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談方善于 “炒作”，可他卻坦然，只要“干實事”，自會有媒體找上門來；他知道，一些企業(yè)家和組織，上門討教的未必是策劃經(jīng)驗，而是“炒作方式”。談方覺得沒什么：“只要部分目的是做好事便好；打著‘公益’的旗號，說明他們對社會上的正能量有所畏懼，總比作惡強上百倍?！?/span>

　　談方把“好人”當事業(yè)。

　　他對此從未困惑過，在他5年前創(chuàng)辦“中國好人網(wǎng)”之前，他就“都想好了”。

　　當初有人嘲笑他：干嘛要叫“中國好人網(wǎng)”，名字太樸素，范圍又太廣，何不取個“英雄”或是“道德楷模”的名字。

　　談方不改，他的想法是要“說好人、幫好人、做好人”，幫助全中國的好人，宣揚好人有好報，搞一場“人心改良運動”。

　　有人嗤之以鼻，“杯水車薪”；也有人覺得“太虛了”，認為這位在高校教“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授，“搞理論搞傻了”，辦一個網(wǎng)站，能改變什么人心？

　　誰也沒想到，大多數(shù)人“敢想不敢做”的“好人事業(yè)”，談方搞得有聲有色。

　　 “幫好人萬里行”，開著面包車去各地捐錢

　　前不久，談方組織了 “幫好人萬里行”。

　　學校放假的第二天，他和好人網(wǎng)的志愿者們，兩輛面包車，從廣州出發(fā)，46天走了16個省份，為了去“幫好人”——探望、給錢；了解需求，可幫忙打官司、可找醫(yī)生前往救治，還可協(xié)調(diào)就業(yè)和入學。

　　這種“全國巡回式”的幫好人行動，已經(jīng)是第二次了，談方計劃每年暑假都搞一次，明年就可以走遍各地。

　　他們把面包車四周圍上條幅，穿著統(tǒng)一設計的服裝，胸口處的標志，是一顆大大的紅心，紅心內(nèi)是五星紅旗的圖案。

　　這次“好人名單”中的大多數(shù)，是這一年來，談方和志愿者們通過各類途徑發(fā)現(xiàn)，但素未謀面，或是沒聯(lián)系上的；還有一些，是當?shù)匚拿鬓k推薦的。

　　這也是好人網(wǎng)日常主要的工作模式——關(guān)注新聞，接聽熱線，以此尋找好人，幫助好人。照他們的話，是“讓好人有好報！不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他們用這種形式幫過2000多人，有名的，或是默默無聞的。比如昆明農(nóng)民工、全國無償獻血金獎獲得者董仲彬，他患癌癥晚期無錢求醫(yī)、帶證上街乞討了半個月；還有河南淮陽縣熊樓寨村的農(nóng)民李守俊，他為救人犧牲，留下90多歲的父親和有病的妻子，家庭困難……

　　要幫的好人太多。

　　袁厲害不要錢，反而捐了錢給“好人事業(yè)”

　　這次“幫好人萬里行”，好人網(wǎng)幾乎為每一位被探訪的好人，捐了錢物。唯獨一位不要的，是河南蘭考的袁厲害。

　　袁厲害原本就在當?shù)乇愫苡忻?，被稱為“愛心媽媽”，收養(yǎng)了不少孤兒。今年1月4日，因為孩子們玩火，燒了屋子，7名被收養(yǎng)的孩童死亡。袁厲害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被調(diào)查，被質(zhì)疑。

　　不少人同情袁厲害，給她捐款，其中便有中國好人網(wǎng)。當時談方為其募捐了12100元，并想為她提供法律援助。袁厲害電話里說不要，一分錢都不要；談方托志愿者春節(jié)時把錢捎去，她也不要，說要“把錢留給好人網(wǎng)”，幫更多的人。

　　談方和志愿者們這次去看她，進了縣城，連花和水果都來不及買，就被袁厲害騎著電動三輪車接到家里去了。

　　在談方看來，袁厲害肯定是位善良的老好人。她家并不寬敞，70多平方米的住所，她和兒子、兒媳、女婿擠著住，如今家里，只收養(yǎng)著1位13歲的啞童。談方說“從她和孩子的眼神里”，就能讀懂其中的感情。

　　火災后第一次，袁厲害去了被燒毀的老屋，帶著談方和志愿者們，剛到門口，她就哭了。待她平靜下來，談方才正式提出建立一個 “袁厲害救助棄嬰基金”，在12100元的基礎(chǔ)上，袁厲害堅持，又給了3000元現(xiàn)金。

