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畫：紅軍長征途中翻越雪山。（人民視覺供圖）

制圖：程璨

大約1935年的大渡河瀘定橋。人民視覺供圖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著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只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chǎn)。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布，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么廣大的民眾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fā)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chǎn)黨。沒有共產(chǎn)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

　　——摘自毛澤東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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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fā)時，沒人知道要去哪里、能走多遠。包括毛澤東、博古、李德、周恩來等共產(chǎn)黨的多位領導人都不知道，此行將去往何方。1934年10月，年輕的中國工農紅軍開始了一次遠征。

　　多年后，當鄧小平的女兒問起長征時他都干些什么工作，鄧小平只回答了3個字：“跟著走?！?/p>

　　有人說，“長征，實際是由一群孩子來完成的”。紅軍將領的平均年齡僅25歲。如果以長征開始時計算開國將帥的平均年齡，9位元帥為36.5歲，8位大將為31.7歲，48位上將為25.9歲，157位中將為23.8歲。

　　主力紅軍的長征隊伍里，約54%的戰(zhàn)士在24歲以下，甚至還有9-12歲的少年。他們常常這樣回答參軍的原因：“我們沒吃沒穿?！?/p>

　　這一走就是兩萬余里，經(jīng)過11個?。ò凑战裉斓男姓^(qū)劃，是15個省份），渡過20多條大江大河。

　　采訪過不少紅軍將士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這樣描述此次旅途：“冒險、探索、發(fā)現(xiàn)、勇氣和膽怯、勝利和狂喜、艱難困苦、英勇犧牲、忠心耿耿，這些千千萬萬青年人的經(jīng)久不衰的熱情、始終如一的希望、令人驚詫的革命樂觀情緒，像一把烈焰，貫穿著這一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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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瞞住了蔣介石，也瞞住了自己人”

　　但在1934年秋天，共產(chǎn)黨正處于危機之中。在中國贛南的角落，革命根據(jù)地正越縮越小。1933年，為第五次“圍剿”革命根據(jù)地，蔣介石調集百萬軍隊，自任“剿匪”總司令。國民黨部署建造了大量碉堡，包圍中央蘇區(qū)，切斷貿易。這個由德國軍事顧問提出的新戰(zhàn)術，讓蔣介石得意，“共產(chǎn)黨人已是四面楚歌”。

　　1934年10月10日，《民國日報》發(fā)表社論，稱“共匪土崩瓦解已指日可待”。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個秘密轉移計劃早在醞釀。那段時間，在紅軍司令部所在地，人們見面總說“轉移的時間要到了”，有時還互相問：“你走嗎？”

　　紅軍出發(fā)的隊伍龐大而雜亂，“就像大搬家一樣”。以中央機關的輜重隊伍為例，約幾千名挑夫挑著蘇區(qū)的印刷機、造子彈機器、重新裝填空彈筒的壓床、裝滿文件的箱子，還有大量銀元、金條、大米、藥品、備用的槍炮、收發(fā)報機、電話設備、電話線等。后來的戰(zhàn)役證明，這些沉重的物品使得隊伍行動緩慢，一些裝備、文件、衣服不得不沿途丟棄。

　　當時被排除在決策層之外的毛澤東，在中央機關縱隊出發(fā)幾天后才與其他隊伍出發(fā)。

　　焦慮的情緒很快在隊伍里蔓延。開國上將楊成武當時擔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他在長征出發(fā)兩天后就遇到戰(zhàn)士的詢問：“我們已經(jīng)走了兩天了。我們究竟要往哪兒走啊？我們還要這樣走多少天啊？”他只能回答：“目前朝西北方向行進，將沖破敵人的封鎖?！?/p>

　　同樣跟著走的還有出發(fā)時48歲的董必武，他在紅軍隊伍里歲數(shù)較大。“轉移到什么地方、經(jīng)過什么路線、走多久等都是軍事上的秘密”，他后來在回憶文章里一連問了自己幾個假設，發(fā)現(xiàn)假使出發(fā)前就知道此后的種種，“是不是同樣的堅決想隨軍出發(fā)呢？這都不能懸揣”。

　　后來的遵義會議決議將這次撤退與轉移定義為“倉促的出動”：關于為什么退出中央蘇區(qū)、當前任務怎樣、到何處去等基本的任務與方向問題，始終秘而不宣。留守在根據(jù)地江西于都城里的人也意識到情況非常，他們看到成千上萬的軍人集結又離開。

　　實際上，除了中央紅軍中最高級的指揮員，約8萬名戰(zhàn)士并不知曉今后將要執(zhí)行什么任務。在長征結束近50年后，74歲的曾憲輝還能回憶當時出發(fā)時的行裝：5磅大米的干糧袋、100發(fā)子彈、兩顆手榴彈、1支步槍和1套棉衣，負重共65磅。而當時他和大部分的年輕戰(zhàn)士一樣，只知道部隊要轉移，“對長征一無所知”。

