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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 ——關于中國公眾史學的對話(4圖)

發(fā)布時間:2016-06-14 21:01 | 來源:光明日報 2016-04-20 14版 | 查看:623次

街角的說書人(《清明上河圖》局部)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與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介紹。

中國公眾史學研討會

第四屆中山大學全國大學生口述史成果交流賽決賽現(xiàn)場

  主持人:本報記者 戶華為

  特邀嘉賓:寧波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 

  錢茂偉 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焦?jié)櫭?/span>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王旭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楊艷秋

  編者按:在新媒體快速發(fā)展、自媒體傳播漸成趨勢,而公眾對歷史知識的渴求和對歷史情節(jié)的消費日漸增強的狀況下,歷史學正悄然走出象牙塔,進入尋常百姓家,同時也催生了一門新的學問——公眾史學的勃興。公眾史學提倡專業(yè)學者與社會大眾對歷史共同擁有、共同解釋、共同書寫、共同使用,能夠大大縮短史學界與公眾之間的距離,促進史學與其他學科之間的融通,也必將不斷擴充史學的應用范圍。盡管對大多數(shù)人來說,公眾史學仍是一個比較陌生的詞,但學術界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研究公眾史學的群體,而且推出了《中國公眾史學通論》等一批學術成果。為了進一步引起學界對公眾史學的了解、關注與探討,我們特別組織了這期訪談,對公眾史學概念、旨趣、理論方法及我國公眾史學發(fā)展現(xiàn)狀、未來趨勢等問題略作介紹。

  “公眾”抑或“公共”

  中國公眾史學發(fā)展脈絡與現(xiàn)狀

  主持人:盡管對國內歷史學界而言,公眾史學尚屬新鮮事物,從定義到內涵都還未達成共識,然而在歐美它已經(jīng)頗具聲勢,全美近百所高校都設置了公眾史學的學位課程,英、法、德等歐洲各國的公眾史學已經(jīng)如火如荼地鋪開。在概念上,似乎國外學者多用公共史學,而我們則習慣用公眾史學,這兩者有何區(qū)別,當前我國公眾史學發(fā)展處于怎樣的狀態(tài)?

  錢茂偉:公眾史學的直接源頭是歐美的公共史學(Public History),它勃興于20世紀70年代中葉的美國,國內學術界很早便對此有所回應。1987年,朱孝遠教授將“Public History”譯為“大眾史學”,將其引入中國。1999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改革課程時也關注了公眾史學。2004年,該系設立“比較與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招收專業(yè)碩士。同年,臺灣就“大眾史學”開過兩次會議,并出版了論文集。2007年前后,復旦大學等內地高校也打出“公眾史學”的牌子。內地學界產(chǎn)生明確的公眾史學學科意識始于2012年。這一年,陳新教授《“公眾史學”的理論基礎與學科框架》與本人的《重構公眾史學體系》等文章,正式提出中國公眾史學理論基礎與學科框架建設理念。近幾年來,經(jīng)過陳新、王希、李娜等學者的共同努力,我們的公眾史學學科建設步伐不斷加快。目前,初步有了學科,有了學會,有了網(wǎng)站,有了年會,有了刊物,有了專業(yè),有了人才,有了成果。

