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的社會轉型關頭，擠兌出一代要么買不起房、要么被一筆跟收入不相稱的巨額債務套牢的青年

　　這里說的青年，主要指尚未首次購房的新一代。他們受過良好教育，聰明上進，渴望城市生活。他們已經居無定所地奮斗過一段時間，有了最初的積蓄，或者集結了上兩代的財富，拼湊了兩成首付款，準備買房。房價飛漲給他們帶來緊張和焦慮。在準備首付款的過程中，房價上漲的數(shù)額，大大超過了他們儲蓄的速度，這讓他們感到被剝奪。好在，國家一再承諾“堅決有效地抑制房價上漲過快”，他們在期待中。

　　終于，十一前夕，最受期待的又一“房產新政”來了。然而，這個政策卻進一步把他們踢出購房者的行列：他們準備的首付款夠不著購房門檻了——新政策把首次購房的現(xiàn)款支付，從二成提高到三成。

　　這等于是“有效地抑制”了最需要住房的人買房。于是，房子繼續(xù)沿著資本的路線，進入投資者的名下，空置著。預計在將來，價格再漲以后，賣給目前被高房價拋棄又艱苦奮斗了一段時間的一代青年。其結果，是延長了青年們在城市漂泊的時間，推遲他們的人生計劃，使資本對他們多一輪剝奪。當住房作為資本追逐的對象，“買的不住，住的不買”，資產閑置，財富聚斂，產生的另一個效應是，堆積了社會矛盾。

　　制定公共政策的人士，都是頭發(fā)開始謝頂、內心充滿毅力的社會中堅。他們對青年的痛苦不免陌生或者漠然。雖然他們的兒子或孫子也正是這個年齡段的青年，但是，父輩和祖輩已成為社會規(guī)則的制定者，其兒孫們斷不會有住房的困惑。這些爺們是住房的既得利益者和漲價的獲利者，他們不希望價格下跌或不漲。更兼地方的政府都渴望不斷增收土地款和稅費。

　　中國人口太多，城市化很迅速，城市住房需求是剛性的，因此有人說，住房價格上漲是必然的，一部分青年買不起，是必然的。不錯，應該相信，在基本公正的規(guī)則面前，基層人民是能夠接受轉型期的種種痛苦的。具體說來，在收入不斷增長的前提下，房價增長得稍快一步，也不一定會造成恐慌。但是，這不并意味著可以理直氣壯地拋棄公正的規(guī)則，讓房地產市場在政府、資本家、銀行和各路炒家的層層分肥之后，讓大部分青年痛苦不堪。

　　“住改”是中國新時期切割社會階層的一把利刃，它把社會分割成各個層面的既得利益者和暴利階層，而另一邊，則是廣大的無房戶和無論怎樣努力奮斗也買不起房的痛苦青年。各地“反腐敗成果”證明，腐敗官員通常有收藏住房的癖好。而一次又一次“房改”，一輪又一輪“集資建房”，使各級權力部門包括并非要害部門的員工，在同一城市占有幾套房屋，并不需主動追逐而是順理成章。住房痛苦的人們都在“體制外”。

　　權貴和資本都在爭奪住房資源，輪到最底層的勞動者還有房子住，還承受得起房價，那倒有些意外了。不過，需要說明的是，瘋狂的房價也把一些誠實勞動的白領也卷了進去。例如，一位普通的銀行職員或電腦程序員，目前可能同時供著三五套以上住房的按揭。因為他們吃定了政府不敢讓房價跌，而只能讓它漲。

　　周孝正教授在一次對青年學生的演講中說：我享受了一份“紅色收入”。臺下的學生未必聽得懂。周解釋道：他在北京享受了一次福利房，學校分配的30多平方，現(xiàn)在價值70萬。周教授對學生說，你們再也沒這樣的“好事”了。所謂“紅色收入”，即公有制時代傳承下來的，對體制內實行的特殊供給和利益分配。

　　也許你覺得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你卻不知道現(xiàn)在的各級國家干部的住房如何取得，從縣市級到省部級，分別住多大房屋，是否保持著，或者在什么程度上保持著公有制時代的傳統(tǒng)，因為未見公開。不過，對周教授這樣的原本在“紅色收入鏈”中居于末端的分配，大致已經終結。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轉型關頭，擠兌出一代要么買不起房、要么被一筆跟收入不相稱的巨額債務套牢的青年。

　　中央高層早就把房價當成政治問題看了。但是，房價卻不向政治投降。據(jù)信，如果地方政府不與民爭利，不那么依賴土地收入，少讓房地產商承擔一些征費；如果適當運用房產稅，迫使空置房重新流通，抑制過度投資性購房，房價或可下降。

　　但是，同時人們也相信，這基本是不可辦理的，因為政府不能沒有這一項財源，而征收有實質意義的房產稅，必定超出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但除此以外，還沒有看到可以使住房價格回到令不斷進入社會的勤奮而有能力的青年能夠承受的范圍的高招。（作者: 何三畏）

（責任編輯：盧亞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