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

轉自：中華好學者、墨香學術

文章導讀

缺乏科學精神，還有一個表現(xiàn)就是，缺乏獨立思考、追求思想進步的精神。坦率地說，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復。

重復古人，重復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說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話。動輒某某古人說什么，某某洋人說什么，就是沒有我自己說什么。

作者簡介

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

新文科建設是最近幾年的一個熱門話題，不僅引起教育界、社科界的廣泛關注，社會各界都在關心這一問題。

這個問題之所以熱門，是因為它關系到人文社科自身的發(fā)展創(chuàng)新，關系到人文社科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以及如何培養(yǎng)人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文社科如何適應日益深化的社會變革，如何服務日新月異的時代需求。

歸根結底，新文科建設的意義不僅在于學科自身，更在于社會發(fā)展。從這個意義上講，新文科建設不是一般性、補丁式、表面化的創(chuàng)新，而是學科定位、專業(yè)布局、評價體系的全面創(chuàng)新。

全面創(chuàng)新當然是一個目標，實現(xiàn)這個目標首先需要一個突破點。這樣一個突破點，要能夠從根本上創(chuàng)新人文社科的學科特征，還要能夠切實可行，行之有效。筆者認為，這個創(chuàng)新點就是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

我們知道，學科是現(xiàn)代性的產物，是知識分化的結果。學科的形成既與知識的分類密切相關，也與知識生產的高度專業(yè)化密切相關。學科構成了知識生產的結構，規(guī)定著學術生產的理念、方法、目標和流程。

面對紛繁復雜的世界，它既是理解和探索世界的一種方式，也在有意無意之間重新分割了這個世界，重新構成了這個世界。甚至可以說，世界因學科而斷裂。

比如，我們常說文史哲不分家。意思是說，文史哲這三個學科具有非常密切的內在聯(lián)系，“不分家”的意思不僅是“不要分家”，而且是“不能分家”。但現(xiàn)實的情況是，無論是從人才培養(yǎng)，還是從科學研究來看，文史哲不僅分了家，而且隔膜越來越明顯。

又比如，我們經(jīng)常講，詩樂舞在起源上三位一體，不可分割，但事實上，在現(xiàn)代社會、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中，詩樂舞相互之間的壁壘越來越嚴重。

再比如，對文本的闡釋問題，或者說闡釋學的問題，它是有關意義的理解和解釋的學科，屬于基礎學科，甚至應該說屬于基礎學科中的基礎學科。闡釋學以哲學、文學和語言學理論為基礎，涉及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宗教學等問題，反映出學科之間相互交流、滲透和融合的趨勢。我們可以說闡釋學具有明顯的跨學科性質，其本身就是“反學科分化”的一個結果。

這當然不是要否認學科分化的意義。事實上，沒有學科分化，就沒有現(xiàn)代科學，沒有現(xiàn)代科學就沒有現(xiàn)代文明，沒有現(xiàn)代文明，我們也就不可能在這里坐而論道，探討學科交叉融合的意義。

筆者所要強調的只不過是，學科分化讓我們掌握了更清晰地看待這個世界的種種顯微鏡，讓我們擁有了更輕松地看到遠方世界的種種望遠鏡，但是，這些顯微鏡或者望遠鏡很可能是有色眼鏡，它幫助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也同時向我們遮蔽了這個世界。

就這個意義而言，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實際上就是要突破學科分化的這個有色眼鏡，盡可能地面對世界本身，面對事物本身，回到問題本身。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新文科建設，是人文和科技的融合問題。

60年前，英國學者斯諾在演講中就談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整個西方社會的智力生活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人文知識分子與科學家之間存在著互不理解的鴻溝，雙方都荒謬地歪曲了對方的形象。產生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學校教育太過專門化。

斯諾的演講盡管論證粗疏，也沒有提出好的解決方案，但是他提出的問題本身卻是非常關鍵。而且，60年后的今天，人文與科技之間，仍舊是壁壘森嚴。

對于這個問題，本人也深有感觸。

我們現(xiàn)在各行各業(yè)都有很多專家，其中有些專家被老百姓戲稱為“磚家”。為什么會這樣？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很復雜。

但是有一點，我認為也和現(xiàn)代社會的學科分化有關系，和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脫節(jié)有關系，體現(xiàn)在研究自然科學的一些專家缺乏人文關懷和價值判斷，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一些專家缺乏科學精神和科學素養(yǎng)。他們共同的特點是脫離社會現(xiàn)實，視野、格局和方法上都嚴重受制于所在學科的規(guī)定性，受制于這種規(guī)定性帶來的種種局限性。