  為什么美國用公共史學,而我們更傾向用公眾史學?簡單地說,“公共”對應“私人”,“大眾”對應“小眾”,“公眾”對應“組織”。所以,不用公共史學,是因為凡史學均是公共的;不用大眾史學,那是為了避免精英與大眾的對立?!肮姟笔菑膰遗c社會二分理念中提煉出來的,正好契合梁啟超提出的“君史”與“民史”理念。按照梁啟超的劃分,“君史”講國家上層的歷史,“民史”講民間下層的歷史,而我們就是要寫普通公眾的歷史。中國和美國的社會發(fā)展和學術背景都很不一樣,沒有必要把美國公共史學直接移植到中國來,而應堅持走中國自主學科發(fā)展之路。就我個人而言,1998年,我就開始關注通俗史學研究,2007年開始關注小歷史書寫實踐與研究,主要包括三大塊:個人史、家族史和社區(qū)史。當然,相關的公眾城市史也可以放到這里面來做。通過通俗史、公眾史的實踐探索,我對于中國公眾史學的輪廓就慢慢有點感覺了,這就有了《中國公眾史學通論》的研究寫作,2013年列入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15年底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旭東:公眾史學與公共史學之間到底有沒有區(qū)別?區(qū)別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明了公共史學的本質。發(fā)端于20世紀70年代的公共史學,實際上產(chǎn)生自美國的歷史教學領域。其初衷和首要任務是要解決美國一些大學歷史專業(yè)畢業(yè)生所面臨的社會出路難問題。為此,便不能把公共史學的起點看成是想要“高、大、上”的史學家們從象牙塔走向民間。也是由此,美國的公共史學才會有著更看重社會應用/實用性這樣的特點,著眼于為培養(yǎng)更容易滿足社會需要的歷史系畢業(yè)生,注重探討如何將傳統(tǒng)的歷史學同當代的信息化應用技術(尤其數(shù)字化和可視化技術)更好地結合起來這樣的問題;刻意地/目標明確地對歷史學專業(yè)的學生進行與社會需求相接軌的那些知識技能方面的培訓,力圖通過傳統(tǒng)知識和新技能之間的交匯融合,來增強歷史學服務于社會的功用性。由此可知,公共史學是一種由專家引領、教育導入、公眾參與互動,并在公共領域進行歷史建構的側重于多樣且個性化表達的歷史學。今天看來,公共史學興起的理論意義和社會價值,可能還不僅僅在于其所主張或強調的公眾對歷史學領域的參與,而更在于專業(yè)歷史學的服務對象意識增強所帶來的“公共轉向”。正因如此,我們才更應將“Public History”譯為“公共史學”而非“公眾史學”。公共史學是一種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產(chǎn)生出來和發(fā)展起來的。自上而下,是指從歷史學的專業(yè)性權威高端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由內而外,是指從專業(yè)史學里走了出來,去直接為社會的應用性普通需求服務。

  其次要了解公眾史學的本質。公眾史學發(fā)端于民間的歷史傳統(tǒng),如民間說史、民間寫史和民間傳史。這樣的歷史傳統(tǒng),不論西方還是東方都存在。為什么這樣說呢?西方的歷史學起源于民間,我們今天常說的西方歷史學專業(yè)化的進程到了19世紀才真正開啟。東方的歷史學同樣起源于民間。中國古代,歷史學很早就分離出了一種專業(yè)化的趨向,例如孔子作《春秋》便是屬于專業(yè)學者在治史。后來的職業(yè)史官來修史,不僅是專業(yè)修/治史,更是以官方身份在修/治史了。中國的官方治史經(jīng)歷了早期的“撰”史,后來的“修”史,更后來的“纂”史三個階段。與此同時,就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而言,民間社會對于歷史的發(fā)掘、處理和承襲,堪稱源遠流長。若將民間的歷史書寫和歷史知識的社會應用實踐,看作當今的公眾史學的前身或“早期的公眾史學”,那么在中國,公眾史學其實始終都在以下面這兩條線的形式存在。其一,自下而上、由外到內,即從民間專業(yè)歷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官方歷史學家的史學;其二,民間歷史人和說書/史者(民間說書藝人口耳相傳和戲劇藝人的演繹),以講述歷史故事的行為,始終如一地書寫/“說”(敘述)“傳”(傳播)歷史知識的學問。從這兩條線來看公眾史學,其實更多的是一種專業(yè)或職業(yè)歷史學家的“治史”同民間“書寫”歷史相互之間的交匯或互動的問題。

  總體上看,中國悠久的官方治史傳統(tǒng)直接影響著社會,使得社會的治史意識較之西方濃郁得多,如百姓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遺臭萬年”等。但同時,由于官方壟斷著正史的書寫,結果民間社會的歷史記憶便只能流于野史、演義或假借戲曲等其他藝術表現(xiàn)形式。公眾史學作為一個中間環(huán)節(jié),可以變成專業(yè)史學家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間、走入社會大眾,民間業(yè)余的歷史愛好者為提升自身史學素養(yǎng)水平和研史/寫史方法技能的專業(yè)化水準而走近專業(yè)歷史學家,雙方互相溝通/融合的橋梁。正是上述從歷史到現(xiàn)實各自具有的差異性,決定了公眾史學與公共史學的區(qū)別。況且僅憑中國悠久的治史傳統(tǒng),以及民間的社會大眾數(shù)千年來對歷史書寫的喜好及表現(xiàn)形式豐富多彩的傳承,中國的公眾史學就應當有自己的理論和體系,而不該去扮演一個舶來品的角色。

