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新華社記者李松歷史隨筆集《牛欄關不住貓》。該書近日由新華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國發(fā)行。目前已陸續(xù)在當當、京東、亞馬遜、淘寶、天貓等網(wǎng)站及全國各地新華書店上市與廣大讀者見面。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印  張：23.5  

　　字  數(shù)：350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書  號：ISBN  978-7-5166-3385-4

　　定  價：39.80元

　　危險的飯局

　　文/李松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是開國領袖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但在如今一些官員看來，請客吃飯就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工作離不開請客吃飯。

　　2015 年 5 月，吉林省紀委監(jiān)察廳列出了公職人員不準參加的 20 類飯局，其中包括：上下級之間搞互相吃請、同城之間安排公務用餐、接受基層單位吃請。

　　此消息一出，公眾認為這更有利于杜絕公款吃喝腐敗。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也沒有不忙的官員。如果官員的忙閑與筵席的聚散“同頻共振”，這樣的飯局就會成為一個撲朔迷離、云譎波詭的“局”。在這個“局”中，上下級關系、政商關系就會變得很危險。

　　一

　　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民族文化中，民以食為天，“悠悠萬事，唯此為大”。一般來說，發(fā)生在家庭或家族內部的飯局，自然“親意濃濃”——平時不怎么相見的親戚，在過年過節(jié)形成一個具有穩(wěn)定血緣關系的飯局。這種飯局自然會賦予某些社會功能，比如親友間的團結互助等。

　　但在中國官場上，飯局與政治永遠保持著若即若離的關系，這是中國歷代政治的一部分，也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部分。

　　中國古代，官場飯局早已有之，且是公款埋單。早在先秦，就有關于公款吃喝的記載。比如在《詩經(jīng)》中，就有一首詩鮮明、生動地描寫過一群衣著光鮮的官員，下班后優(yōu)哉游哉前去公款吃喝的場景。

　　這首詩叫《詩經(jīng)·召南·羔羊》，寥寥數(shù)語，全詩如下： 

　　羔羊之皮，素絲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這首詩除贊美羔毛之外，還寫了“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退食自公”，全詩的重點就在這十二個字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官員吃完官府“公食”下班了，穿著一身潔白柔軟的羔裘，舒舒服服，剔著牙縫，緩步回家。盡管全詩沒有一個批評的字眼，不過是贊美還是譏諷，不言而喻。

　　西漢時期，官員“下基層”，地方上也有公款招待。據(jù)《漢書·宣帝傳》記載，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皇帝劉詢（漢宣帝）曾下詔書，批評有些地方官員擅自提高過境公職人員的食宿標準。從這條記載來看，當時是有相應的公款吃喝制度的，地方官員有公款招待權或“義務”。

　　南北朝時期，公款招待制度更為明確。地方官員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還享受“雜供給”、“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許的收入?！坝滤凸省奔词且环N公款消費制度，新官上任、舊官離職，都要舉行迎送宴會。

　　隋唐時期，公款消費制度被完全確立，從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權力機構都設有“單位食堂”。當時，官員最喜歡開會，因為會議結束后有朝食招待。從《唐會要》記載來看，“朝食”僅供較高級別官員享用，根據(jù)級別的不同，用餐地點也不一樣，宰丞一類高級官員在政事堂的專門餐廳用餐，稱之“堂食”；普通官員、一般公務人員則由“吏廚”或“佐史廚”、“府史廚”提供“工作午餐”。官員下去檢查，地方上同樣會有招待。

　　唐朝官員的公費用餐有固定預算，主要從“公廨錢”和“俸料錢”中支出?！肮蒎X”由朝廷提供，本來是用于彌補辦公經(jīng)費的不足，事實上多被用于官員個人補貼和集體吃喝。

　　古代官場上公款吃喝的腐敗，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發(fā)展，宋朝京官有朝會酒食、堂食，官員外出巡訪、視察或“下基層”調研，也都會得到地方政府的公款宴請和日常例行招待。地方還有定期的會餐。

　　據(jù)《宋史》記載：宋朝還有“旬設”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費宴犒。《文獻通考》說：宋孝宗時，平江太守王仲行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常用公費請客。

　　“一飲之費，率至千余緡”。而按照《異聞總錄》所載：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揚，在京師買了故王太尉遺屬出讓的二手房產，“才為錢三千緡”。

　　明朝也是一個吃喝成風的時代，大奸臣嚴嵩和其子嚴世蕃生活奢華。后來被抄家時，從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重量，就不下 17000 兩。到了清朝，官場公費吃喝之風極盛，公務往來亦多大擺宴席。從乾隆時著名文人袁枚所作《隨園食單》也可看到這一點：“今官場之菜，名號有十六碟、八簋、四點心之稱，有滿漢席之稱，有八小吃之稱，有十大菜之稱，種種俗名皆惡廚陋習?！憋@然，乾隆時官場上滿漢席并用已成一時之風氣。