因此，自然科學研究如果不融合一些人文精神，或者不在人文精神之光的照耀下發(fā)展，它的意義和方向就可能出問題；

同樣地，人文科學研究如果缺乏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如果缺乏基本的科學素養(yǎng)，它的結論和價值也必然缺乏堅實的根基。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是人類思想發(fā)展的兩個維度，它的均衡發(fā)展尤其重要，是人類社會全面持續(xù)進步的保證。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在最高的層次上是同源的、統(tǒng)一的，如果說自然科學著重于解決“是什么”的問題，那么，人文科學則著重于解決“應該怎樣”的問題。整個學術史其實既是一個學科不斷分化、不斷專業(yè)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學科不斷交叉、重新整合的過程，這兩個方面交融互滲。

現(xiàn)代社會，從表面上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區(qū)分日益加大，界限日益清晰；從內在關系上看，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關聯(lián)越來越緊密，自然科學的發(fā)展越來越需要人文科學的引導，人文科學的發(fā)展越來需要自然科學的支撐。

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就是要逐步打破學科之間的既有界限，以交融互滲、協(xié)同共享為途徑，對傳統(tǒng)學科進行改造、轉型和升級，培育新的學科生長點，實現(xiàn)路徑創(chuàng)新、方法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模式創(chuàng)新。簡而言之，交叉融合是發(fā)展趨勢、是創(chuàng)新路徑，也是無法繞開的現(xiàn)實需要。

那么，對于人文學科而言，應當從自然科學中吸取什么？筆者認為重點有二，一是自然科學的科學精神，二是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

首先是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是一種以客觀事實為依據(jù)、尊重客觀規(guī)律、實事求是的精神。具體到人文研究，科學精神就是立足客觀事實，依照理性要求，求真務實；按照基本邏輯規(guī)則梳理思想，表達見解。

坦言之，人文研究缺乏科學精神的問題相當普遍。這樣的例子有很多。

比如，闡釋文本的意義，應該從文本出發(fā)，依據(jù)文本，有理性，有邏輯。不從文本找根據(jù)，不講基本的邏輯關系，那闡釋的還是這個文本嗎？闡釋還有什么理性可言？有什么價值可言？當代西方文藝理論講文學闡釋的開放性，這沒有問題。

但是，只講開放，不講約束，只講一千個讀者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講一千個哈姆雷特仍然是哈姆雷特，不可能變成堂吉訶德，也不可能變成瑪格麗特，這顯然也是有問題的。對文本的闡釋是一個不斷從文本出發(fā)，又不斷回到文本，不斷放飛意義，又不斷從文本中尋找意義起降點的過程。不講根據(jù)，不講邏輯，闡釋從何而來，闡釋的價值又如何實現(xiàn)？

研究闡釋，就要研究闡釋的規(guī)則，研究闡釋學的基本概念。概念混亂，闡釋學作為一個學科還能有什么意義？最基本的，到底是“闡釋學”“詮釋學”，還是“釋義學”“解釋學”？這是一個基礎性的，也可以說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它關系到不同的闡釋路線，關系到中西闡釋學之間的對話關系。大家可以有爭議，可以相互保留意見，但不能說這個問題不重要。

再比如，文學作品意義的開放性問題，一直以來學界對此爭論不休。安伯托·艾柯寫了一本《開放的作品》，于是許多人就跟著喊作品是開放的，把闡釋的開放當成了作品的開放?？墒牵U釋具有開放性就一定意味著作品具有開放性嗎？闡釋具有無限性也意味著作品本身的蘊含具有無限性嗎？作品和對作品的闡釋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著眼于作品的自在規(guī)定性，后者著眼于讀者和作品之間的關系規(guī)定性，我們不能因為自在規(guī)定性否定關系規(guī)定性，但也不能因為關系規(guī)定性而否認自在規(guī)定性。

毋庸諱言的是，很多關于文本闡釋的討論中，存在著基本概念混亂、概念的內涵游移不定，甚至是偷換概念的問題。包括艾柯自己，在丹納講壇上，主張作品開放性的艾柯，當別人任意闡釋他的文本時，他就不同意了，說自己的文本沒有那么多意思，沒有別人說的那些意思云云。

缺乏科學精神，還有一個表現(xiàn)就是，缺乏獨立思考、追求思想進步的精神。坦率地說，我們現(xiàn)在很多人文研究就是低水平的重復。重復古人，重復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說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話。動輒某某古人說什么，某某洋人說什么，就是沒有我自己說什么。

