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字，華國鋒、鄧小平、廖承志出席，黃華和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分別代表本國在條約上簽字。資料圖片

制圖：張玉佳

　　中日復交“分兩步走”的主張，是周恩來征得毛澤東同意后提出的。1972年接見自稱替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探底”的日本公明黨執(zhí)行委員長竹入義勝時，周恩來主動提出這個主張，后獲日方同意。這個“兩步走”是：先發(fā)表聯(lián)合聲明，再“搞一個和平友好條約”；先恢復兩國邦交正?；?，再以法律形式確認聯(lián)合聲明的各項原則，將其上升為必須嚴格遵循的法律意志。這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領導人保持定力和掌握大局的戰(zhàn)略眼光。

　　1972年9月，中日兩國簽署并發(fā)布象征兩國恢復邦交正?；摹吨腥章?lián)合聲明》。聲明第八條中明確寫道：“為了鞏固和發(fā)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系，同意進行以締結(jié)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隨著兩國關系此后的順利發(fā)展，中方在兩國邦交正?；瘍芍苣曛H，以時任中國外長喬冠華的名義致函日本時任外相木村俊夫，正式把締約問題提上日程。周恩來當時明確強調(diào)，“和平友好條約要以聯(lián)合聲明為基礎來寫”，還特別提到聯(lián)合聲明第七條的內(nèi)容，即“中日邦交正?；?，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qū)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span>

　　當時，因為“北方四島”（俄羅斯稱“南千島群島”）問題，日本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顧蘇聯(lián)的情緒。直至和平友好條約1978年正式締結(jié)之前，是否要將“反霸條款”寫入條約正文，一直是中日雙方的主要分歧，也是談判一度停滯不前的根源之所在。在最后簽署的和平友好條約正文中，相關部分以中方同意加進“本條約不影響締約各方同第三國關系的立場”內(nèi)容而各得其所。

　　“條約全文雖不足一千字，但從醞釀到締結(jié)歷時六個春秋。其間，中日雙方各自國內(nèi)的政局都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談判的決策者和執(zhí)行者也幾經(jīng)轉(zhuǎn)換。”前后6次常駐日本的資深外交官王泰平后來曾刊文感慨說，中方當事人先后有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和姬鵬飛、喬冠華、黃華三任外長，日方經(jīng)歷了田中角榮、三木武夫、福田赳夫三屆首相和大平正芳、木村俊夫、宮澤喜一、小坂善太郎、鳩山威一郎、園田直等六任外相。

　　與前后6年的漫長談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和平條約談判期間，接任周恩來領導和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曾提出過一個著名的“一秒鐘”理論。

　　1977年9月，兩個月前剛剛恢復黨政軍領導職務的鄧小平，會見了來華訪問的日中友好議員聯(lián)盟議長濱野清吾。會見中，鄧小平抓住新任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施政演說中表示“要推動締結(jié)日中友好條約”的動向風趣地說，既然福田首相聲明要搞這件事，“我們期待他在這方面作出貢獻。其實這樣的事只要一秒鐘就解決了，不要很多時間。所謂一秒鐘，就是兩個字‘簽訂’?！?/span>

　　中國領導人的決心很快傳到了日本，極大鼓舞了一批堅持中日友好路線的日本各界活動家，也為談判向前推進按下了“加速鍵”。“條約談判的步伐本來還可以快些，已經(jīng)耽誤了一些時間，現(xiàn)在要把時間趕回來?！编囆∑?978年8月會見應邀訪華的日本外相園田直時，充分表達了中國領導人“求大同、存小異”的靈活的外交方針。他提出，“我們需要日本幫助，日本也需要中國的某些幫助。中日之間不是沒有問題，例如釣魚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xiàn)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后從容討論?！?/span>

　　王泰平在回憶錄中寫道：“經(jīng)過雙方的共同努力，最終締約成功，迎來了一個滿意的結(jié)局?！?/span>

　　1972年金秋，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日本正在對最大的西洋式建筑、天皇赤坂離宮進行改建為迎賓館的工作。田中對周恩來說，待這座迎賓館改建完成后，希望周總理能夠成為第一位客人。周恩來當時笑著回應：“只要中日之間締結(jié)了和平友好條約，我一定會去日本訪問。”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田中到訪北京之前，周恩來總理已經(jīng)被確診身患膀胱癌。

　　6年后，1978年金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應日本政府邀請前往日本進行正式友好訪問，并出席互換《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國批準書的儀式。日方安排鄧小平下榻的地點，正是赤坂迎賓館。鄧小平此訪實現(xiàn)了周恩來生前的遺愿，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訪問日本的中國國家領導人。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馬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