　　 “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和“攙扶老人獎”

　　若以后要動用“袁厲害救助棄嬰基金”，不僅要談方和基金管理委員會成員們的投票，還要征得袁厲害的同意。

　　好人基金名下，已經(jīng)設立了20多項類似的專項基金。

　　談方把這些基金定義為“自籌”，是好人網(wǎng)的志愿者們捐助的，并非公募，也非私募。而每個人捐的每一筆錢，其數(shù)額和用途，都公布在網(wǎng)站上。

　　其中有一項基金，著實讓好人網(wǎng)和談方火了一把。

　　那是2011年3月5日，學雷鋒日時候，談方建立了 “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并成立公益律師團，邀請了數(shù)位知名律師，想為以后的“冤枉者”打官司。

　　當初好人網(wǎng)內(nèi)部，不少人反對談方成立的這項基金，認為“沒必要”，“道德沒墮落到那個程度”，不少人說，應該把“風險”兩字改一改。可談方堅持，要以此吸引更多人關(guān)注“誠信問題”。

　　沒過多久，全國各地“攙扶老人反被誣陷”，或是“老人摔倒無人敢扶”的事，頻頻發(fā)生，全國媒體涌向廣州，讓談方談看法，聊觀點；各地愛心人士為基金捐款。而那時，在好人網(wǎng)關(guān)注過的10多起“攙扶老人”案例中，僅有一位大學女教師接受了508元的訴訟費和醫(yī)療費資助，其余二位則拒絕受助。一位覺得“受了傷害”，不愿再提；另一位擔心受資助會被冠上“訛錢”的惡名。

　　談方當然覺得還不夠，他要搞更大的。

　　2012年的3月5日，好人網(wǎng)舉辦了首屆“攙扶老人獎”，設了委屈獎、勇敢獎、正義獎和責任獎，評出獲獎者42人，頒發(fā)獎牌和1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獎金。

　　獲獎者中，有2006年全國第一例“攙扶老人就醫(yī)被判賠償”的彭宇，還有2011年 “攙扶爬馬路護欄摔倒老太被判賠償”的許云鶴，還有“停車施救老夫妻，墊付1000元醫(yī)藥費”，卻最終被判賠償7萬元的吳俊東……

　　沒有頒獎儀式，只用最直接的幫助方式，銀行轉(zhuǎn)賬。談方幾番周折，聯(lián)系不上彭宇，就把獎項和獎金一直留著。

　　而吳俊東，把獎金5000元，反捐給了好人基金，在那之前，他又攙扶了一位摔倒的孕婦……

　　 “幫好人”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

　　好人事業(yè)，越做越大。

　　好人基金已經(jīng)籌集了200多萬元，好人網(wǎng)還推出了全國第一個民間好人榜“中國好人”，每年評選100位年度中國好人。

　　鼎盛的時候，好人網(wǎng)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注冊志愿者，達到1.6萬人，律師、醫(yī)生、三教九流，“能幫助好人的人，都要團結(jié)”；近20個省份，都有好人網(wǎng)的分會。

　　困難自然也來了。

　　最大的麻煩，是核實受助好人們生活的困難程度，以此決定捐贈和幫助的力度，“注重雪中送炭，不搞錦上添花”被視為“幫好人”原則。

　　比如，“最美教師”張麗莉、“最美媽媽”吳菊萍、“最美司機”吳斌等好人，因為大量媒體報道和社會關(guān)注，他們及其家庭得到了大量幫助，好人網(wǎng)便不再介入。畢竟，好人基金是常年“專業(yè)”幫助好人的，資金不能簡單根據(jù) “感動程度”來分配，“幫好人”應有一套嚴格的流程。

　　前不久，他們探望湖北一位農(nóng)村婦女柯梅花，她在當?shù)乇唤凶觥肮夷棠獭?，村里的留守兒童，大多?shù)都被她照料過；2011年12月，她沖到馬路中間，把村里一位男孩，從飛馳的卡車前拽了回來，自己卻被卡車后輪輾壓，雙腳截肢。

　　當然是好人，可該捐多少錢？從市縣到鄉(xiāng)村，沒一位干部說得清楚柯梅花殘疾后，收到過多少筆捐助，捐款用于何處；柯梅花家境看似尚可，她也從來沒有向被救的家庭要求過什么，就連政府問她有什么需要時，她也堅決說沒有。

　　談方提議捐1萬元，可他給基金委員會成員挨個打電話，大家都說捐多了，5000元夠了；投完票，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最后，柯梅花受助5000元，被列為好人網(wǎng)“長期幫扶對象”，定期回訪。

