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富豪的行為方式正日趨成熟?！暗驼{”是一個關鍵詞。

　　前些日子，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到中國來推廣他們的“巴比行動”，希望通過他們的努力影響更多的富豪捐款用于慈善事業(yè)。此前，他們在美國“勸捐”的成績斐然。早前有媒體報道稱，“巴比行動”已成功勸說了40名美國億萬富翁，公開承諾捐贈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

　　盡管他們事先反復表示，此次中國之行只是一個飯局，“不勸捐”，但是富豪們面對豪門盛宴似乎無動于衷，甚至躲躲閃閃。一些受到邀請的富豪甚至公開表示不赴宴，即便是赴宴的富豪，也刻意選了中等收入階層青睞的座駕，悄然赴宴。

　　赴“巴比”晚宴固然榮耀，但是別忘了，他們這次是來勸捐的。鑒于倆人此前在美國的“業(yè)績”，這吃頓飯事小，萬一架不住勸，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畢竟，誰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

　　一部分有點仇富情結的人可能覺得中國的富豪有點不仗義，讓你捐點錢這么費勁，還藏著掖著的，簡直是為富不仁。

　　大部分中國人則把這事當成一個娛樂事件?！案毁F于我如浮云”，不排除有人是抱著一點幸災樂禍的心態(tài)在看熱鬧。

　　在我看來，以此次事件為鑒，中國富豪的行為方式正日趨成熟。“低調”是一個關鍵詞。

　　歐美富豪“低到塵埃里”

　　歐美國家里，真實的情況是富豪們想方設法躲著媒體和大眾好奇的目光。他們?yōu)榱瞬蝗侨俗⒛浚瑫M量放低自己的身段，甚至低到塵埃里。

　　作家保羅·福賽爾在《格調》里描述美國的頂級富豪們是“一個看不見的階級。他們的錢來源于繼承遺產。他們曾經喜歡炫耀和揮霍。后來，他們在媒體及大眾的嫉恨、慈善機構募捐者的追逐下銷聲匿跡了”。

　　他們不是一開始就把自己隱蔽得很好。在18世紀90年代，美國的富人們也流行虛張聲勢和炫耀自己。他們在自己的家里裝備奢華的仆人隊伍，出門帶上龐大的隨從，前呼后擁。那時候他們顯得很幼稚，生怕別人不知道他們是成功者。

　　但是造化弄人，他們慢慢學得世故，變得有心計了。大約在上世紀初，美國的富豪們開始收斂，慢慢從人們的視線中淡出。他們紛紛從紐約上城第五大道那樣扎眼的地方搬走，躲到遙遠的鄉(xiāng)下或者干脆出國，到希臘或加勒比海沿岸買個小島隱居起來。

　　金錢擁有呼風喚雨的能量，對普通人來說，有錢意味著有了一切。因此這個世界上再也沒有什么比擁有金錢更招人忌恨了。那一小撮最有錢的人無形之中因為金錢成了普羅大眾的眾矢之的，他們無論做什么幾乎都會受到指責。

　　更可怕的是當他們受到委屈時整個社會根本就不會有人同情，因為他們有錢，理論上擁有支配一切的力量，是強大無比的“超人”，所以理應享受這種高處不勝寒的孤獨。在這種情況下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逃離世俗的目光，盡量不引人注目，在日常生活中時刻提醒自己：公眾和媒體對自己的任何一次關注都是危險的。

　　全社會“勸捐”

　　更多的原因是制度層面造成的。實際上，如果一個富豪的表現引人注目，至少要付出更多的錢財。而且這種付出遠不像花錢消災那樣能一勞永逸。

　　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在資本主義的故鄉(xiāng)，政府經常扮演富豪的仇人。這是因為打壓富人能夠天然地獲得道德上的理由，從而最大限度地獲得社會大眾的選票支持。而且由于富人偶爾被“欺負”一下，他的相對痛苦指數遠遠低于窮人，不會像“欺負”窮人那樣會引起社會強烈反彈。一個直接的后果就是在大多數西方國家里，稅收政策往往不顧它自己標榜的中性立場和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針對富人征稅時有明顯的惡意侵犯和懲罰傾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對富人征收高額的遺產稅和財產贈與稅。

　　現代遺產稅起源于歐洲。1598年，荷蘭最早開征遺產稅。1696年英國頒行遺產稅法案，正式規(guī)范了遺產稅的課征對象和適用范圍，成為現代社會各國開征遺產稅的摹本。到18、19世紀之交，開征遺產稅成為整個西方社會的潮流，而且，普遍實行較重的稅率政策。美國聯邦遺產稅于1916年開征。后來美國為了防止富豪們逃稅，又開征了贈與稅和隔代遺產轉讓稅，并且與遺產稅使用統(tǒng)一的稅率。

　　美國的遺產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55%。不僅如此，據美國新頒布的法案，2011年起，美國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免征額將從每人350萬美元降至每人100萬美元。據專家測算，受其潛在影響的納稅人是現在的8倍之多。對于一筆500萬美元的遺產來說，如果財產所有人沒有在2010年12月31日24時之前咽氣，哪怕拖后一分鐘，就要多交200萬美元的稅。所以有美國人悲憤地說，美國國會正在激勵美國人去死。

　　除此之外，美國的慈善募捐機構專業(yè)化的運作也讓富人們頭疼。

　　美國的慈善機構眾多，慈善事業(yè)十分發(fā)達，管理和營銷也十分專業(yè)化。據統(tǒng)計，美國目前有超過100萬家慈善組織，有近300所大學提供非營利機構管理課程和本科到博士的學位。這些慈善機構聘請了大量的專業(yè)技術人才，也招募和培訓了大量的志愿者。他們每天都在試圖用登門拜訪、發(fā)郵件、投遞廣告等方式接近富豪階層，手段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目標只有一個：緊盯富裕階層，千方百計勸諭他們捐款用于慈善。

　　保羅·福賽爾對此有深刻的洞見：富豪們藏匿起來“尤其想逃離一個更為嚴重的威脅：福利基金會的乞討。那些身著三件套筆挺西裝的行乞者，總是成群結伙不屈不撓地打擾這些有錢人”。

　　試想，在這種氛圍下，富豪們如果沒有巴菲特和蓋茨那樣的底氣，只能像當年楊白勞躲債一樣東躲西藏，哪敢有一丁點的張揚?所以保羅·福賽爾調侃這種現象，在美國，“看不見的頂層”和同樣“看不見的底層”有的一拼，是一種“兩極相通”的狀態(tài)。最富的人和最窮的人生活在同一種壓力下，“他們分享著同樣的焦慮：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見諸報端?！保ㄗ髡?扈洪波）

　　(作者為某房地產集團董事會主席)

（責任編輯：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