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當我還在上高中的時候，我家曾搬到東京居住。當時這座城市如同一只巨大的鳳凰，正拖著憔悴和瘦骨嶙峋的身體從戰(zhàn)爭的灰燼中站起來。那時的我是來自蒙大拿州小城波爾森的一個少年，所見過的世面沒有超出波爾森北面的卡麗斯佩爾和南面的米蘇拉。

　　我的母親和我們六個兄弟姐妹被安置在一處漂亮的住處中，住所配有五個傭人和包含一座日式花園及一個籃球架——這一點十分奇怪——的后院。這所房子位于御茶水區(qū)，那里住著對戰(zhàn)爭負有責任的富人和權(quán)力精英。二戰(zhàn)接近尾聲時美軍對窮人和無辜百姓居住區(qū)展開了可怕的轟炸，而御茶水區(qū)毫發(fā)無損。不過，這種諷刺是當時16歲的我所無法體會的。

　　我們的家搬到東京，是因為我的父親得到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擔任檢察官的工作。在1945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后，這個法庭從1946年5月3日起開始運轉(zhuǎn)。審判的目的實際上是懲罰挑起戰(zhàn)爭的日本領導人，并確立依照國際法將侵略戰(zhàn)爭列為非法罪行的基本原則——以期阻止未來的沖突。作為蒙大拿州萊克縣的縣檢察官，家父所經(jīng)手的訴訟案曾累積了創(chuàng)紀錄的有罪判決率。他在1946年尋求以民主黨人身份競選連任，但敗給了一位退伍軍人。于是家父申請效力于戰(zhàn)爭罪審判活動，后經(jīng)人推薦，他獲得了東京的職位。

　　未被起訴的罪行

　　在東京審判期間，家父很少談起這場審判。從1948年11月審判結(jié)束算起，在他隨后42年的生命里，我從未聽他說過關(guān)于這場審判的只言片語。在這42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他是國務院的一名外交人員。

　　我用了過去兩年時間去閱讀、研究和思考東京戰(zhàn)爭罪審判。我欣慰地搞清楚了為什么家父在參與這項艱苦但卻富有成果的事業(yè)的過程中始終保持沉默。與此同時，我發(fā)現(xiàn)審判本身存在公然的偏向和明顯的不公——對某些殘忍的罪行只字不提、沒有傳召相關(guān)證人以及拒絕討論涉及美國不當行為的問題。

　　這種偏向始于首席檢察官約瑟夫·基南的開庭陳述：他指責日本領導人早在1928年就罪惡地策劃了邪惡的征服計劃，其目的是主宰東亞并最終主宰全世界。換句話說，基南把復雜而又微妙的日本歷史簡化成了一出道德劇。當時美國的知名歷史學家約翰·多爾稱基南的論調(diào)是“愚蠢的”，并撰文說“沒有一個嚴肅的歷史學家……會支持這種論調(diào)”。

　　這并不意味著日本領導人是無辜的；相反，他們發(fā)動了一場侵略戰(zhàn)爭。他們的罪行包括在1937年并吞滿洲（中國東北），在1937年開始了對中國的戰(zhàn)爭，以及入侵荷屬東印度群島、法屬印度支那和菲律賓。讓我感到詫異的是，除了在開庭陳述中的一面之詞外，美國公訴團并沒有張開足夠大的法網(wǎng)，未能揭露許多可怕的戰(zhàn)爭罪證，并且拒絕聽取某些關(guān)鍵證人的證詞。

　　例如，沒有就在朝鮮和中國臺灣明顯侵犯殖民地居民人權(quán)的行為，或是在菲律賓和緬甸等占領區(qū)對居民平民犯下的罪行對日本領導人提出指控。沒有就1937年至1938年間發(fā)生在中國南京大屠殺中不分青紅皂白轟炸無辜的非軍事人員一事提出指控。為什么不呢？