　　幾乎每一次捐錢捐物，談方和志愿者們都要先旁敲側(cè)擊，問對方“已得到多少？需要多少？”，之后要打電話匯報基金委員會成員，大家投票定奪捐贈金額。

　　善于“團結(jié)政府部門”

　　談方目標遠大。

　　他是嚴謹且中規(guī)中矩的人，他的論文，絕不允許出現(xiàn)一個標點和句式錯誤；他是華南師范大學理論部的教授，教授“思想政治教育”、“中共黨史”、“中國近現(xiàn)代史”和“公共管理”……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特色好人事業(yè)”，應是政府積極主動推動，眾多民間組織、愛心企業(yè)參與，“好人有好報”文化氛圍為底色的。其中，構(gòu)建“中國好人文化”的關(guān)鍵，在于黨和政府的重視。

　　所以，他很善于“團結(jié)政府部門”。

　　他辦好人論壇，聯(lián)合了15家以上的廳級政府部門及高校；他組織“幫好人萬里行”，得到了廣東省文明辦的支持，后者主動為好人網(wǎng)給數(shù)十個省市文明辦發(fā)去公函；經(jīng)過兩年的走訪，他與50多個縣級文明辦、30多個市級文明辦，以及8個省級文明辦達成了合作意向；他評選的中國好人，得到了廣東省文明辦的認可，讓好人網(wǎng)承辦廣東省每季度一次的 “廣東好人”評選；廣東省委宣傳部，給了中國好人網(wǎng)15萬元的專項資助，廣東團省委資助其3萬元……

　　廣東省有關(guān)部門開會，數(shù)次自省，認為“很多精神文明建設工作，都是跟在中國好人網(wǎng)的后頭”，政府成立基金，舉辦論壇、好人評選，都跟好人網(wǎng)學。

　　談方樂在其中。

　　兩年前他所在的華南師范大學，批準他在全國公開招收“公益慈善”方向的碩士研究生；他主編出版了《中國好人》，成為“中國第一部宣傳中國好人、研究中國好人事業(yè)和好人文化的理論專著”。

　　他在書中盛贊一些省市的政府部門，比如浙江和江西省政府均出臺條例辦法，獎勵和保障見義勇為人員，以及徐州沛縣將3名“中國好人”提拔為副科級干部。

　　“能引起領(lǐng)導重視”的“秘方”

　　可他堅持，好人事業(yè)，是“民間、獨立”的。

　　談方給政府部門與中國好人網(wǎng)的關(guān)系做了定義，是“指導與被指導的合作關(guān)系”，而不是“領(lǐng)導與被領(lǐng)導的隸屬關(guān)系”。

　　他認為自己的成功之道，只不過是“不作秀，做實事”——“用心感受社會與好人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觸動政府、帶動政府”。

　　他多次講起中國好人網(wǎng)成立后的第一個“幫好人”案例。

　　2008年底，談方開始尋找汶川地震后，傾其所有為災區(qū)捐款的少年殘疾乞丐，這位“愛心乞丐”前后4次捐了上百元，雖然其照片在網(wǎng)絡上流傳，感人至深，可沒人知道他叫什么、在哪里、做什么。

　　在這之前，談方幾乎沒做任何策劃，只是閉著眼睛想了想：每個人，看到這位愛心乞丐能得到善報，都會高興。

　　于是他發(fā)動了118位志愿者，大多數(shù)是他的學生，兵分三路，去繁華的鬧市和火車站，帶著問卷、廣告牌和大旗，上面印著照片，寫著：“尊敬的乞丐，您在哪里？”談方想，哪怕找不到，也算是一次“好人好報”的宣傳。

　　第二天，他們就找到了他，他名叫龔忠誠，他被興奮的學生們找到時，手足無措：“一下子來那么多人，像做夢一樣，不現(xiàn)實！”

　　兩位研究生，把他背到了火車站廣場，給他毛衣，以及善款。很快，眾多媒體“劫”走了他，鎂光燈突如其來。

　　很快，廣東省領(lǐng)導做了批示，文明辦、團省委、民政局、殘疾人聯(lián)合會、青年企業(yè)家協(xié)會都伸出援手，龔忠誠成了一家涼茶鋪的小老板，拿著“好人有好報”的錦旗，對著鏡頭笑。