　　但中央蘇區(qū)里發(fā)生的事卻讓這個秘密行動似乎有跡可循，一些準備工作已在悄悄進行。

　　1934年春天，兩年前藏于瑞金附近山洞里的大批財物被搬出，這其中包括100多萬枚銀元。大規(guī)模的征兵與征糧運動也在那年的春夏之交進行，1934年5月，當時24歲的曾憲輝忙于擴大紅軍規(guī)模的工作，在登記了1000名入伍者后，他自己也參了軍。與此同時，根據(jù)地的車間也開始修理槍支武器，生產(chǎn)新的手榴彈。

　　那年夏天先行轉移的兩支隊伍也在日后被認為是準備工作的一部分。一支是從江西瑞金出發(fā)北上的紅七軍團，一支是由江西碧溪、新江地區(qū)向西出發(fā)的紅六軍團，周恩來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提及這兩支隊伍的任務：一支是探路、一支是調敵。

　　保密的結果是有效的。史料記載，中央紅軍走了一個星期后，國民黨5省“剿匪”聯(lián)軍西路軍總司令何鍵于10月21日向西路總司令部參謀長轉發(fā)蔣介石的電報：“綜合各電，判斷匪之企圖西竄行將實現(xiàn)?！?/p>

　　高度保密措施的影響是雙向的。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教學科研部教授孫偉分析，紅軍的秘密“既瞞住了蔣介石，也瞞住了自己人”。遵義會議的決議也總結說，西征之前，在黨內、軍內和群眾中沒有進行必要的解釋工作，這影響了紅軍指戰(zhàn)員的熱忱與積極性。

“與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什么呢”

　　紅軍行軍的感受十分復雜。失敗的陰影一度籠罩著這支隊伍：湘江一役極為殘酷，10月開始長征，到12月1日渡過湘江，中央紅軍從最初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渡江后逐漸晴朗的天氣也沒能散去中央縱隊紅軍的悲傷。他們曾站在湘江西岸，面對滿江漂浮的戰(zhàn)友遺體，失聲痛哭。

　　而在沒有敵情顧慮的夜晚，戰(zhàn)士們“不知東方之既白”，據(jù)時任紅三軍團政治委員李富春回憶，他們大扯亂談，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云霄。他笑稱在總政治部的隊列中，組成了“合股牛皮公司”，“上下古今地亂談，也忘記疲倦，也忘記騎馬”。

　　路漫漫，隊伍逐漸適應了在小路夜行，把日間的生活改到晚上，還習慣了邊走邊睡。用李富春的話來說，“坐在馬上，固然可以瞌睡，走路也可以瞌睡”。

　　士兵們把背上的包袱換成白色，好讓身后的同伴看清。在能夠點火把夜行的晚上，他們感受壯麗，看到達山頂?shù)牟筷牎巴鹑缫坏篱L龍，金鱗閃閃，十彎十曲的蜿蜒舞蹈”。

　　與行軍的艱難相比，精神上的愉快顯得那樣珍貴而短暫?！芭姥┥剑^草地”，苦不堪言。過草地時29歲的鄧發(fā)在長征結束后曾撰文回憶，在草地的7天，他度過了最快樂的一晚，大家談故事、唱歌、吹口琴，當時紅軍大學的政治教員、文學家成仿吾還受邀講起他留學日本后又留學德國的經(jīng)過，分享學習創(chuàng)作文學、小說、詩歌等的歷程。

　　據(jù)他回憶，紅軍過草地時已出發(fā)快10個月，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氣候奇寒，有人穿著各種野獸皮，如羊皮、虎皮、駝皮、狗皮，“真是五光十色”。

　　在充斥著“多遠”和“去哪”疑問的行軍途中，曾經(jīng)抗婚出逃的中國婦女運動領袖蔡暢用法文唱起的《馬賽曲》，常讓當時20多歲的康克清“受到鼓舞”，這位漁家女后來告訴美國記者哈里森·埃文斯·索爾茲伯里，長征就像在野外“散步”，“與這么多有意思的人在一起，我還能說什么呢？”

　　在蕭克的紅六軍團，一度被誤認為是間諜的瑞士傳教士勃沙特也跟著走了18個月，度過了兩次新年。他記得一次露營，自己要求睡在門口，以便在夕陽下找找虱子?！拔议_始計算那些吸血者的數(shù)字，粗略算了一下竟有500之多”。

　　1935年圣誕節(jié)，這個用毛巾包住頭、一副俄國農民打扮的異鄉(xiāng)人隨隊伍爬上高山，望著遠處酷似瑞士木屋的農舍出神：“這不就是給我的賀年卡嗎？”

　　當他收到妻子和母親寄來的信和照片，一批批同志們“來看照片, 并好奇地摸摸”。勃沙特后來回憶：“他們看照片時，人類的天性使我們和諧起來?！?/p>

　　他曾聽過不少紅軍戰(zhàn)士談起湖南的桑植縣，這是紅二、紅六軍團突圍的出發(fā)地，一位戰(zhàn)士還在一次爬坡后唱起“那是我的家”。

　　“自然的暴力”有時比綿密的彈雨還要可怕。離家的年輕戰(zhàn)士起初還會笑同伴跌跤，到后來誰也不敢笑誰，“自己正笑時也跌倒了”。長征中任紅三軍團宣傳部長的徐夢秋回憶，藏區(qū)草地的山坡“真叫人不敢領教”，盡是“水草沒脛的沼地”，在極難走的山坡上，“現(xiàn)在誰也沒有笑的心情，特別是笑的力量。一方面是自顧不暇，另一方面自己也同樣是（被）笑的對象，因為幾乎每個人都跌跤”。