　　二

　　在中國官場飯局中，公款吃喝對象大部分是下級與上級的“工作匯報”、平級之間的“工作交流”，由此催生的官場現(xiàn)象層出不窮。

　　在席間，老大坐的位置很講究，俗稱主位，有些地方謙虛地稱為“主陪”。主位要面對大廳的入口，因為這兒可以觀察全體，以及人員的進入，從而起到控制整場宴會的作用。其他人則是以此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圍聚，在整場飯局中，關注此人的語言和動作傳遞出蛛絲馬跡的信息。

　　除主位，其他人位子排序往往是個難題。這種席位的安排很講究，要求坐什么樣的位子，對應著什么樣的職務、年齡、親疏關系。當然，這種排列并不固定，席間要是有人臨時加入，這種脆弱的平衡，就隨時可能被重新打破。至于到場時間，頗為微妙。一般來說被請的人面子最大，所以一般都會晚到一會兒。古代無法考證，但在今天的官場飯局中，在上司來之前，是第一次點菜時間，并且一定要在上司到達之時，涼菜都已上好，絕對不能讓桌子空著。

　　這是禁忌。上司到達之后，是第二次點菜時間，但一般不由領導上司點菜，多由二級或三級位次之人來點菜，點后要征求上司的意見。

　　法國歷史學家讓 - 馬克·阿爾貝說過：“飯桌上的老大不是那個吃得最多的人，而是吃得最少的，他不僅掌握著餐桌，還掌握著用餐的話語權和節(jié)奏。”這一點，在中國官場飯局中，也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錢鐘書老先生說過，“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這話用在中國官場飯局中，再恰當不過。自古以來，中國官場飯局有著豐富的內涵——飯不再是生理和心理需要，而是感情和利益要求。

　　中國人崇尚人情往來，注重關系網(wǎng)，重視“圈子”的存在。在你來我往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酒文化、禮儀文化等，但這樣的文化放到行政部門、官員身上就變了味，失去了它的積極意義，成為不良社會風氣、官場陋習、潛規(guī)則的“代言人”，甚至成為腐敗的“導火索”。

　　三

　　中國歷代公款吃喝，都有一些制度性的規(guī)定。如果不符合規(guī)定，這樣的公款吃喝將會被視為嚴重的作風問題，受到相應的處罰。

　　漢景帝時制定法令，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員，一旦被發(fā)現(xiàn)立即免職。后來下面反映這種處罰太重，劉啟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議，于公元前156 年陰歷七月份重新下詔：凡接受吃請的官員，餐費自理，吃多少賠多少，但不再免職。最嚴苛的要算是北魏獻文帝，他規(guī)定官員到地方巡視，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也就是判處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脅從罪名。

　　宋朝的《慶元條法事類·職制門》（卷七）“監(jiān)司巡歷”里，列出了可操作性很強的條例，凡“下基層”公干、外出視察的官員，都有統(tǒng)一的就餐標準，一律供應“券食”，超標受罰，隨同官員也不例外。如果官員接受地方吃請，或超標消費，將會被處分，甚至法辦，即所謂“送法”。

　　宋朝文學家蘇舜欽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馬。他的老丈人杜衍時任宰相。有一次，他將公家的廢紙賣掉，用所得買酒設宴，還招來樂伎助興。結果被老丈人的政敵得知，立即指使紀委彈劾，蘇舜欽以“自盜”罪名被免職，并被趕出京城。

　　明朝從一開始就對公款吃喝予以極大約束。朱元璋當上皇帝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過，但達官貴人卻窮奢極欲，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對此十分不滿，擔心這樣下去大明朝也要亡國，于是決心整治這股奢侈風氣。時適逢皇后生日，各路人馬都來賀壽。待全部坐齊之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蘿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為兩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蔥花豆腐湯。眾臣不解，朱元璋解釋，“蘿卜上了街，藥店無買賣”、“韭菜青又青，長治久安定人心”、“兩碗青菜一樣香，兩袖清風好丞相”、“小蔥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潔如日月”。

　　在場的官員，最終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朱元璋當眾宣布：“今后眾卿請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湯’，這次皇后的壽筵即是榜樣，誰若違反，嚴懲不貸?！?從此，四菜一湯在明初成為定律。

　　“所有尖宿公館，只用家常飯菜，不必務辦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窩燒烤，以節(jié)靡費。此非客氣，切勿故違，至隨身丁弁人夫，不許受分毫站規(guī)門包等項。