　　美國險惡的私心

　　答案是復雜的。盡管杜魯門總統(tǒng)和丘吉爾首相在1945年7月的波茲坦會議上共同授權(quán)成立軍事法庭，但法庭很快被美國完全掌控。通過與基南合作，麥克阿瑟將軍授意哪些罪行將被提交到法庭上，哪些則不被提交。也就是說，他們忽略掉了那些可能會讓被告用來對美國或其盟國所犯下的的戰(zhàn)爭罪行提出反訴的行為。

　　最令人發(fā)指的例子也許是臭名昭著的日軍731部隊在中國東北城市哈爾濱犯下的罪行。這支日軍部隊用細菌試劑在大約3000個活人——主要是戰(zhàn)俘——身上進行試驗，以此研制生物武器?；钊吮蛔⑸渲旅奶烤也≡w或氰化物以進行效力和劑量測試。一些受試者死于試驗，而其他人雖然活下來，但卻出現(xiàn)了可怕的后遺癥。即使是那些活下來的人往往也會被殺死，以研究那些化學試劑對內(nèi)臟器官和組織的影響。

　　然而731部隊的司令官石井四郎卻得到了赦免，交換條件是交出在那些試驗中所獲得的技術(shù)和科學信息。這么做有助于保護公訴團不會遭到對美國戰(zhàn)爭罪的反訴。這場審判中最令人尊敬的法官、荷蘭的貝爾特·羅林后來在1994年撰文道，當他“熟悉東京的公訴團出于十分陰險的理由故意從法庭上撤走了重要證據(jù)”時，他對731部隊及其審判中所處地位的看法發(fā)生了改變。

　　沒有被提交法庭的最廣為人知的暴行涉及被委婉地稱為“慰安婦”的受害者們。墨爾本拉特羅貝大學的學者尼古拉·亨利寫道：“作為這場審判遺留問題的一部分，當時圍繞戰(zhàn)時強奸的沉默如今必須銘記，而作為這種沉默的受害者，這些二戰(zhàn)的沉默證人必須得到認可。”

韓國慰安婦題材電影《鬼鄉(xiāng)》劇照

　　這場審判中最明目張膽的疏忽是沒有對日本領導人在空襲中濫殺無辜中國平民的行徑提起訴訟。顯然日本的行為是違反《海牙公約》的戰(zhàn)爭罪行。通過不在這個問題上起訴日本人，美國對廣島、長崎和其他64個城市的轟炸沒有遭到訴訟。

　　一種無奈的沉默

　　然而東京的審判的最大謊言是美國的清白。它證明了一種以意圖純正來掩蓋軍事行動的野蠻結(jié)果的文化、一種助長深深扎根于美國歷史中有毒的例外主義和正人君子文化。本質(zhì)上，這是一種私刑文化：清白催生正義，正義催生傲慢，傲慢催生冷酷。這依然是美國今天的戰(zhàn)爭文化。

　　這與家父有什么關(guān)系呢？他陷入了一個極其怪異的困局。一方面，他是一個堅定的誠實之士，深信如果國際法要得到遵從并能有效地阻止未來的戰(zhàn)爭，就必須被公正地運用。在這一法律下，無論種族、宗教和國籍，人類的生命具有平等的價值。他是一個極其無私和慷慨之人，深信應當幫助比自己更窮的人。

　　但是倘若他仗義執(zhí)言，指出被告被剝奪了公正受審的基本權(quán)利，那么他無疑會引來各方的攻擊。他會愿意這樣嗎？他是一個忠誠的國家公務員、一個愛國者、一個虔誠的新政擁護者、一個官僚系統(tǒng)的幸存者和一個景仰權(quán)威的人，他的內(nèi)心擁有虔誠天主教徒對丑聞的厭惡。

　　于是，他并沒有試圖對事實進行隨心所欲的擺布，掩蓋起丑陋的部分，或是用常見的政治偏袒和愛國來娛樂我們。他選擇了沉默。

　?。ū疚脑d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 網(wǎng)站，《參考消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