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壽慧生

真正值得憂慮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不平等的因素。這些因素令這個金字塔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發(fā)展過程中，不僅變得極為陡峭而且向“右”傾斜，最終導致精英分裂。用奧爾森的邏輯來解釋，那就是美國精英由過去的一個包容性的組織，異化為一個狹隘的尋租集團]

特朗普和桑德斯在美國大選中引發(fā)的風暴，代表了當前美國社會洶涌的反精英情緒——財富正在向富豪們集中；金錢日益與權力掛鉤，使得富豪們用財富左右政治，將民有、民治、民享中的“民”替換為“財閥”，正使美國社會向上世紀初的“財閥政治”回歸。

但簡單地把現狀與一個世紀前的情形相比較，顯然忽視了今天全球經濟的復雜性和美國在戰(zhàn)后全球政治經濟結構中的獨特地位。一個很多人已經觸及但尚未深究的問題是：為什么美國的公共政策和政黨政治會被大資本和商業(yè)利益集團綁架，但類似的情形在其他（特別是西歐和北歐）的發(fā)達民主國家遠沒有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

應該認識到，歐洲的困境在于移民的沖擊遠比美國嚴重。但歐洲國家的大資本和商業(yè)利益集團遠沒有能力享受他們美國同行的地位和政治影響力。

抨擊民粹成為今天知識界的時尚。學者們樂于把目前面臨的很多問題歸結為民粹作祟，似乎非理性的普通老百姓真有能力綁架民主。事實上，筆者認為所有的沖突都是精英主導的沖突。所謂的“民主暴政”，歸根結底是精英治理的失敗。如何化解精英之間的矛盾，在各個社會團體和利益之間尋求平衡，才是重建治理機制、解決社會沖突的前提條件。

哪一種不平等更可怕

我們對不平等的習慣認識常常是在兩個極端之間，要么視為洪水猛獸，要么認為是經濟周期的自然結果、需要忍受，卻很少去問：不平等是否有不同顯現方式？

“財閥政治”回歸論的一個不足之處在于，它假設不平等只能以縱向的方式拉大不同階層的收入狀況。也就是說，居于陡峭的分配金字塔頂端的經濟精英們是一個同質的群體——他們享有類似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影響力，因而共同分享并齊心維護他們的特權。這個分析無可避免地將美國的不平等問題歸因于階級沖突，正如懷特·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對分析上世紀初的精英統(tǒng)治時所假設的那樣。

但事實上，如果把前1%收入人群（也就是美國富豪，最有能力影響政治的人群）進一步分解，一個有趣的發(fā)現是，美國經濟精英內部，也就是收入金字塔頂端的這個群體內部，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造成了經濟精英內部的嚴重分裂，而精英的分裂對社會關系又產生了深刻影響。換句話說，今日美國社會的問題不是簡單的精英統(tǒng)治及其失敗，而是精英內部分裂導致的治理失敗。

筆者認為，造成這個金字塔頂端不平等的，恰恰是幫助美國登上全球金融霸權地位的金融業(yè)。

今天，與華爾街金融業(yè)相關的人群，例如投資銀行家、金融律師、對沖基金、私募基金及各類基金的經理人，已經取代傳統(tǒng)的企業(yè)經理人，成為占據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人群。

根據一項對最高收入人群的研究，在2004年，在前0.01%的超級富豪中，非金融領域的上市公司經理的收入只占不足6%。而來自那些金融資產管理的行業(yè)，例如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等的超級富豪，遠比10~20年前所占份額要高。在2004年，年收入超過一億美元的華爾街投資經理人的人數是上市公司總經理的9倍。其中，最高收入的25個對沖基金經理人的總收入超過標普500公司所有CEO的收入總和。這個趨勢在2004年以后發(fā)展更快。到2007年，最高收入前5位對沖基金經理人的總收入就已經超過了后者！

其他與華爾街相關的行業(yè)，例如金融律師，也在過去幾十年間改變了他們在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位置。在2004年，最大的前100個律師行的1.8萬名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是100萬美元。而在1994年，1.3萬名合伙人的平均年收入僅為45萬美元。也就是說，金融律師的收入上升了2.2倍，人數增加了40%。相應的，金融律師在超級富豪中的占比也極大上升。

這個研究還發(fā)現其他傳統(tǒng)行業(yè)，例如職業(yè)運動員，在超級富豪中的占比在1995~2004年間少有變化。這項研究的作者稱，他們與現任職于華爾街的一位美國前財長分享他們的數據時，對方認為他們低估了華爾街經理人的收入。