　　有一次，從一二十里之外挑回五六十斤麥子的朱德問這些紅軍戰(zhàn)士：“你們這些青年人挑不到四五十斤，唉！什么青年？”在寒冷的雨夜，羅榮桓、賈拓夫等知識分子為生火“費盡心力”，“拓夫同志的京調也哼不出來了……火柴是早已不見了，在毛兒蓋又沒有找到火石，此時只有向別個棚子告艱難”。

　　這些在歷史中被定格為“叫花子”形象的官兵，總能想到辦法相互鼓勵。他們在山腳寫的標語里提出爬山競賽。勃沙特回憶，其中另外一些標語的內容不能當真，“如‘到山頂了’僅意味著尚在半山腰，如‘不遠了’則意味著尚差十英里之遙，如‘到了’意味著至少還差五英里”。

　　紅軍總共翻越了20座山，有5條山脈終年積雪，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

“這些人當兵不是為了有個飯碗，而是為了勝利”

　　后來人們回溯這次遠征，總要提及意志的勝利。在綿延萬里的一追一逃中，紅軍最終在漫長角逐中勝出。索爾茲伯里說，閱讀長征的故事將使人們再次認識到，人類的精神一旦喚起，其威力是無窮無盡的。他曾聽到楊成武將軍分享過一段對話——兩位老人談論紅軍作戰(zhàn)，一位問：“他們的子彈都不多，怎么總是打勝仗？”另一位回答：“他們日走千里，夜行八百，刀槍不入，他們哪里還靠子彈打仗？”

　　“團結”成為一支隊伍制勝的關鍵，而對這一點，共產(chǎn)黨的軍隊顯然更理解其背后的力量。

　　在長征出發(fā)后的幾個月里，有關作戰(zhàn)方針的爭論始終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內部發(fā)生。生死關頭總有關于前路的激辯：到底去不去湘西？打正規(guī)戰(zhàn)還是運動戰(zhàn)？進攻還是保存實力？

　　很快，更符合當時實際的策略得到了大部分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認同。充滿交鋒的遵義會議，讓長征的許多事情有了頭緒。

　　1936年2月5日，在黔滇川三省交界處的“雞鳴三省”處，在遵義會議上連連嘆氣的博古交出了幾副裝有中央重要文件、記錄、印章的挑子。一個多月后，毛澤東與周恩來、王稼祥一起被任命為“三人軍事指揮小組”成員。

　　此后，一支逐漸成熟的隊伍最終以4次渡過赤水河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成功突圍。這意味著，不僅紅軍的軍事路線正逐步統(tǒng)一，被共產(chǎn)國際“包辦”了21年的這支隊伍，也終于開始以實事求是為根本，決定自己的領導人與路線。

　　起初更有勝算的國民黨軍隊卻在圍追堵截的一路，屢屢碰壁。那些相互捆綁的“剿匪”伙伴，各有各的顧慮，總在觸及自身利益時卻步不前。

　　桂系軍閥白崇禧的想法就代表了當時一些地方軍閥的困境：不能輸，也不能贏。在國民黨第四集團軍總部高參劉斐的回憶里，大約1934年10月底，蔣介石再三來電，要廣西與湖南竭力堵截，將共軍殲滅于湖南、桂北地區(qū)，而白崇禧左右為難：既要阻止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又要避免蔣介石的中央軍乘機跟蹤入境的雙重危險。

　　類似“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的“送客”方針散見于當時一些地方軍閥軍長的回憶錄里。在紅軍突破湘江防線后，蔣介石電令薛岳率部追擊。而當時跟隨薛岳追擊紅軍的第四軍吳奇?zhèn)ゲ繀⒅\魏鑒賢回憶說，大家自嘲“一路送行到貴陽”，當時紅軍在沿途還寫下標語：有勞遠送。

　　早年追隨孫中山、之后成為抗日名將的薛岳，后來用手畫著圈向侄子薛維忠解釋孫中山與蔣介石“打天下”的不同，“孫先生打天下是這樣的……圈越畫越大，而蔣先生打天下……圈越畫越小”。

　　在長征隊伍里的基督教會醫(yī)生傅連暲觀察，“紅軍不只愛朋友和家庭，而且愛祖國和人民大眾”。他后來成為一位將軍——長征之后，共產(chǎn)黨實現(xiàn)了更廣意義上的團結與統(tǒng)一。

　　長征結束后，斯諾在寧夏碰到了強渡過四川大渡河的幾位戰(zhàn)士，他對他們的年輕感到驚訝。斯諾在后來的《西行漫記》中寫下：“這些人當兵不是為了有個飯碗，而是為了勝利?！?/p>

中青報·中青網(wǎng)見習記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