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讓“愛國主義”這個詞又一次站上了風口浪尖，一方面是民眾的愛國熱情不斷高漲，另一方面也有人指責某些行為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事實上，長期以來對于“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三個概念，大眾的認識比較模糊，甚至一些媒體也會混淆三者的區(qū)別。

為此，觀察者網采訪了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潘維，為我們深入淺出地解析這三個概念，以及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地弘揚愛國主義。

【采訪/觀察者網 戴蘇越】

觀察者網：“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這三個詞是我們平時經常會看到、用到、討論到的概念。然而大眾對于這三個名詞的確切含義和感情色彩往往認識得并不準確，甚至很多媒體的文章中都會出現混用、錯用、相互替換的情況。您能否用比較簡短通俗的語言為大家理一理這三個“高頻詞”。

潘維：我先從“民粹主義”這個詞說起吧。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義這個詞是比較負面的，其實，“民粹”的英文是populism，即“大眾主義”、“平民主義”，它的反義詞是elitism，即“精英主義”。這兩個詞都是中性的。

之所以在中文里我們把它翻譯成“民粹主義”，是因為當年俄國革命時期有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叫“平民黨”，或者叫“大眾黨”，而列寧站在激進的共產黨人立場上批判這個政黨，當年我國在翻譯列寧著作的時候不好翻譯成列寧反對平民、反對大眾主義，因為我們國家的共產黨人始終實行的是群眾路線，所以怎么翻譯這個字，不讓列寧和毛主席“打架”呢，翻譯者就借用了“納粹”的“粹”，把populism翻譯成了“民粹主義”。

我認為，“民粹主義”這個詞放在今天來指代“平民主義”是不妥的，應該棄用。因為這個詞的流行容易讓很多人望文生義，把平民主義、大眾主義和“納粹”帶有的感情色彩聯系在一起，進而指責西方今天發(fā)生的民眾反抗，大眾抗議運動，或者是很容易讓今天的中國人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誤解如今在西方國家普遍發(fā)生的民眾抗議運動，甚至會出現自己本來是個平民主義者，卻攻擊別人是“民粹主義”的現象。

目前我還沒有發(fā)現黨政文件中使用“民粹主義”這個詞，可見官方對于這個詞的使用還是非常謹慎的。

歐洲的民眾集會（圖片來源：網絡）

然后我們談談“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源自于我們對于家鄉(xiāng)、親人的愛，我們都會有那種“故土難舍”的情感，愛我們的村子、愛自己的縣、離開故鄉(xiāng)后愛自己的省，最后擴展到當你走出國門或者與別的國發(fā)生關系的時候，開始懷念和熱愛自己的國家。愛國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都被認為是一種非常體面而高貴的情感，這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以鄰為壑、為了自己民族、國家的利益不惜犧牲他國、他民族的利益，這就變成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是一種自私的愛國主義。

雖然今天我們把“民族主義”視作是比較負面的詞語，但是我們也應該將歷史上的民族主義和今天的民族主義嚴格區(qū)分開來。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原先在中國不分，它在近代源自西方“民族至上”的思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中包括民族主義，他說：“民族主義就像一根扁擔，一邊挑著的是民生，一邊挑著的是民權。”在英文中，國家和民族都是“nation”，因此nationalism這個詞其實就是國家主義、人民主義，國民黨的英文也是“nationalist party”。

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時代，民族主義是一個正面的詞語，但是特別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民族國家的建立基本上都完成了，這個時候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區(qū)分開了：民族主義是一個貶義詞，愛國主義是一個褒義詞。

因此，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往往宣稱自己是“愛國主義者”但諱言自己是“民族主義者”，前段時間特朗普公開表示自己是民族主義者而遭到了整個歐洲的反感——歐洲正在朝一個超越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實體發(fā)展，強調整個歐洲的整體認同，因此民眾對于“民族主義”極其敏感。

最后，我想再補充一下，在西方政治中左派的要降低市場的作用，而右派要恢復市場的作用，他們之中也各自有左右之分：班農、特朗普這樣的人就代表右翼的平民主義，桑德斯就代表左翼平民主義，希拉里就代表了左翼的精英主義，而精英主義的右翼代表是華爾街大資本。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愛國主義應該是一個體面而高貴的褒義詞。然而很長時間以來“愛國主義”每每在網絡上被人當做貶義詞，甚至用“愛國賊”這樣的詞語來攻擊對方，“愛國主義是流氓最后的庇護所”這樣的話也在網絡上大肆流行。您對此怎么看？

潘維：把愛國者當做“賊”，這在任何國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行為，在任何國家都會遭到民眾的唾棄。我認為把愛國作為一個罪名來罵人是一種極其不好的社會風氣，罵愛國者是流氓的人實際上是真正的流氓，或者說，這種說法在今天的中國是一小撮自認為聰明的文人耍的流氓行為。

如果我們仔細來分析，這樣的風氣在中國其實是有歷史土壤的。中國在近代以來一直落后，所以崇洋媚外成為了一種歷史的留存，進而成為了一支很強大的思維模式和勢力，早年間就有“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這樣的說法。這些人不能夠客觀看到中國人自己的進步和人民的努力，認為中國先天事事不如外國，要生存就得依賴外國的施舍，認為在任何對抗中都不可能以相對落后戰(zhàn)勝先進。這種想法走向了極端，就誕生了汪精衛(wèi)這樣的人。

在“汪精衛(wèi)”們看來，落后的中國怎么可以戰(zhàn)勝日本呢，所以我們只能投降，日本人要什么我們給什么，才能保存自己，免遭滅頂之災。反之，如果選擇抵抗，就是狂妄自大、自不量力，是“害了我們中國人”，是“國賊”。這在當時就形成了這樣一股重大的政治勢力，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部跟著汪精衛(wèi)的人很多，不是一小撮，甚至在一批民眾中間也構成了偽軍的基礎，偽軍的數量幾乎和國軍一樣多。

