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蔣昕捷

2009年12月18日，邱仁宗獲得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fā)的“阿維森納獎”。

　　2009年12月18日，在巴黎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會議室里，一位個頭矮小的中國人成為備受關注的對象。這一天，他從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的手中，接過了“阿維森納獎”的金質獎章，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中國人。這個獎項旨在獎勵個人和團體在科學倫理學領域的杰出貢獻。

　　據說，這個毫不起眼的中國人以全票通過的方式獲得此獎。授獎詞對他也是褒獎有加：邱仁宗是生命倫理學領域的一位先驅。他在科學倫理學方面的研究，以及在與科學有關的倫理問題上，堅定地維護公眾權益，成為中國和世界學術界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

　　“什么是生命倫理學？”已經回國的邱仁宗笑著推了推老花鏡。作為第一個將生命倫理學引入中國的學者，這個問題他被問了整整30年。

　　死還有安樂的嗎

　　為什么會出現生命倫理學？邱仁宗自問自答道，因為歷史證明光靠科學家自律是不行的。

　　他隨手舉了個例子。上世紀30年代，美國公共衛(wèi)生服務局在路易斯安娜州開展一項關于梅毒的研究。由于科學家認為梅毒對黑人和白人的影響不同，所以設計實驗在一家福利醫(yī)院里做。那里貧窮的黑人得了梅毒，不僅被告知是“壞血病”等疾病，還得不到任何治療。這項研究直到40年后才真相大白，并得以終止。自此，美國正式引入倫理學家做監(jiān)督和調查。

　　不過，公眾真正關注科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日本廣島的原子彈爆炸、納粹科學家利用集中營的受害者做實驗等等，這些都促使人們思考，對于科學技術成果的應用以及科學研究本身需要有所規(guī)范。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生命倫理學于20世紀60~70年代產生。

　　相比之下，中國生命倫理學始于1979年。那一年，邱仁宗在廣州醫(yī)學辯證法講習會上做《七十年代醫(yī)學哲學綜述》的報告，第一次將生命倫理學的概念展現在中國醫(yī)學與哲學工作者面前。

　　至今，這位78歲的老者還記得聽眾的好奇和驚訝。當他講到“安樂死”和“腦死亡”等新概念時，一位醫(yī)生反問道：“死還有安樂的嗎？”

　　會后一個外科大夫寫信說，自己在工作中的確碰到了這樣的情況，常為此迷惘。有學者回憶說，當時聽邱仁宗的報告，感覺眼前打開了一扇大門，“不僅僅是新奇，更多的是感受到一種人受到關注的尊重”。

　　當邱仁宗真正開始中國推廣生命倫理學時，發(fā)現很多科學家對此嗤之以鼻。他們常常用各種理由來反駁，比如“科學沒有禁區(qū)，要你們倫理學來口羅嗦什么”，“科學是最倫理的，你們應該保駕護航”，“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沒有消極作用”。

　　這些反應讓邱仁宗有些哭笑不得。他不由得想起自己30多年前從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yè)后到協(xié)和醫(yī)學院教書的情景。在他教授的政治理論課上，總有醫(yī)學院的學生提問說，“老師，您說的列寧的批判論能拿來看病嗎？”

　　這也使得邱仁宗不斷思考，人文對科學有什么用，哲學對醫(yī)學有什么用。1978年，他從協(xié)和醫(yī)學院調入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當時的哲學所所長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文章，要求哲學家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和人的研究，這也促使邱仁宗最終作出了決定，將生命倫理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

　　減少決策者愚蠢的決策

　　時至今日，生命倫理學在中國仍然得不到理解和支持。

　　2005年，北京一家醫(yī)學院要進行人體試驗。按照規(guī)定，申請必須提交衛(wèi)生部倫理審查委員會一份。作為其副主任委員的邱仁宗認為，其中文獻依據不夠，需要補充。結果對方干脆繞開倫理審查，直接把研究做完了。最近成果出來，要在國外發(fā)表，對方要求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的證明。于是那家醫(yī)學院回過頭又把文獻附上?！皼]批準做完了，怎么能補審查？”邱仁宗氣憤地說。

　　令邱仁宗感到惋惜的還有“安樂死”。1986年，陜西省漢中市一位醫(yī)生應病人家屬要求，為不可治且處于痛苦中的病人實施了安樂死。這家醫(yī)院被告上了法庭。第二年，當地公安局向檢察院申請以故意殺人罪逮捕了相關涉案人員，并提起公訴。這掀起了國內對于“安樂死”討論的第一次高潮。

　　當時包括邱仁宗在內的科學倫理學者紛紛提出質疑。他們認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痛苦的患者應該有選擇死亡方式的權利。該案最終以“安樂死輕罪不罰”結案，檢察院的抗訴也沒有得到支持。后來死者的兒子病了，也要求安樂死，被醫(yī)院拒絕。邱仁宗如今也只有感嘆，“安樂死的問題20多年以來沒有進展?！?/span>