  楊艷秋:什么是中國公眾史學,這不僅是Public History怎么翻譯的問題,不是說它譯成大眾、公眾或者公共哪個更合適的問題,而是現(xiàn)在我們的此公眾史學非彼公共史學的問題。所以這里要厘清的首先是中西概念問題。美國的公共史學是應對史學危機產(chǎn)生的,是伴隨著美國高校學科改革而出現(xiàn)的一種應用型史學,它以史學在公共領域的應用為主要特征。而中國的公眾史學是隨著社會發(fā)展,或者說是在歷史知識社會化的背景下產(chǎn)生的需求。在傳統(tǒng)的傳播方式下,歷史知識的傳播有賴于專業(yè)人員。由于現(xiàn)代化傳播手段的出現(xiàn),當今歷史知識傳播的主體向全社會擴大,知識信息的獲得越來越快捷方便。非專業(yè)人員也可以進行歷史知識的二次和多次傳播,更多地占據(jù)歷史知識傳播的舞臺,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眾關心歷史的現(xiàn)象。另外,還有美國公共史學的一些表現(xiàn),比如說它為政府、企業(yè)各部門服務,這和我們所提倡的公眾史學理念是背道而馳的,中國公眾史學所要展現(xiàn)的是公平的、全體的、共享的、共有的含義。

  除了中西,還有傳統(tǒng)現(xiàn)象和現(xiàn)代理念的厘清問題。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敘事性特點,為史學的普及和傳播創(chuàng)造了條件,在傳統(tǒng)史學里有公眾史學的某些因素,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傳統(tǒng)史學中的史學普及也好,歷史知識的由上向下傳播也好,雖然和現(xiàn)在提倡的公眾史學有一種繼承關系,但是它并不是我們現(xiàn)代意義的公眾史學的主要內容。再如由“君史”到“民史”的觀念也有一個發(fā)展過程,上個世紀之初“新史學”興起中的從“君史”到“民史”,主要是指史書記載內容的擴展,由記載帝王將相和“一朝一姓”的興亡擴展至紀錄百姓生活,“一城一鄉(xiāng)教養(yǎng)之所起”,由載錄國家政治拓展至經(jīng)濟、農(nóng)業(yè)、商業(yè)、礦業(yè)、建筑、交通等領域。而現(xiàn)在“公眾史學”中要談的是“民史”(公眾史)寫作。除此之外,更為重要的一個方面是歷史解釋權的問題,那就是由民眾參與歷史解釋和歷史書寫,這個變化是今天倡導公眾史學的至關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以公眾為本位

  公眾史學構建新的史學體系

  主持人:學界對于公眾史學有著各種不同定義,比如一種認為“所謂公眾史學,是指由職業(yè)史學人士介入的、面向公眾的歷史文化產(chǎn)品創(chuàng)制與傳播。”另一種則認為公眾史學“表現(xiàn)為參與群體的革新,提倡人人都是歷史的記錄者”,其背后蘊含的是對公眾史學本位的不同取向。國際公共史學會主席瑟奇·諾里特曾說過,“數(shù)字歷史,不僅帶來新資料、新工具,也將產(chǎn)生新的歷史學家?!痹谶@種情況下,自覺成為“公眾史學”的參與者或引導者或許已經(jīng)成為不少歷史工作者的共識。但最近,錢茂偉等學者則進一步轉換思考方式,指出在公眾史學中,職業(yè)歷史研究者不再是唯一具有話語權、解釋權的掌握者,而應該以公眾為本位,共同擁有、共同解釋、共同書寫、共同使用,這將要求我們建立一個怎樣的史學體系?

