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刻，編纂《儒藏》是盛世修典傳統(tǒng)在當代的體現，被饒宗頤先生譽為“三藏添新典，時中協(xié)太和”

?目前，《儒藏》“精華編”數字化工作已經完成，“精華編數據庫”將于今年年底正式上線，為儒學經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文?|?北京大學副校長、《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王博

　　新時代推進《儒藏》編纂和研究，是推進“兩個結合”的標志性工作。

　　《儒藏》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規(guī)模地系統(tǒng)整理海內外儒學典籍的一項基礎性文化建設工程，分《儒藏》精華編編纂與《儒藏》全本編纂兩步。

　　《儒藏》精華編收錄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和代表性的510種儒學文獻，包括傳世文獻458種、出土文獻52種，編為282冊，以及韓、日、越三國歷史上用漢文著述的儒學文獻160余種，編為57冊，合計為339冊。

　　2022年5月，《儒藏》精華編中國部分282冊全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總字數近2億。韓國之部89種37冊、日本之部51種18冊、越南之部20種2冊正在推進中。這標志著《儒藏》“精華編”主體部分順利完成，全本《儒藏》編纂工作正式啟動。

　　儒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

　　《儒藏》項目第一任首席專家湯一介先生的研究室里，掛著時年九十歲的哲學系楊辛教授撰寫的書法作品“舊邦新命”。舊邦指有五千多年歷史的中華文明，新命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命和舊邦不是割裂的兩截，當代中國既是歷史中國的飛躍，又是歷史中國的延續(xù)，由此造就了守正創(chuàng)新的文化氣質。

　　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中，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占據著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錢穆先生在《孔子傳》中說：“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tǒng)。”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漢書·藝文志》），系統(tǒng)總結三代文化遺產，把仁義的價值注入禮樂，以倫理的精神改造社會，孔子之后，經由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發(fā)揚光大，戰(zhàn)國時期即成為顯學。

　　秦漢大一統(tǒng)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轉折，郡縣立而封建廢，政治上的統(tǒng)一需要與之相適應的統(tǒng)一的文化。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學者自覺地承擔起這一文化使命，以經學為主，兼綜百家之長，建立起一個囊括宇宙、政治、社會和人生的綜合性思想體系。同時，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啟了中國歷史的經學時代。

　　漢代統(tǒng)治者推崇經術，以孝治天下，以《春秋》決獄，以《禹貢》治河，以《詩三百》作諫書，以儒家思想選拔官員，教化百姓，移風易俗，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

　　魏晉以后，雖歷經玄學、佛教、道教的興替，儒家價值和秩序始終是維系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中堅力量。

　　北宋儒學復興，孫復、石介、胡瑗并稱宋初三先生，其后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等繼之而起，南宋朱熹集宋學之大成，在批判吸收佛老的基礎上，自覺接續(xù)孔孟，系統(tǒng)發(fā)揮義理，令儒學別開生面。同時期還有陸九淵的心學，明代王陽明發(fā)揚光大，風靡一時。朱熹理學成為南宋以后元明清歷代的官方思想，并遠播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地。儒學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塑造中國政治和社會至深，影響中國人的心靈和生活至巨。

在“《儒藏》‘精華編’成果發(fā)布暨全本啟動大會”現場拍攝的已出版的《儒藏》“精華編”書冊（2023 年4 月29 日攝） 魏夢佳攝/ 本刊

　　文獻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載體

　　儒學最重視的經典是六經，即《詩》《書》《禮》《樂》《周易》和《春秋》?？鬃右栽姇Y樂教弟子，戰(zhàn)國時期，關于六經的注釋及闡發(fā)即已出現。

　　隨著經學在漢代成為官學，解釋經典的傳注大量涌現，并分家成派，如易學有施、孟、梁丘三家，詩學有齊、魯、韓和毛氏四家等，兩漢產生了京房、虞翻、劉向、許慎、馬融、鄭玄、費直等著名的經學家。

　　在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的基礎上，班固“刪其要”的《漢書·藝文志》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志目錄，也是最完整的文獻圖書目錄。其中“六藝略”收錄了六藝及《論語》《孝經》、小學類文獻，共一百零二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

　　魏晉以降出現了甲乙丙丁四部圖書分類法，《隋書·經籍志》正式確立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著錄圖書，為后世所沿襲，其中經部包括《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八類目，著錄經學文獻627部，5371卷。如果加上亡佚之書，共950部，7290卷。