　　曾有好多家公益組織、媒體和政府部門，都找上門來，希望能合作搞活動，并向談方討教“能引起領(lǐng)導重視”的“秘方”。

　　談方哈哈一笑，說了一句他很欣賞的老話，叫“跟祖國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想不到”的進步，源于“事業(yè)心”

　　很多事情，在做之前，想不到。

　　曾經(jīng)的“愛心乞丐”龔忠誠，面對記者時，幾乎表達不出來自內(nèi)心本源的善良，他說不清，汶川地震時為何要背著父親，把所有的“積蓄”捐給災區(qū)，他從未想過，理所當然地做個好人，能因此得到回報。

　　他在第一屆好人論壇上發(fā)言，談感悟和“好人理念”：“沒想到，思想政治教育，竟然能跟我這樣的人扯上關(guān)系。”

　　觀眾席上坐了不少領(lǐng)導和教授，他們身子前傾，聽得入神。這時，才有人明白談方當年堅持取名 “中國好人網(wǎng)”的意思，“好人”不同于“道德楷?！保煌凇坝⑿邸?，只是普普通通的常人，鼓勵大家“做好人”，這項好人事業(yè)才更有“操作性”。

　　一年前，談方“幫好人萬里行”的隊伍到了南昌，探望并捐助聾啞老人何興武，他用自己和愛人的退休工資，幫了一所特教學校，收留了200多名邊遠山區(qū)的聾啞兒童；臨分別時，何興武抓起談方的手，拿筆寫字：“我沒想到，有這樣的‘幫好人萬里行’組織！我的腰桿子更硬了！”

　　兩年前，中國好人網(wǎng)幫助廣東人凌華坤，他在駕車追擊劫匪的過程中，車輛與劫匪的摩托車相撞，導致劫匪身亡；雖然獲得見義勇為獎金5萬元，可除了妻兒的醫(yī)藥費，還要賠償被撞路人和路邊車主，倒貼4萬元。他被妻子父母厭棄，總想不開，在跳樓自殺之前，找到了中國好人網(wǎng)。在企業(yè)家贊助下，好人網(wǎng)成立了“永泰見義勇為基金”，替凌華坤出了4萬元；之后，談方為此四處演講，在政府會議和各類場合大聲疾呼——應借此契機，為“見義勇為”和“見死不救”等行為立法，哪怕是一部地方法規(guī)。

　　談方?jīng)]想到，今年8月1日，《深圳經(jīng)濟特區(qū)救助人權(quán)益保護規(guī)定》開始實施，成為全國首部保護救助人權(quán)益的法規(guī)，被稱為“好人法”。

　　但若沒人將“好人”視為事業(yè)，那這些“想不到”的進步，或許，不會來得這么快。

　　記者手記

　　警惕“事業(yè)”成“產(chǎn)業(yè)”

　　自從談方和好人網(wǎng)“成名”開始，質(zhì)疑就從未間斷過。

　　最多的，是對于好人基金管理模式的質(zhì)疑。

　　隨著他的“好人事業(yè)”蒸蒸日上，如今的好人基金，早不是談方最初從工資中拿出的幾萬元，而是至少200多萬元，缺乏第三方監(jiān)管的基金，憑借“幾人小組”的自覺，能否公正透明地管理好這筆錢？

　　只要跟談方細細聊過的人，大多會選擇相信談方的“正直”；這位學黨史教黨史的教授，對“好人事業(yè)”的追求近乎偏執(zhí)，他總說，是依靠老一輩革命家的精神感召，依靠意志力，才能每天堅持如此：只睡5個小時，剩余時間都在工作。

　　他對基金的使用從來謹慎，即便請記者吃一頓20多元的便飯，也反復強調(diào)是“自己的錢”；而為了給“幫好人萬里行”省錢，他們住連鎖酒店，談方都要幾番督促“團購更省錢”。

　　兩年前，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曾與談方達成初步合作意向，只需基金金額達到100萬元，就可以在民政部登記注冊；可后來談方放棄了，或許，是擔心一旦引入基金化管理模式，不僅會增添不少管理上的麻煩，還會對如今形式靈活的“幫好人”形成掣肘；或許，談方和同事們覺得，只要每一筆賬目都及時在網(wǎng)站上公開，問心無愧便可以了。

　　但問題是，“好人事業(yè)”和“好人基金”的管理漏洞，會否被別有用心地效仿，變?yōu)椤昂萌水a(chǎn)業(yè)”？

　　恐怕，還是得考慮考慮如何在保證基金使用靈活的前提下，其公開透明規(guī)范更多一些制度保障。

　　（編者注：原文標題為《好人事業(yè)》）

（責任編輯：左浩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