  錢茂偉:什么是最好的歷史學,服務公眾的史學無疑是最好的史學之一。強調研究史學與公眾的關聯(lián)性,會提出兩大方向的思考:一是史學為什么要“公眾”,二是公眾為什么要史學?,F(xiàn)代社會是公眾社會,史學自然應服務公眾。歷史學畢竟是關注人類自身歷史的學問,當然也要更好地發(fā)揮它的社會功能,歷史需要更多的人來學來用,這樣的良性循環(huán)對于一個學科的發(fā)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史學與公眾的結合,可以產(chǎn)生多元的聯(lián)想,至少可作三個方面的發(fā)散性思考:書寫公眾、服務公眾、公眾參與。如此,史學服務公眾才能走向體制化,這種體制化的史學形態(tài)就是公眾史學。公眾史學體系可歸納為一個中心(以公眾為本位)、三大領域(書寫公眾、公眾參與、公眾消費)、四大理論(君史與民史、生活世界與文本世界、歷史書寫與歷史研究、小眾參與和大眾參與)、六大分支(公眾歷史書寫、公眾口述史學、公眾影像史學、公眾歷史檔案、公眾文化遺產(chǎn)、通俗普及史學)。這是一個涉及多個層面的綜合性的公眾本位史學框架結構,有別于傳統(tǒng)的史學體系。擴大歷史書寫對象,擴大歷史參與人群,擴大歷史享受空間,就能讓史學由“小眾之學”變成“大眾之學”。公眾史學是屬于公民大眾的史學,每個人都是公眾史學的主體,公眾史學是一種以個人為本位的歷史服務機制。歷史是人類的歷史,個人是最基本的主體,由個人史而群體史,公眾史學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視野。

  楊艷秋:錢茂偉教授在其《中國公眾史學通論》中,按照公眾歷史書寫、公眾口述史學、公眾影像史學、公眾歷史檔案、公眾文化遺產(chǎn)、通俗普及史學六個分支搭建起公眾史學的學科體系,這是一個平面層次的勾畫,將中國公眾史學的探討提升到學科體系建設的理論高度。“構建中國公眾史學學科體系”,是近年來對公眾史學的最為熱切的呼喚。公眾史學獨立學科地位的成立,需要其具備相對獨立的專業(yè)知識體系和方法,創(chuàng)設完整的理論框架,明確其研究對象和內容,對學科性質和任務進行闡述。在構建中國公眾史學學科體系的道路上,一些學者進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嘗試。目前取得的共識是,公眾史學是一個綜合性的新的歷史學科。作為一個學科,它應該是一門系統(tǒng)學問,這個系統(tǒng)要怎樣呈現(xiàn)?便是我們所說的學科的“構建”。在這里,我感覺比較疑惑的是,學科的相加能不能形成一個公眾史學體系?也就是說“通俗史學”加“公共史學”加“大眾史學”,是不是就成了公眾史學?或者說口述史學加上檔案史學再加上影視史學,可以構成公眾史學嗎?作為一個學科體系,公眾史學不應該僅有一個平面的構架,而應當是一個縱深的邏輯鏈環(huán),它有理念,有目標,有對象,有方法,有應用,有實踐,有不同的層次,并且這個層次要怎樣來展開,才能發(fā)揮公眾史學作為一種歷史學分支學科的社會文化意義,是應當引起重視和思考的。

  焦?jié)櫭鳎何矣X得公眾史學下設六個分支學科外,應該再加上一個“公眾環(huán)境史學”,怎么安排合適呢?錢茂偉教授最近也提供了另一種縱深的公眾史學學科分類法,即理論、學術、寫作三大層面。如此,可把“公眾環(huán)境史學”考慮放在中間的學術研究層面。公眾史學更偏重于書寫公眾生活史,環(huán)境史作為與人類活動息息相關的歷史內容,既是人類傳統(tǒng)生產(chǎn)生活方式運動的結果,更是現(xiàn)在和未來給民眾生產(chǎn)生活帶來重要影響的新因素,并將持續(xù)地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影響著當下人們的生存狀態(tài)和生存質量,環(huán)境史問題理應作為公眾史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

  公眾史學的書寫與傳播

  主持人:當前,歷史的書寫與傳播方式上的巨大變化有目共睹,大數(shù)據(jù)、微博、微信等使日常的、瑣碎的巨量歷史資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也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并自由書寫個人的、家庭的、社區(qū)的乃至國家的歷史,并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微信等手段加以傳播,還可以及時通過對歷史問題發(fā)表評論參與史學建構。請各位談談公眾史學將如何適應并利用這種形勢,在歷史書寫和傳播方面將產(chǎn)生哪些變化,它將給專業(yè)歷史研究者和關注喜愛歷史的公眾帶來哪些影響?