這當然和人文科學自身的特點有關系——人文科學的很多問題、基本性的問題，都是已經(jīng)討論了兩千五百年還沒有討論清楚的問題。

但這并不意味著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只能是拾人牙慧，只能是“嚼別人嚼過的饃饃”。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脫離古人的歷史語境，脫離洋人的現(xiàn)實情境，靜止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把古人或洋人的片言只語當作金科玉律，當作普遍真理，當作不可逾越的雷池。其實這都是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表現(xiàn)，是缺乏問題意識的表現(xiàn)，是缺乏歷史主義精神的表現(xiàn)。

比如，美國后現(xiàn)代主義哲學家羅蒂曾經(jīng)宣告形而上學的系統(tǒng)哲學的終結，宣告分析哲學走入了死胡同，但他也同樣坦陳后現(xiàn)代主義不是一條出路，后現(xiàn)代主義多半是破壞性的，沒有什么正面的建樹。我們的文藝理論、我們人文學科不去關注羅蒂思想的發(fā)展變化，不去研究他提出問題的語境和得出結論的方式，而是固守于羅蒂幾十年前的觀念，無異于刻舟求劍，緣木求魚。歸根結底，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缺乏追求思想進步的科學精神。

與科學精神相關聯(lián)，自然科學的科學方法對于人文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人文學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價值追求，但是它的價值追求從來不能脫離人的存在的客觀性；人文學科有不同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但是，這種研究方法的獨特性同時也意味著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人文學科有自己的邊界，但這種邊界也不應該成為故步自封的借口。

從歷史的角度看，人文學科的發(fā)展一直就深受自然科學的影響。近代實驗科學的崛起，轉變了人們對人類精神價值的認知，也轉變了人文學科研究演進的路徑，可證實性和邏輯性進入了人文學科研究的基本規(guī)范，這極大促進了人文學科的發(fā)展。

從現(xiàn)實的角度看，如果人文學科一味固守于本質主義或者非本質主義的自我追問和思辨，無視人存在的客觀性，通過開放的邊界保持與自然科學的內在聯(lián)系，其功能的發(fā)揮和價值的展現(xiàn)得不到自然科學的有力支撐，就很可能自我封閉并從而走向自我循環(huán)的死胡同。

筆者在研究闡釋的有限和無限的關系時，便借用了自然科學的方法，準確地說是引入了數(shù)學中π和正態(tài)分布的概念，用前者來描述闡釋的有限和無限問題，用后者來描述闡釋的公共性問題。

從路線上，闡釋可以分為“詮”和“闡”。

其一，“詮”的最終追索，是文本的自在意義及作者的本來意圖，它的展開和實現(xiàn)，如同于π，無限且連續(xù)，各點位之間相互依存，以至互證，共同詮釋π的無限意義。對“詮”而言，約束，有限，是為追求，但同樣具有無限空間。

其二，對“闡”而言，開放，無限，是為本征。“闡”是無限的，但無限的“闡”是真的能夠永遠無限下去嗎？“闡”的有效和無效有沒有一個可資判定的框架或標準？事實上，一般闡釋結果的分布形態(tài)，就是概率分布。

面對確定的哈姆雷特，100萬人的理解和闡釋離散多元、不可預測。但是，眾多的闡釋結果，其分布將是標準的正態(tài)分布，服從正態(tài)分布曲線的描述。此分布規(guī)律，用于闡釋學分析，其橫軸為現(xiàn)象或文本呈現(xiàn)，其中線為公共理性對現(xiàn)象或文本意義的期望或可能接受結果，全部獨立闡釋的結果分布于曲線面積之內。相比西方同類理論，正態(tài)分布是呈現(xiàn)和說明闡釋無限與有限關系的最好方法與工具。

需要說明的是，與對自然現(xiàn)象的正態(tài)分布描述不同，闡釋作為精神現(xiàn)象，其公共期望與方差很難定量，但是隨著大數(shù)據(jù)的引入和數(shù)字人文研究方法的普及，這種借助數(shù)學模型對精神現(xiàn)象的描述，其意義或可進一步期待。

這是筆者在人文研究中引入自然科學方法的一種嘗試，成敗自有評說，但這種嘗試，還是有積極意義的。

總之，在新文科建設的過程中，學科交叉融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點，要用科學精神來促進人文研究，引領新文科建設。因為，對于人文社科研究而言，自然科學的具體成果固然重要，然科學精神以及由此而來的立場、信仰、思想方法才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