　　需索者即須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參?！边@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 年）初，林則徐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時發(fā)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與禁煙無關，而是針對公款吃喝。

　　在古代官場，吃喝風盛行表面上看是用皇帝的錢，但實質還是百姓的血汗錢。即使為平息民憤，皇帝懲辦幾個大吃大喝的貪官，也不過是裝裝樣子，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過公款吃喝這個“毒瘤”。

　　四

　　從本質上來講，中國古代的公款吃喝，與如今的公款吃喝相比，并沒有任何區(qū)別，都是通過公權的力量達到滿足舌尖上的欲望之目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關于公款消費的相關禁令多達上百項。相關部門制定出公款吃喝消費的條款也是越來越細，但“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吃喝之風不但沒能禁住，反而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之勢。

　　全國一年的公款吃喝會吃掉多少錢？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國公款吃喝開支 1989 年為 370 億元，1994 年突破 1000億元大關，2002 年達 2000 億元，2005 年突破了 3000 億元大關。來自新華網(wǎng)的消息，2010 年和 2011 年，中國的餐飲零售額連續(xù)兩年都突破了兩萬億的大關，估計至少每年有一萬億是公款消費者說是官員消費。

　　據(jù)報道，自宋林于 2008 年出任華潤董事長后，經(jīng)常于灣仔華潤總部 50 樓頂樓宴會廳設宴，招待大陸和香港兩地政商權貴，雖然每餐只是六至八道菜，但每次必有 22 頭極品乾鮑、蘇眉或海斑、冬蟲草燉湯、澳洲和牛、龍蝦刺身等名貴菜式，凈系食物成本價每人最少 1000 至 2000 元。酒水花費更驚人，近幾年宋林喜飲每瓶售 8 萬至 12 萬元不等的法國勃艮第羅曼尼·康帝及 La Tache 等頂級紅酒，2005 年份羅曼尼·康帝每瓶就要 12 萬元，La Tache8 萬元一瓶，一餐飯喝五六瓶。

　　周永康落馬后，據(jù)一位已經(jīng)退休的老中石油告訴《中國經(jīng)濟周刊》記者，早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是周永康執(zhí)掌中石油的那個年代，每頓宴請消費沒有低于 10 萬元的，而且，這樣的宴請幾乎每天都要發(fā)生。

　　在公款吃喝的風潮中，大批官員的理想信念動搖了，精神支柱缺失了，價值取向走向了錯誤，政治責任感喪失了，自律意識淡薄了，于是便會置各種禁令于不顧，為私利而違規(guī)枉法。

　　客觀地講，中國現(xiàn)在不缺少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缺少的是保障這些文件規(guī)定能夠嚴格執(zhí)行的外部環(huán)境。

　　在中國香港，嚴苛的制度之所以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執(zhí)行，就是因為港府所有公務接待都必須提前申請報備，內容包括宴請人數(shù)、賓客名單、宴請緣由、陪同人員、預計費用、人均支出等。日后審計署將審計結果公之于眾，萬一有不妥之處被媒體或公眾發(fā)現(xiàn)，得不償失。而公開賬本事無巨細，連公務出訪入住的酒店、活動購買的礦泉水費用都和盤托出，值得借鑒。

　　2012 年底以來，中央陸續(xù)出臺“八項規(guī)定”“六項禁令”，狠剎“舌尖上的浪費”。會議精簡了、公款吃喝少了，但反彈風險極大。根據(jù)中央紀委監(jiān)察部網(wǎng)站，2015 年 2 月份，全國查處違反中央八項規(guī)定精神問題 1509 起、處理 2076 人、給予黨政紀處分 1228 人。有一些問題不容小覷，比如違規(guī)公款吃喝有所反彈，2015 年 2 月較 1 月上升了 29.89%。

　　這一方面雖然與 2 月份剛好過春節(jié)不無關系，但是也說明仍有一些官員依然把禁令當“耳旁風”，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唐朝詩人李商隱在《詠史》一詩中說：“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鼻趦€看似小事，其實攸關個人和國家的之命運?？v觀歷史，無度的飯局很危險，大到邦國，小到家庭，無不是興于勤儉，亡于奢靡。

　　以史為鑒，要遏制公款吃喝，就要從約束權力的源頭入手。要進一步“簡政放權”，削減權力裹挾的豐厚利益，讓公款吃喝的宴請接待沒有 “生產力”；要建立完善的權力運行透明、公開制度，讓民眾敢監(jiān)督、能監(jiān)督；還要輔以更完備的財務制度，讓弄虛作假者無法瞞天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