與前一個研究的結論相似，另一項對最高收入人群職業(yè)分布的研究發(fā)現，從1979年以來，最高收入1%人群在傳統(tǒng)行業(yè)，例如醫(yī)藥醫(yī)療、科技工程、藝術、媒體、體育等行業(yè)所占的比重幾乎不變。但他們的人數在金融領域的占比從1979年的不到8%增長到了2005年的13.9%。他們的收入占比的變化同樣顯著：從1979年的11%增長到了2005年的18%。而這個收入占比在那些前0.01%收入的超級富豪那里增長更快。根據這些研究中的數據，與金融行業(yè)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行業(yè)中的超級富豪人數占比幾乎接近三分之一。收入水平越高，這個比例也越高。

相對于我們已經熟悉的美國經濟不平等現狀，這里的數據揭示的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經濟金融化對美國經濟結構的影響。這也許是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結構發(fā)生的最重要變化。

從1972年到1987年，美國前50家股票交易公司的雇員增加了170%；從1987到2004年，增長比例為79%。這些人操控的資本額從1972年到1987年增長了10倍，此后從1987到2004年又增長了20倍。在1970年，最大的23個投資銀行的合伙人不超過1600個，每人平均掌控的資本額約為75萬美元；到2004年，每人掌控的資本額達到300萬美元。

與此相應，美國金融業(yè)在GDP中的占比，從上世紀40年代末的2.5%上升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的8%以上，日益主導美國經濟。他們在企業(yè)利潤中的占比從上世紀80年代之前的16%左右上升到90年代的接近30%，再發(fā)展到21世紀初的40%以上。從1948年到1982年，金融業(yè)的平均報酬是所有國內產業(yè)平均值的99%~108%，從1983年開始，這個比例逐步上升，到2007年時達到了181%。

與此同時，非金融行業(yè)也不斷參與到金融業(yè)當中，更多地依賴華爾街獲得收益。例如，早在2000年，一份華爾街分析師的報告估計標普500企業(yè)的40%的收益來自借貸、風險投資等金融行為。這種非金融業(yè)的金融化的現象，使華爾街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加深入而廣泛。其結果是，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已經從一個制造業(yè)為主的經濟轉型為金融為主導的經濟，企業(yè)也逐步向金融業(yè)看齊，對金融市場變得日益敏感并受其制約，而與生產市場的關系日益疏遠。換句話說，金融業(yè)的角色在過去幾十年間已從一個對整體經濟的服務部門演變?yōu)榭刂普w經濟的主導部門，美國經濟也因此從“財富創(chuàng)造”演變?yōu)椤柏敻患橙　钡馁Y本主義。

下圖顯示，資本收入和資本收益是前0.1%人群收入中非常龐大的兩部分，幾乎占到總收入的一半。而在前0.01%人群收入構成中，資本收益的比重更為巨大，在2007年的最高收入年份占到總收入的一半。特別是，資本收益所占比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后日趨上升，顯示出富豪們與華爾街的聯系變得日益緊密。但對于大部分其他美國人來說，資本收益幾乎不存在，他們的主要財產是房產和社會保險儲蓄。

“金融陷阱”中的精英分裂

大量的研究顯示，經濟金融化對經濟和社會造成的巨大機會成本，例如，收入分配的扭曲——收入在各個層面向金融業(yè)集中；對人力資源分配的扭曲——過多的高素質人才向金融業(yè)集中，造成其他產業(yè)人才短缺；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醫(yī)療、教育、培訓等基礎建設投資乏力；產業(yè)布局的扭曲——制造業(yè)凋敝。

盡管奧巴馬總統(tǒng)上臺后大力提倡振興制造業(yè)，但即使拋開政治極化對改革造成的困難，改革本身的側重點是阻止大企業(yè)的離岸外包和鼓勵購買國貨等吸引眼球的策略，而不是對內從根本上改變制造業(yè)面臨的結構性問題：美國制造業(yè)特別是中小企業(yè)在金融化的經濟結構中面臨的資源匱乏。前述的資源配置扭曲在不同方面對制造業(yè)產生影響，不可能通過稅改和補貼等政策手段取得實質性的改變。

