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習雋

董健吾在革命的道路上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并在黨的隱蔽戰(zhàn)線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在上海市黃浦區(qū)南昌路48號坐落著一座有著光榮歷史的幼兒園，其前身為成立于1930年3月的“大同幼稚園”。在白色恐怖籠罩的時期，這一紅色搖籃曾經(jīng)保護和撫育了許多革命先烈的子女。這座幼兒園的第一任院長是一位神秘的人物，他公開的身份是圣彼得堂的牧師，而實際上是中央特科的一名紅色特工。他曾經(jīng)化名為周繼吾，又被稱作“王牧師”，而他真正的名字則是董健吾。

從圣約翰大學走出的愛國牧師

在成為共產(chǎn)黨員之前，董健吾曾與基督教有著很深的緣分。董健吾1891年出生于江蘇青浦縣（今上海青浦區(qū)）的一個基督教家庭。其祖母沈董氏是一名虔誠的信徒，在董健吾年幼時期聘請了基督教牧師鮑小姐當其家庭教師，在教授英語和西方文化的同時，也介紹基督教義。這段經(jīng)歷培養(yǎng)了董健吾熟練的英語能力，也為其走上牧師的道路奠定了基礎。在鮑小姐的推薦下，董健吾進入教會創(chuàng)辦的蘇州桃塢中學，并于其間正式受洗加入基督教。

1911年，董健吾考入了上海著名的教會大學——圣約翰大學。該校成立于1879年，由美國圣公會創(chuàng)辦，是其海外傳教事業(yè)的組成部分。圣約翰大學享有“東方的哈佛”之美譽，是當時教會學校的一面旗幟。董健吾就讀時期正值圣約翰大學的黃金時代。最初，董健吾攻讀的是理科，但校長卜舫濟對其頗為器重并有意培養(yǎng)，故破例又將其送入該校的神學院進修了兩年。在圣約翰大學神學院的求學經(jīng)歷改變了董健吾的人生軌跡，既為其成為圣公會牧師打下了基礎，也讓其與浦化人、宋子文等成了同學，他們對董健吾日后的經(jīng)歷有著深遠的影響。

畢業(yè)后，董健吾先后被派往揚州圣公會主辦的友基小學、西安圣公會中學出任校長，取得了不俗的成績。1924年，卜舫濟將董健吾調(diào)回上海出任圣約翰大學校長助理。次年5月，上海爆發(fā)“五卅”慘案，社會各界群情激憤。滿懷愛國熱情的董健吾毅然與校內(nèi)愛國師生一同加入了反帝斗爭行列，于6月3日在大禮堂集會抗議。然而，愛國師生的正義行動遭到了以卜舫濟為代表的校方管理人員的百般阻撓。圣約翰大學及其附屬中學的553名學生和19名教師隨后宣誓永遠與圣約翰脫離關系。董健吾也因此與卜舫濟決裂，離開了圣約翰大學。

離開圣約翰后，董健吾來到上海圣彼得教堂。該堂建于1899年，是圣公會在滬創(chuàng)立的第三所教堂。20世紀初，中國基督教掀起“自立”運動，呼吁擺脫西方教會控制，獨立自主地創(chuàng)辦中國人自己的基督教會。順應這一時代思潮，圣彼得堂于1914年宣布自立。教堂由信徒大會選舉出來的堂董會直接管理，聘請牧師和工作人員。董健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于1925年9月成為圣彼得堂的第5任牧師。

從隨軍牧師到中央特科成員

1926年，北伐戰(zhàn)爭開始。董健吾在投身傳教的同時也一直關注北伐的動態(tài)。正值他在圣約翰大學時的同學浦化人邀請其共同投奔“基督將軍”馮玉祥，不滿于上海政治氛圍的董健吾便向圣彼得堂請了一年長假，離開上海來到鄭州。

浦化人在神學院時比董健吾高一級，為當時有名的“教會才子”。畢業(yè)后，浦化人曾致力于開創(chuàng)陜西牧區(qū)，當初董健吾便是在其動員下前往陜西主持西安圣公會中學的教務。其后，浦化人還組織了西安基督教救國團，期望實現(xiàn)其基督教救國理想。當時，同樣信奉基督教的馮玉祥推行基督化軍事教育，軍中有牧師數(shù)十人之多。受其吸引，浦化人于1922年和1925年先后兩次投入馮玉祥麾下。1927年，浦化人被馮玉祥選派參加西北軍蘇聯(lián)參觀團，之后信仰漸漸發(fā)生變化，同年在蒙古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一直以牧師身份作為掩護進行革命活動，并成了董健吾入黨的引路人。

應浦化人之邀來到鄭州的董健吾很快受到馮玉祥的賞識，獲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部宣傳處秘書長兼洛陽工人事業(yè)管理處處長，同時還兼任馮玉祥的家庭教師，負責教授其妻、子英語。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馮軍中亦有不少共產(chǎn)黨人，在與其交往的過程中，董健吾逐漸了解并接受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下令清黨，董健吾反而向浦化人表達了入黨的意愿。1928年，董健吾終于在浦化人、劉伯堅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同年秋，馮玉祥收到國民黨中央黨部發(fā)來的密電，稱董健吾系共產(chǎn)黨潛伏分子，應立即逮捕。但馮玉祥最終選擇了“禮送”的方式，設宴餞別送其離開。

