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的一個月內，社會捐贈款物價值都超過了各級政府下達的財政資金。民間力量異乎尋常地釋放，再次讓我們看到“中國奇跡”。

　　縱觀歷史，中華民族，從來都不缺少慈善的傳統(tǒng)?！梆囌呤持?，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的商湯賑恤饑民開辟先河，春秋時，“善人”路邊設食，入魏晉，佛教寺院慈善興起，悲田、福田思想始為流傳。及宋代，范仲淹等開辟“義莊”家族慈善，到明清，中原、江南同善會甚至成為民間慈善主力。

　　但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從來有兩個市場：一是官家的財政市場，二是民間生活市場。就慈善領域而言，官家肩頭也扛上“無限責任”，民間力量到了明清才在饑荒、疫情、戰(zhàn)爭不斷、政府無力及江南工商業(yè)發(fā)達的雙重歷史背景下成長起來，一批慈善家初成。

　　縱觀中國古代慈善，“國家救助”為主流，社會組織居弱勢。如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詔令天下設置孤老院，要求地方官府對“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yǎng)者，官為存恤”。

　　晚清后，融匯西學，“教養(yǎng)兼施”的慈善理念逐漸替代了“收養(yǎng)為重”的傳統(tǒng)，職能范圍擴展至社會公益事業(yè)。1882年，李鴻章上書《創(chuàng)設廣仁堂折》，除慈幼、蒙養(yǎng)、敬節(jié)屬于傳統(tǒng)慈善事業(yè)的內容以外，其余幾項均屬于新創(chuàng)，尤其戒煙所的設立更具社會公益價值。

　　到民國，慈善組織有細分態(tài)勢，出現募捐機構、協調機構和實施機構，特別是其中的募集與實施相獨立預示著慈善組織管理的制度化。慈善經費渠道日益廣泛，不但各界參與，還出現了如義演、義賣、發(fā)行彩票、購買股票等等方式。

　　而在人們腦海中多為賑災捐款的慈善也完善到慈善救濟和慈善教育兩大類。前者為濟貧助困、賑災救荒等，后者為開辦習藝所、貧兒院、慈幼院等。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在救濟方面繼續(xù)擔當絕對主力，紅十字會和慈善會成為運行主體。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民間慈善機構數量和實力有所增長，但與社會要求還有不小差距。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yè)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系?！?

　　宏觀上，慈善作為社會的第三次分配可以彌補市場和政府第一、二次分配后留下的空間，微觀上，慈善組織的興起提高了組織效率的制度創(chuàng)新活動。這也代表著公民行為的成熟和作用增強。

　　不過，至今，《慈善法》未出，幾易其稿，爭論不斷，核心即是政府如何管理慈善機構以及到底是民間事業(yè)還是政府可以參與。如何形成疏通民間善心、資金和智慧貢獻社會的機制已經迫在眉睫。

　　目前的制度完善可以在下列方面進行，培育慈善組織的獨立法人資格、建立慈善捐贈稅收激勵機制、健全慈善組織的外部監(jiān)督與評估機制及現代職業(yè)化、專業(yè)化慈善組織。民營化、法制化、系統(tǒng)化、專業(yè)化應為慈善組織發(fā)展的大方向。

　　另外，國家應增加財政支持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力度，即便在發(fā)達國家，財政投入也是支持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重要資金來源。以英國為例，2004年其公共部門的投入占志愿部門收入來源的37%。

　　慈善絕不僅僅是捐款，它呈現出社會、市場和政府邊界的不斷變遷和相互關系。欲擴大慈善事業(yè)，根本上在于與時俱進，以規(guī)則制度調節(jié)這些邊界，各取所長，各盡其力。

（責任編輯：孫海衛(wè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