　　“六藝略”或經部之外，歷代史志“子部儒家類”著錄闡述儒家思想的文獻，史部和集部內也有很多體現儒家思想的作品。

　　歷代官私藏書目錄、叢書目錄與史志目錄一起，成為了解儒家文獻的主要依據。

　　近幾十年來，全國各地陸續(xù)出土了很多先秦漢代文獻。如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湖北郭店楚墓竹簡、河北定縣竹簡、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清華簡等，包括了若干儒家作品。另外，日本、朝鮮、越南等地也有很多漢文著述的儒家典籍流傳，是儒家為代表的中華文明國際影響力的具體見證。

　　盛世修典是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

　　中華文明崇尚文教，劉向《說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币粋€新的朝代往往以武功得天下，而文治隨之。從廣求圖書開始，到對文獻進行整理，對經義進行統(tǒng)一，體現出對于文化在治國平天下中作用的重視。

　　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對峙，也形成了南北不同的經學傳統(tǒng)，為適應大一統(tǒng)國家的需要，唐太宗下令撰修《五經正義》，孔穎達等儒生前后歷經三十余年，以南學為主，兼綜北學，折中各家，成就此書，唐高宗時頒行天下。唐朝崇尚道家道教，玄宗時編纂道家典籍《三洞瓊綱》，即《開元道藏》。

　　宋代立國之后，先后編修《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和《太平廣記》，《開寶藏》則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經。

　　明代修《永樂大典》，“包括宇宙之廣大，統(tǒng)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精粗，粲然明備”，總22937卷。

　　清代有《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其中乾隆皇帝主持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余冊，約10億字，幾乎囊括了中國歷史上的主要典籍，為中華文明的延續(xù)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時代推進《儒藏》編纂，是盛世修典傳統(tǒng)在當代的體現，被饒宗頤先生譽為“三藏添新典，時中協(xié)太和”。

　　編纂《儒藏》是時代使命的擔當

　　編纂《儒藏》的想法，明清兩代就有學者倡議并試圖實施。本世紀初，湯一介先生提出編纂《儒藏》，得到了季羨林、張岱年、饒宗頤、李學勤等先生和眾多學者的支持。湯先生深知，要完成這樣一個龐大的學術文化工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家訓、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使命感，以及建設當代中國文化并貢獻于世界文化的責任感，讓已經七十多歲的湯先生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

　　2002年，北京大學廣泛邀請專家學者，舉辦了多次《儒藏》項目論證會。在征求各方意見的基礎上，形成了《儒藏》編纂的基本方案，確定《儒藏》編纂分兩步走，先進行“精華編”，然后是“大全本”?！熬A編”的工作，由季羨林先生擔任首席總編纂，湯一介先生為項目首席專家，湯一介、龐樸、孫欽善、安平秋四位先生為總編纂。國內外數百名學者共同參與到《儒藏》事業(yè)中來。

　　為給該項目實施提供有力保障，2004年，北京大學成立了實體機構《儒藏》編纂中心，后更名為《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由湯先生擔任中心主任，并配備專門編纂研究人員。2014年，湯先生去世后，由我擔任首席專家，李中華教授、魏常海教授實際擔負起執(zhí)行總編纂的職責，繼續(xù)推進“精華編”的工作。

　　《儒藏》“精華編”的編纂工作，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文獻收錄范圍從先秦至清末，包括儒家經典及其注疏、儒家學者的著述、體現儒家思想文化的相關文獻，涵蓋現存文獻和出土文獻，本土文獻和域外文獻。

　　二是遵循嚴格的學術標準，堅持質量第一的原則。傳世文獻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錄》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于個別處略作調整。出土文獻單列為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錄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為海外文獻部類。擇優(yōu)擇善選擇底本、校本，所收書籍的篇目編次，一仍底本原貌。?？币詫π橹鳎瑘猿稚俣脑瓌t，校記力求規(guī)范、精煉。

　　三是充分考慮當代讀者閱讀習慣，根據新式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guī)范化標點。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內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內的短文一般不分段。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為單行。

　　四是利用現代技術手段，尤其是數字化技術。目前，《儒藏》“精華編”數字化工作已經完成，“精華編數據庫”將于今年年底正式上線，為儒學經典的普及提供便利。

　　未來已來，過去未去，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離不開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這個根脈。在新時代推進全本《儒藏》編纂與研究，深度契合傳承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時代精神，將助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