回到上海的董健吾在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引薦下加入特科二科，并按陳賡的指示重返圣彼得堂，以牧師身份作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和聯(lián)絡工作。由此，圣彼得堂成為當時上海一個重要的地下聯(lián)絡站。為保密起見，不僅當時堂內(nèi)所雇用的花匠等人均為地下黨員，董健吾還對圣彼得堂進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據(jù)后來的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會長、曾擔任圣彼得堂牧師的曹圣潔回憶，圣彼得堂設有四個出口，便于緊急時有關人員脫身。在教堂辦公室邊上有兩間密室，“是將一間房間分為前后二室，后面的一間是半暗室，可以鎖上，外表像個儲藏室”。

除圣彼得堂外，中央特科二科開辦了另一聯(lián)絡點——松柏齋古玩店，由董健吾出任經(jīng)理。1929年8月，由于中央軍委秘書白鑫的出賣，出席中央軍委會議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五人被捕。除張際春外，四人被殺害。其后，董健吾在陳賡的領導下協(xié)助調(diào)查白鑫的行蹤，并幫助地下黨組織在霞飛路“和合坊”一舉鏟除了叛徒白鑫。同年年底，革命互濟會開辦一處幼稚園，收養(yǎng)烈士遺孤。負責互濟會的浦化人、王弼將這一重任交托給了董健吾，使其以圣彼得堂主任牧師的名義兼任幼稚園的院長。為籌措資金，董健吾賣掉了青浦家中的祖產(chǎn)，先租用了圣彼得堂堂董肖智吉醫(yī)師的石庫門房子，后搬至陶爾斐斯路（今南昌路）。園中收養(yǎng)了澎湃、李立三、惲代英等革命者的子女，同時還有毛澤東的三個孩子。1932年，大同幼稚園引起了當局的懷疑，圣彼得堂也成了敵人注意的目標。董健吾只得解散了幼稚園，將毛岸英兄弟接回家中撫養(yǎng)，并辭去了牧師的職務。

溝通第二次國共合作與護送斯諾赴陜

中央特科交給董健吾的另一項工作是作為宋慶齡的聯(lián)絡員。宋氏家族信奉基督教，宋子文是董健吾的同學，宋慶齡與董健吾之間也早就相熟，頗有私交。1935年，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蔣介石對抗日的態(tài)度也漸有改變，希望通過宋子文開通與中共直接對話的渠道。因宋慶齡與共產(chǎn)黨員素有交往，宋子文便托宋慶齡尋找合適人選前往蘇區(qū)。宋慶齡將這個重要的任務交給了董健吾。于是，董健吾化名為“周繼吾”，與宋慶齡一同商議西行的路線。宋慶齡還交給董健吾一份蓋有火漆印的密信，以及一份有國民黨南京政府財政部部長孔祥熙親筆簽名的 “財政部西北經(jīng)濟特派員周繼吾”的委任狀，作為其身份的掩護。

到達西安后，因冰雪天氣，道路阻塞，董健吾不得不滯留當?shù)厮氖嗵臁Ｋ恢痹趯ふ疫M入蘇區(qū)的機會，后輾轉得知駐守西安的張學良一直有聯(lián)共的誠意，遂決定向其求助。在確認了董健吾的身份和任務之后，張學良毅然同意用自己的私人飛機送董前往當時還是東北軍轄下的膚施（今延安市），并托其捎去一封致黨中央關于聯(lián)合抗日的密信。1936年2月27日，董健吾終于到達瓦窯堡，將宋慶齡和張學良二人的密信交給秦邦憲（博古），請其轉呈毛澤東，并轉達了張學良聯(lián)共抗日的意愿。很快，董健吾收到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聯(lián)名發(fā)回的電文，文中闡述了黨中央關于共同抗日的意見。半個月后，董健吾重返西安回復張學良，并受到其熱情接待。3月中旬，董健吾返回上海向宋慶齡復命。國共兩黨中斷了近十年的聯(lián)系就此得到了接通。

回到上海后，宋慶齡很快又交給董健吾另一項重任——護送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美國醫(yī)生馬海德前往陜北蘇區(qū)。斯諾是紐約《太陽報》和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特約通訊員并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作為新聞工作者，其對于長期處于世界輿論視域之外的神秘蘇區(qū)充滿好奇。馬海德醫(yī)生也早已向中共中央表達了前往蘇區(qū)開創(chuàng)醫(yī)療事業(yè)的意愿。鑒于董健吾擁有牧師身份，又有赴陜的經(jīng)驗，故而再次成為這次任務的最佳人選，董健吾也不辱使命再次順利完成任務，將二人成功送入陜北蘇區(qū)。經(jīng)過四個月的采訪調(diào)查，斯諾于1937年10月出版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后譯為《西行漫記》），向全世界傳達了中共與蘇區(qū)的真實情況。

董健吾在革命的道路上找到了真正的信仰，并在黨的隱蔽戰(zhàn)線上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新中國成立后，這位傳奇的紅色牧師幾經(jīng)波折成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參事，后于1970年12月與世長辭，安葬于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欄目主編：王多題圖來源：新華社圖片

編輯：徐佳敏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

本文根據(jù)作者在2021年5月27日上海社會科學院舉辦的上海市重大社科項目《（新修）上海通史》結項會議上的發(fā)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