　　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倫理學家正在逐步參與政府決策。邱仁宗笑言這樣可以“減少決策者愚蠢的決策”。

　　1994年，衛(wèi)生部提交一項有關“優(yōu)生保護”的法案，當天新華社用Eugenic Law（優(yōu)生法）對外發(fā)布消息，由于Eugenic Law一詞源自德國納粹所謂的“優(yōu)生”，許多國家的遺傳學家和遺傳研究機構紛紛致電要求解釋，并聲明抵制將于1998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遺傳學大會。

　　此時，身為倫理學家的邱仁宗開始努力向國際社會解釋我國的優(yōu)生優(yōu)育政策。他建議將“優(yōu)生”翻譯為“健康地生育”（healthy birth）。他也向國外同行坦陳，該法案中“如果有嚴重的遺傳病，采取長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結扎手術后不生育的，可以結婚”的法規(guī)不合科學倫理，并且與一些法律相悖，比如《殘疾人保護法》。

　　同時一些文獻稱出生有缺陷的人為“劣生”，有的地方還制訂了“限制劣生條例”，西部某省就曾有《關于禁止癡呆傻人生育的規(guī)定》。在一些醫(yī)學倫理學教科書中，還列出了若干所謂“沒有生育價值”的人。這些都在倫理學家的呼吁下逐步消失。

　　另一個轉變是，政府部門相繼頒布了《涉及人體的生物醫(y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人類輔助生殖管理辦法》和《人類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原則》。如今做人體實驗接受倫理委員會的審查已經成為前置條件。

　　用邱仁宗的話來說，這就是科學解決“能不能”，法律條文規(guī)定“準不準”，倫理學回答“該不該”。他認為在新技術面前，科學家、倫理學家和決策者總是有著各自不同的使命。

　　生命倫理學從來都不是空洞的

　　作為中國生命倫理學界泰斗級的人物，邱仁宗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稱。

　　一次在曼谷開國際學術會，會議組織者評價他說，“過去開會老找不到中國人，偶爾有中國人在，他也不說話，你倒是老說話?！?/span>

　　他常常直言中國干細胞治療所存在的問題。目前，在干細胞的基礎理論研究還沒完成，美國也只批準了兩個臨床試驗的情況下，中國已經有150多家醫(yī)院開展干細胞治療。有的病人幾十萬花掉了，毫無起色，有的還惡化了；但很多廣告不說這是未經證明的療法，而說“這是美國最新發(fā)明的干細胞療法”。因此，一位企業(yè)老總聘請邱仁宗做干細胞治療的顧問，被邱仁宗一口拒絕。邱仁宗還反過來勸說：“你去搞臨床研究吧，不能再要病人出錢了。搞研究的話，倫理培訓我可以幫你，顧問我先不做。”

　　在總結中國生命倫理學30年發(fā)展的時候，邱仁宗也坦言“夠格的生命倫理學家比較少”，還有些不夠格的教授博導。他甚至指出自己的學生出書有時也是資料匯編，根本不是本人見解。

　　這位倫理學家也會陷入困境。按說，生命倫理學有3個基本原則，即尊重、不傷害和公正，但這些并不總能同時兼顧。比如有兩個人都需要器官移植才能活下來，但只有一個器官。以色列有過這樣的例子，他們認為當資源稀缺的時候，平等的方法是兩個人都不給。在其他地方更多的是討論和反復衡量。比如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年輕人，就優(yōu)先救治年輕者。那如果年輕人患有不可治愈的疾病怎么辦？如果兩個都是年輕人怎么辦？

　　邱仁宗認為這才是生命倫理學的魅力所在，從來都不是空洞的，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如今，他從保障人的權利擴展到保護動物的權利。靈感來自母親養(yǎng)了數年的白貓。這只貓每天晚上9點半提醒老太太睡覺，等到深夜1點又會上樓提醒邱仁宗睡覺。如果他們不準時睡覺，它就會使出各種招數，直到他們去休息為止。有一次老太太打麻將打到夜里兩點，貓生氣極了，咬她的手，把牌弄到地上，最后一屁股坐在了牌桌上。

　　邱仁宗認為，只要仔細觀察，很容易發(fā)現很多動物都具有思維能力，人類沒有權利隨意主宰它們的命運。這些關于動物福利的論文剛發(fā)表時，很多人都不以為然。但后來的發(fā)展證明他是對的?，F在，國內已經逐漸認可了要盡量善待實驗動物，開始推廣3R原則（replacement盡量用別的東西替代動物做實驗、reducement盡量減少動物實驗、 refinement善待實驗動物）。在邱仁宗眼中，生命倫理學的學術研討，就是在保護病人、受試者、公眾，進而保護動物乃至整個生態(tài)，這才是“最有用的學問”。

　　編者注:原文標題為:《引領中國進入生命倫理學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