  1.史學由服務組織到服務公眾、由服務小眾到服務大眾的轉型

  錢茂偉:傳統(tǒng)史學是在直接服務政府及其精英歷史需求下誕生的,歷史書寫偏重政府組織史,偏重精英史,與下層百姓史關系不大,可謂“史不下庶人”。后來,至多給下層提供一些上層故事的消費而已。宋元的“講史”“話本”及后來的演義等通俗史學的產(chǎn)生過程是與城市民眾的成長有關的。20世紀以來的專業(yè)史學,雖然強調服務人民,但多為間接的服務,實際也遠離大眾視線。因為史學論著的寫作門檻高,普通人直接消費不了。只有書寫對象下移的“公眾史”或“小歷史”寫作,才能拉近史學與民眾的關系。以前的歷史建構方式是適合少數(shù)人的、也是書寫少數(shù)人歷史的方式。公眾史學是一種全新的歷史建構方式,是一種真正大眾的歷史建構方式,書寫對象與參與對象將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

  焦?jié)櫭鳎汗娛穼W是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產(chǎn)物,在傳統(tǒng)社會中,歷史是少數(shù)人的歷史,而多數(shù)人的歷史則成為不了歷史,在這樣的時代認知條件下是不可能產(chǎn)生公眾史學的。只有在民眾對于自身歷史有了深切體認之后,才會產(chǎn)生公眾史學?!懊袷贰钡某霈F(xiàn)是“公眾史”成立前最為重要的階段。揆諸歷史,自1902年梁啟超等人揭橥“史界革命”起,公眾史學意識即開始孕生。梁啟超等人出于維新變法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史界革命”,第一次明確地把歷史的書寫從上層轉移到了下層,把史學對象轉向民眾。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的真正動力,更加突出了公眾本身的歷史。在當代,隨著史學多元化、多樣化趨勢的出現(xiàn),言說普通人的歷史日益受到重視,如史學的微觀化趨向以及近年來民眾生活史的日益受人關注。總的來看,一百多年來,歷史書寫對象由上層轉移到下層,由以帝王將相為核心,逐漸轉變?yōu)橐詫v史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科教文化等方面人物為核心,更進而把書寫特定時代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實態(tài)作為主要內容。

  2.由生活世界而文本世界的歷史書寫

  錢茂偉:歷史和現(xiàn)實生活世界是息息相關的。史學不能成為故紙堆,也不能過于高大上,要進入現(xiàn)代生活世界。歷史是人類的歷史,自然應回歸生活世界,讓廣大公眾所共享。史學如何進入生活世界?純粹的歷史研究是很難做到的,只有通俗化作品,只有圖片,只有視頻,才能實現(xiàn)。具體地說,有以下幾種途徑:一是提供歷史通俗知識。近30年通俗史學的發(fā)展讓史學重新進入生活世界,讓普通公眾得以享受史學成果。二是重視當代歷史書寫。歷史研究多有賤今尚古傾向,古代歷史研究往往只有部分專家可以做,而當代史是與生活世界距離最近的領域,需要加強這方面的歷史書寫。盡管當代史的深加工研究可能一時難以展開,但初加工的歷史書寫是可以做的。歷史記錄是第一層面的,沒有翔實的當代歷史記錄,后人將無法開展深度加工研究。歷史發(fā)生于生活世界,存在于文本世界,文本世界通過文字、圖像、聲音來反映人類的生活軌跡。生活世界的全部活動都是歷史,但只有一部分會被打撈起來成為文本歷史,那部分就是后人可知的“歷史”。因此,公眾與其每天只關注別人寫的東西,不如多將自己的經(jīng)歷和思想變成作品。史學源于生活,服務于生活,史學就在生活之中,將生活變成史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公眾史學可以稱為“生活中的歷史學”。

  焦?jié)櫭鳎阂话銇碇v,歷史包括生活的歷史和記錄的歷史兩大部分。生活的歷史是指人類群體在歷史時空中的活動過程,其特點是轉瞬即逝,其存在必須通過文本的方式加以保存。只有這種文本的方式才能建構我們需要的歷史認識或歷史知識。文本世界是需要通過歷史書寫來實現(xiàn)的,歷史書寫是一種將生活世界轉化為文本世界的寫作活動,進而完成客觀歷史向著能夠理解的符號世界的轉化。在當代,隨著錄音機、照相機、攝影機以及網(wǎng)絡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或傳播方式的普及,使得從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書寫方式也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3.口述史是實現(xiàn)當代公眾史記錄的最好路徑