汪精衛(wèi)在1939年發(fā)表演講（圖片來源：網絡）

好在這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了誕生成批“汪精衛(wèi)”和“偽軍”的土壤，“愛國賊”這樣的稱呼也在網絡上越來越不得人心。就像十幾年前、幾十年前網絡上的“逆向民族主義”大行其道，這種思想也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對于傳統文化的徹底否定，出了什么問題都是咱們祖先忒混蛋，而西方人的一切都代表先進、文明、進步，這種對于祖先系統性、全面性的否定放在全世界范圍內都是非常罕見的。

不過，我們也應該警惕，近些年來，由于經過了百年的奮斗，中國人確實站起來了，又有人把這也歸結為“還是咱們的祖先好”，認為我們的傳統、舊的東西都是對的，我也不是特別贊同這樣的說法。正確的態(tài)度是客觀看待我們的成績和我們的困難，用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有困難解決困難。歷史證明，雖然這個過程犧牲很大、曲曲折折，但是總體來說，我們中國人走得不錯。

觀察者網：您認為在實踐中我們應該如何正確弘揚積極的愛國主義和抵制“賣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潘維：正如我一開始所說，愛國主義的反面是賣國主義，而愛國主義走向了以鄰為壑的自私就成了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進一步發(fā)展為對他國的欺凌就變成了帝國主義。

我認為目前我們對于愛國主義、國際主義這樣積極的概念弘揚不夠，而對于賣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反擊水平不高，除了我們剛才討論到的詞匯含義的混淆以及我們對于西方政治運動的誤解之外，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不是特別明白這些事情是需要拿出來討論的，理越辯越明。

我們不能懼怕“汪精衛(wèi)”，或者說對于“汪精衛(wèi)”式的言論不能一封了之，相反，出了汪精衛(wèi)，我們的抗日戰(zhàn)爭就好辦了，我們就知道了哪些人不是我們團結的對象，而那些可以團結的對象又可以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的統一戰(zhàn)線就容易形成了。

所以說還是得讓大家在討論中明辨是非，官方輿論固然肩負著引導正能量的職責，但是我認為認識問題需要在爭論中解決，思想問題需要思想斗爭來解決。

觀察者網：過去，當中國與其他國家發(fā)生摩擦和糾紛的時候，中國的國民習慣于用“抵制”的方式來支持國家，而這次中美摩擦也有很多老百姓喊出了“抵制蘋果”的口號，您對這種抵制怎么看？

潘維：數年前，由于中日釣魚島爭端，中國老百姓再一次喊出了“抵制日貨”的口號。這種抵制的思維最早可以上溯到五四時期——

日本“接管”德國在中國膠東灣的殖民地，中國沒能得到這個權益，日軍早就占領了。所以五四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口號就是抵制日貨，可是人家是軍隊把你的土地占領，占領了十幾年，直到抗戰(zhàn)爆發(fā)之前進出山東如入無人之境，這個時候中國人抵制日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抵制日貨”是當時的中國人作為弱者無奈的選擇。

而且這種抵制的效果也是極其有限的，參與其中的也只是一小部分人。就像前幾年中日關系緊張，一邊國內喊抵制日貨，另一邊由于人民幣升值，一群人還專門去日本掃貨。

不僅如此，今時今日的中國，在全球產業(yè)鏈上的位置已經發(fā)生了改變，從當年的帝國主義工業(yè)品的傾銷地變成了工業(yè)商品的輸出地。我們現在是處于弱勢，但也不像五四運動的時候那么弱了。因此，面對和別國的摩擦，我們的心態(tài)應該更加強勢一些。抵制不是唯一的途徑。其實，貿易戰(zhàn)打起來以后我才第一次用蘋果手機。

富士康蘋果手機生產線（圖片來源：網絡）

但是，說到抵制，事情不能一概而論，現在有人借著“抵制蘋果”來批評老百姓的愛國熱情，他們忽略的一點是，今時今日，美國人也在大范圍的抵制中國貨?，F在是美國變成了弱勢心態(tài)，如果說中國人抵制美國商品還算是群眾自發(fā)行為，中國政府對于貿易依然是敞開大門，而美國卻是政府發(fā)文件抵制中國貨。

今天我們的自信心、大國心態(tài)讓我們處變不驚，對于貿易戰(zhàn)，全國范圍內國民的情緒都還比較平和，而美國那種類似于麥卡錫主義的戰(zhàn)爭動員已經開始了，整個知識界，包括我們接觸到的一些美國老師都不敢說話了，甚至都跟著美國政府的調子說幾句“中國政府是太強硬了”——美國已經形成了這個氣氛。相對于美國來說，中國反而要更平和得多，沒有那么強的反美情緒。

因此，我們總體上的態(tài)度應該是冷靜和對等：如果美國準備讓“中國造的產品一律滾出美國市場”，如果我們要抵抗的話，也不能排除對等的抵抗，我們的人民在這個時候也會和國家站在一起。但是到今天為止，美國人依然大批地買中國貨，中國人當然也可以買美國貨。中國的強大在于對等，就像孫中山說的，我們要聯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百年前的五四運動，我們有了這個意識，但是沒有那個能力。今年是五四運動100年，而且還是在北大開始的，作為一個北大人我尤為感慨，經過百年的奮斗，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可以用一種更加強大而平等的心態(tài)和戰(zhàn)略，來處理世界性的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我對此還是抱有很強信心的。

潘維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