在這種產業(yè)不均衡的結構中，金融主導造成的各產業(yè)間的收入和機會不平等，以及金融領域尋租機會的增大對社會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感，這些問題雖難以量化，卻不容忽視。研究結果顯示，從事金融、地產、法律等行業(yè)的富豪們已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阻礙社會流動。他們彼此間結成家庭的比例，從1979年的3.5%上升到了2005年的8.8%。他們的政治觀念接近，更多人傾向于共和黨。

最重要的是，華爾街為他們的經理人及其他富豪帶來了數額驚人的回報，卻并不必然會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也不需要像傳統(tǒng)投資人那樣，在把資本交給一個實體經濟生產者手中時需要考慮承擔風險——因為資本來自于他人。這些經理人從變得日益龐大和復雜的資本市場的運行中（以及相應產生的法律和政府規(guī)定的復雜化）而非從市場本身獲益。他們培養(yǎng)出來的虛擬經濟變得過于龐大而擠壓實體經濟，使金融市場喪失了在引導資金流動、促進和調整資源配置、促進企業(yè)組織制度的完善、利用金融工具分散實體經濟部門運作風險等方面的原初功能。

相反，過度的金融杠桿和金融衍生產品的發(fā)展，導致泡沫經濟對整體經濟形成巨大威脅，而這些投資經理人在推動這個投機市場的過程中，獲取巨額利潤卻不需承擔責任——美國政府和美聯儲的救助讓他們永遠有機會和勇氣追求更大的投機。

這顯然會造成危險的經濟和社會后果。一小部分人造成的損失由社會來承擔，而這部分人可以很快繼續(xù)盈利，似乎這些銀行在社會大池低下鑿開一個小孔，通過一個吸管心安理得地吸取利潤。最糟糕的是，每個政治家都在說，這些人是美國經濟無法取代的創(chuàng)新支柱，理應得到特殊禮遇。

從這個意義上講，真正值得憂慮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造成收入金字塔頂端的不平等的因素。這些因素令這個金字塔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發(fā)展過程中，不僅變得極為陡峭而且向“右”傾斜，最終導致精英分裂。用奧爾森的邏輯來解釋，那就是美國精英由過去的一個包容性（encompassing，亦即能夠和盡可能多的社會利益相契合）的組織，異化為一個狹隘的尋租集團，以卡特爾的保護主義體制扭曲市場激勵機制，抑制經濟的持續(xù)發(fā)展。

這是最終造成精英治理失敗的結構性根源。換句話說，當我們在考慮如何解決問題時，簡單反對不平等是無濟于事的。如果不能控制主導金融市場的銀行，讓它們回歸到它們原本應有的金融服務的角色和地位中，而是任由它們利用社會代價去投機，整體經濟將永遠面臨威脅；對不平等本身的狹隘的攻擊，也只會助長反市場和反全球化的力量。

但這個精英分裂，是一個獨特的美國現象，是美國于冷戰(zhàn)結束之后利用全球化過程、追求金融霸權的結果。美國成功地做到了這點，在這個過程中受益良多，遠非其他發(fā)達國家能比。然而回首看來，這個成功的代價也非常巨大，常常難以被認識到。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全世界都在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巨大沖擊感到驚愕時，沉浸在金融膨脹中的美國人繼續(xù)將更高比例的儲蓄和財富投入到已高度膨脹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中，似乎并未在意這種做法帶來的長期后果。此后的美國，在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領導下，義無反顧地繼續(xù)向前，絲毫不受政治派別的影響。如一位觀察者所言，在所有人都在為這個猛獸戰(zhàn)栗時，美國人卻把華爾街當成寵物抱在懷里。而當音樂停止，泡沫破裂，需要有人付出代價時，造成災難的華爾街卻成了首先被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拯救的對象。整個實體產業(yè)奄奄一息，卻沒有政治家愿意為此做出努力。

這就是今日美國民粹主義爆發(fā)、讓特朗普和桑德斯們撼動美國民主治理的最深層次的原因。如筆者此前所說，這也是這次美國大選最讓世界不安之處。特朗普可能贏不了這次選舉，但被他的個人特點進一步推動的漩渦，不會因為他的離開而消失或減弱。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這兩個美國賴以維系的制度，都在這個漩渦邊上岌岌可危。繼續(xù)責怪普通民眾的盲從，只會讓精英們繼續(xù)推卸責任，任由這個社會進一步滑入漩渦。這不僅僅是美國的不幸，也將威脅全球穩(wěn)定和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