的“貧困與不平等”一欄標題下，有這樣一句話，“如今，美國的福利支出是19世紀60年代的16倍，但聯邦貧困率幾乎保持不變?！?/p>

上世紀80年代，哈靈頓回顧20多年的反貧困歷程發(fā)出這樣的感慨：“向貧困開戰(zhàn)以來的歲月表明，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社會里，貧困，甚至饑餓，根源于我們的結構、我們的制度、我們做事的常規(guī)方式?！?/p>

距離80年代又過去快40年了，假如哈靈頓再度審視美國尤其是反顧中國脫貧成就時，他對這番感慨也許會別有滋味在心頭。

的確，在東方地平線上出現了另一個好社會的競爭模式，而且，他們未必愿意看到的是這個好社會競爭者來自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國家—中國。

加爾布雷斯低估了貧困的嚴重性，僅僅將美國存在的貧困問題分為個人型貧困和孤島型貧困，這似乎不影響他夢想中的人道的好社會。作為對比，中國建成小康社會“一個都不能少”，一個民族都不能少。作為中國人，無論你是殘疾的個體，還是身處資源枯竭的孤島區(qū)域，沒有人會被落下，更別說是一個地區(qū)。

加爾布雷斯對貧困的批判也不夠徹底，不是基于窮人的權利遭到侵犯乃至社會分配制度出了問題，只是認為這在現代美國太丟臉。他提出，在好社會里決不允許有人挨餓受凍。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經濟為好社會之本。經濟決定論是一個無情的力量。好社會的經濟體制應使所有的人受益”。

中國的經驗表明， 經濟只是解決貧困的基礎，但經濟決定論是無情的借口，政治制度才是關鍵。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深層次邏輯決定的，而不像西方寄希望于利益集團良心發(fā)現。

當西方經濟學家不得不承認福利國家解決貧困的失敗時，超越資本主義和帝制傳統(tǒng)的中國道路，正在形成。

2018年4月26日，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在《華爾街日報》撰文稱，20世紀政治競爭的核心是建立在對立的世界觀上，而到了21世紀，競爭則是發(fā)生在有相同基本目標的不同版本之間。雙方都承諾經濟增長和共同繁榮，而中國的崛起證明，中國模式是一個可替代的選擇。 

人類的禮物

無論是把反貧困當成落實聯合國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也好，還是把反貧困當成內部的公平正義也好，反貧困并不容易實現。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執(zhí)行過長達十年的“縮小差距”（Closing the Gap）計劃，而目標都落空了，甚至倒退了。這也再次說明，加爾布雷斯在消除饑餓方面的“經濟決定論”認識是錯誤的。

發(fā)達國家，而且是人口不多的發(fā)達國家，在脫貧上無功而返。相反，中國擁有14億人口，但提前十年完成聯合國確立的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目標中的兩項最重要任務—消除貧困和饑餓。

毫無疑問，中國改革開放以來8億人口脫貧是獻給世界和平發(fā)展的最好禮物，而中國為全球反貧困提供的經驗則是獻給人類的另一個最好禮物。

就在今年9月22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的故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貴州的實踐”專題宣介會在貴州舉行。專題宣介會以“決戰(zhàn)脫貧攻堅”為主題以線上和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來自拉美16個國家、70多個政黨和政黨組織的200多名領導人通過網絡視頻連線參會，部分拉美國家駐華使節(jié)現場與會。

貴州曾經在全國人均GDP中長期排名倒數第一，如今上升到第26名，自然地理素有“地無三尺平”之說。然而，2015年在西部率先實現縣縣通高速。拉美駐華使節(jié)代表團團長、烏拉圭駐華大使費爾南多·盧格里斯此行印象最深的，就是貴州完善的基礎設施，尤其是發(fā)達的路網，“我們在這個遍布崇山峻嶺的地方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隧橋工程，這能為人們帶來更多公平發(fā)展的機會”。

盧格里斯感到驚嘆的還有，一個過去貧窮的省份借助科技取得巨大發(fā)展，這是傳達給世界的積極信號?！俺藗鹘y(tǒng)產業(yè)創(chuàng)新外，生態(tài)旅游、環(huán)境保護新舉措以及包括大數據在內的高科技應用都值得我們學習?！?/p>

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主席、拉美政黨常設大會主席亞歷杭德羅·卡德納斯對中國在扶貧成績表示欽佩，認為只有制定科學政策并加以落實，消除貧困才有可能成功。

美洲基督教民主組織主席胡安·拉托雷對打通連接農村公路“最后一公里”的做法印象深刻，“只有執(zhí)政黨具有強有力的執(zhí)政力并出臺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才能實現有效脫貧。這非常值得拉丁美洲國家學習借鑒”。

毋庸置疑，將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到中國或者貴州等省份學習脫貧經驗。如果世界能夠拋開意識形態(tài)之爭，就一定會借此重新認識政治之善。

世界銀行是開展全球貧困測量和監(jiān)測最早的國際組織。半個世紀前，世界銀行憂心忡忡地發(fā)現，增長是不利于窮人的。半個世紀來，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發(fā)達國家沒有能力改寫這個結論。2017年12月15日，聯合國極端貧困和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菲利普·奧爾斯頓說，在美國，“如果你出身貧困，那么猜猜看你的結局會怎么樣？無法擺脫貧困”。

而中國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貧困戶，成了總書記最牽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