  錢茂偉:“筆書”是讀書人的專利,而口述是所有人記憶交流的主渠道,因此“口述史”是大眾參與歷史書寫的主要途徑??谑鍪冯x生活世界最近,口述史搜集到的是大腦記憶,通過個人語言來敘述個人歷史。口述是人類最基本的表達手段,有可能成為新的強勢歷史再現(xiàn)方式。人人有自己的歷史認識,人人會說。在技術發(fā)達的時代,就有可能人人參與,從而人人有可能成為歷史書寫的對象和參與者。以前的歷史建構活動都是史家單方向進行的,口述史是一種全新的多方面的歷史建構活動。多方的參與,讓更多人有了參與的機會。在某種程度上,口述史也是一種直接的歷史研究,能直接從生活世界中篩選有傳承價值的人物與事件,并通過詢問、對照、考證等方式,實現(xiàn)自覺歷史意識視野下的選擇判斷,可能留下更有價值的當代史記錄。

  焦?jié)櫭鳎嚎谑鍪肥菑纳钍澜甾D化為文本世界的重要方式。口述史就是用自己的話語講述自己所親身經(jīng)歷的故事。照相、錄音、錄像等科技手段的實用化和普及化,使口述歷史的發(fā)展成為可能,而它恰恰是實現(xiàn)當代公眾史記錄的最好路徑。同時新媒體如各種網(wǎng)站、微信、博客、論壇等歷史專欄和頁面等,也是收集和傳播口述史資料的重要平臺。環(huán)境史所具有的公共性,也使它成為公眾史學關心的重要內容。從環(huán)境史角度看,“小歷史”與“大歷史”的關聯(lián)度是很高的,由于環(huán)境問題與每個人的生活質量息息相關,因此環(huán)境史問題也一定是公民寫史中最為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公眾個人的環(huán)境經(jīng)歷和感受將提供取之不竭的環(huán)境史資料。

  4.人人參與當代歷史的書寫

  錢茂偉:從歷史參與人員來看,古今中國史學經(jīng)歷了由傳統(tǒng)“小眾參與”到今日“大眾參與”的轉型。在傳統(tǒng)社會,只要小眾來做歷史記錄即可,先是職業(yè)史官,后是專業(yè)史家。當代史記錄是人人可以做的領域,人人都是歷史記錄者,史學自然要關注人人。在純文本時代,人人成為記錄者是很難做到的;但在科學技術高速發(fā)展的今天,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歷史參與是一種歷史自主權,是文化參與權的一部分。人人參與寫歷史,可以寫大歷史,更提倡寫小歷史。小歷史書寫離公眾日常生活近,直接關乎其歷史利益權,是生活化的史學,是實踐化的史學,是應用的史學。這也將給專業(yè)歷史研究者帶來不可忽視的機遇和挑戰(zhàn),及時關注、研究、回應公眾的歷史需求,才能更好地使學術成果有效轉化為公眾知識的一部分,為社會所共享。當然,人人參與是一種新的事物。要適應這樣的形勢,形成這樣一種新的傳統(tǒng),得有一個較長的過程。

  焦?jié)櫭鳎汗娛穼W出現(xiàn)的一個最重要標志,就是歷史參與人員的變化。我們常說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其實他們也是歷史的真正參與者。以前,書寫歷史、記錄歷史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被稱為“史官”或“史學工作者”的人。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是因為在幾千年的專制社會中,治史一直是國家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民間人士只能撰寫自己所能接觸到的局部有限歷史,作為野史在民間傳播。進入現(xiàn)代社會后,隨著全球化、網(wǎng)絡化、信息化發(fā)展,歷史信息及史料的獲得要較以前更加容易,已出現(xiàn)了由部分職業(yè)歷史工作者書寫歷史到人人書寫歷史的趨勢?!肮姟笔怯蔁o數(shù)個體組成的群體概念,公眾史本質上是由無數(shù)個人史所組合而成的整體史,反映的是大眾的個體經(jīng)歷和個人視角所觀察到的歷史場景,能讓我們看到更生動、更貼近生活、更富有個性的歷史景象。人人都可以書寫自己的歷史,“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在互聯(lián)網(wǎng)條件下,個人博客、微信的出現(xiàn),為人人書寫歷史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也使人人參與書寫的公眾史學成為可能。

  楊艷秋:“人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歷史學家”,這是一個美好的愿望,也是一個非常高的期望。克羅齊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就是注重歷史與生活的聯(lián)系。歷史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我想,中國公眾史學的目的和意義也恰在于此。如何更好地建立歷史與生活的聯(lián)系,對中國公眾史學而言,仍然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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