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 郭巍青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胡泳

　　南北連線

　　南方問政記者 戎飛騰 李秀婷

　　網友通過網絡對身邊的公共議題發(fā)表看法，并與不同意見者進行觀點交鋒，而這些被記錄在案并成為決策參考；網友通過網絡，向你所在區(qū)域的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反映問題，由代表委員將聲音帶到“兩會”會場……

　　這一切，確實已在這片土地上發(fā)生。

　　昨日，南方日報記者邀請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郭巍青和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胡泳。一南一北兩位專家，分別從公共決策領域和新聞傳播領域對未來網絡問政的發(fā)展提出了建議。  微博非理性聲音也需我們傾聽

　　南方日報：有一種說法，認為微博的本質是社交屬性而非問政屬性，因此未來發(fā)展的方向應該是讓它回復常態(tài)。您如何看待微博的問政屬性？

　　胡泳：讓微博回復常態(tài)的說法是對的，通過互聯(lián)網而表達的公眾輿論在中國的公共空間中占有獨特的地位。所以，從根本上來講，也可以說網絡問政的目的就是讓民眾不需要通過“網絡一線天”表達訴求。

　　但是，“還微博社交本質”是一個不存在的命題，因為微博本身并沒有人規(guī)定它應當是問政工具還是社交工具。只能說，在國外，目前它更多地被當成社交工具。而在中國，互聯(lián)網作為一種公共領域議程設置的作用已經發(fā)揮出來，要讓網民重新把微博僅僅當成八卦工具是不大可能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現(xiàn)階段還必須重視微博，線上問政與線下問政雙管齊下，才能解決問題。

　　郭巍青：我們在微博上談論一個政策，就是問政。這是自發(fā)的，無法預測的，也不是策劃的，而是自下而上產生出來。政府如何去面對處理好這一塊是網絡問政重要的一個方面。

　　微博平臺上的討論，大部分是跟隨著事件走，我們不能預測明天會發(fā)生什么樣的事情，而且圍觀的人越多，圈子就越大。

　　如果你關注它研究它，你就必須要接觸它了解它。我作為研究者的一點體會是，你沒有在網絡上被罵過、摸爬滾打過，是不會真正懂網絡的。

　　南方日報：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網絡上一些非理性的聲音？

　　郭巍青：在公眾當中，有一條從非理性到理性的光譜。確實有人比較非理性，認為越非理性，聲音可能就越能夠放大。非理性的聲音有沒有積極作用呢？也不好說。比如，某人最先出來揭發(fā)一個官員有多少套房多少塊手表的時候，最初一看你會覺得很荒謬，但是到后來發(fā)現(xiàn)是真的，非理性的聲音作用還是有的。

　　我感覺當下輿論的態(tài)勢很難改變，你跟一些網友說不要這樣非理性，他們可能都不會聽，大家都是自己說自己的話，至于最后這些人是怎么形成合力，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

　　胡泳：不可否認，今天的中國互聯(lián)網上，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表達。但是如果政府以傾聽者的姿態(tài)來對待網民的話，是不會把“網民”看作“刁民”的。

　　如果有所謂的“刁民”，反映出來的是制度設計上存在缺陷、監(jiān)管上存在漏洞。要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培育中間社會組織，培養(yǎng)政府與民眾之間的彼此信任，非常重要。

　　問政建議廣東先行做問政評價指標

　　南方日報：您如何評價這5年來廣東在網絡問政方面的表現(xiàn)？

　　胡泳：廣東是網絡問政的發(fā)源地。@平安肇慶是最早的政務微博之一，起了先導作用，也形成了公安微博群。黨政一把手與網民的互動也比較多，跟政府提意見的網民在全國來講也比較活躍，產生的好案例非常多。尤其在網絡問政制度化方面，提得比較早，廣東在這方面領先于全國。

　　執(zhí)政是一門科學，網絡問政事實上也是全能型政府向服務性政府轉型的一個表現(xiàn)。

　　郭巍青：總的來說，廣東這5年是真心想推動網絡問政的。網友對網絡問政的關注度也是越來越高，政府在言論和態(tài)度上也有所轉變——變得更關心公眾對自己的行為如何評價。

　　政府自上而下組織，希望通過網絡聽到更多的意見和建議。他們設置一個平臺讓人們把問題反映進去，然后要求各部門要看、要回應，要做些什么工作，是有些作為的。

　　從政策分析的角度來說，執(zhí)行一項政策就會做出一套東西來。那么評價這套政策是否有效是需要一些指標的，就是政府想通過網絡問政來達到的目的達到了沒有。比如，經過五年，是不是這個社會變得更好了？意見表達的渠道是不是更加順暢？社會、公眾的滿意度是否變高了？或者社會更加穩(wěn)定了？我建議廣東要去做一些這樣的調查，得出相關的數(shù)據(jù)，會更有說服力。

　　建議網絡問政需要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

　　南方日報：能否對網絡問政的發(fā)展提一些建議？

　　郭巍青：我比較希望政府能夠引導一些議題，讓大家來討論，使得大家討論的意見變成決策時的重要依據(jù)。

　　但這需要制度性的建設和保障。比如，政府可以大大方方做一個議題出來，建立一個良性的充分討論的制度。比如說我手頭有200億，準備造一個廣州醫(yī)療城，如何如何有利，然后依據(jù)大家的意見來看怎么做比較好。

　　政府需要發(fā)起一些類似這樣的討論，真的看得到有一些意見是比較集中的，可以占上風，形成一個正反饋，這樣，公眾才會覺得自己的意見是有用的。

　　我很愿意推動政府朝著這方向去走。這也需要頂層設計，就是政府真的愿意這樣來改造整個決策的流程。不一定要很大的政策，你可以把問題通過放權，放到一些基層層面、社區(qū)層面。還可以在貼近老百姓的議題上配上公共投資來討論，激起人們討論的興趣。

　　胡泳：如今的網絡問政仍處于第一個階段。傾聽民眾呼聲，并不完全是政府官員的問題，很大一個程度上，還需要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參與。

　　在微博上看看老百姓說什么，這只是淺層次的。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制度性的辦法把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利用網絡聽取民意確立下來。每年“兩會”前，由網民向代表委員提建議，代表委員再將民意轉化為對政府的評價。

　　第二個階段才是政府方面，首先要轉變一把手觀念，把網絡當成改善治理的重要渠道，由一把手帶頭，上行下效，并將網絡問政納入政府考核體系之中，這樣才能有效果。

　　統(tǒng)籌：胡念飛 藍云

　　執(zhí)行：鐘健 戎飛騰 徐滔

（責任編輯：曹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