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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 資料圖片

電影《霧都孤兒》劇照?！鹅F都孤兒》表現了資本主義繁華下的不幸。資料圖片

　　【深度解讀】    

　　近現代以來，在自由和社會公平正義之間，英國的精英階層選擇了前者，使得貧困成為英國社會久拖不決的問題。自由主義在英國長期占據主流，在這種思想傳統中，英國的政策制定者習慣于從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角度來考慮針對老、病、殘等弱勢群體的政策。

　　自由主義漂洋過海，傳播到美國，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與英國如出一轍。由此不難理解“群體免疫”之說發(fā)端于英國，又事實上實行于美國。

　　美英兩個典型的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都損失慘重。至2020年8月初，坐擁世界上最發(fā)達醫(yī)療體系的美國，每10萬人中的確診病例數高達1472例，是中國的200多倍。

　　一直以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自詡的美國，沒有全國性的防疫措施，公共衛(wèi)生問題與政治斗爭糾纏在一起，醫(yī)療機構的左支右絀與政治精英的口水戰(zhàn)平行出現，而長期掩蓋在經濟繁榮之下的社會問題浮出水面：種族不平等，貧富分化嚴重，廣大普通民眾缺乏基本保障，弱勢群體更加苦不堪言。英國政府在3月宣布采取“群體免疫”戰(zhàn)略，引起輿論激烈反彈。事實上，美國走的也是“群體免疫”之路。這樣的政策將高齡老人、慢性基礎病人以及貧困人群暴露在疫情的風險之中。

　　美英兩國在疫情中的表現看似出人意料，卻在情理之中。在自由主義傳統深厚的英國以及將自由主義發(fā)揚光大的美國，隨波逐流、自生自滅是老弱病殘，以及因為不同原因而陷于貧困的各種弱勢群體的宿命，在重大的危機時期，他們也往往會在“整體利益”或“國家利益”的名義之下成為犧牲品。新冠肺炎疫情中兩國出現的種種悲劇性的局面，是現實劇，也是歷史劇。

1 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影響

　　疫情期間的“群體免疫”使得針對馬爾薩斯和他的《人口論》的爭論重新抬頭。有必要回顧一下，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都說了些什么，以至于這部著作自問世即備受爭議，延續(xù)至今。

　　在《人口論》中，馬爾薩斯首先指出人的生殖能力與自然所能提供的物資供應是不匹配的，而“按照人類生存必需食物的自然法則，這兩個不平衡里的結果，必須保持平衡”。馬爾薩斯接下來進一步闡釋他所認為的“自然的法則”：“自然，用最濫費最自由的手，在動物界植物界，撒布生命的種子。但育成此等生命種子所必要的場所與營養(yǎng)她卻比較的吝于給予……自然法則的必然性，將限制此等生物于一定的限界之內……人類雖有理性的努力，亦不能避免此法則。在動物及植物的場合，這法則的結果是種子的浪費、病害及夭折。在人類的場合，是貧窮與罪惡……貧窮，是這法則絕對必然的結果?！?/p>

　　基于這樣的基本認識，馬爾薩斯對各種濟貧措施予以堅決的否定。

　　“英吉利的救貧法……有抑壓貧民一般狀況的趨勢。它的第一個明了的趨勢，即是不增加維持人口的食物，而增加人口。一個貧民，雖明知不能獨立維持家庭，亦將結婚。在相當程度上，可說這個法律，是供養(yǎng)貧民以創(chuàng)造貧民；人口增加了，國內的食品，必須按較小比例分配于各個人……養(yǎng)育院里面的人，一般說，決不能說是社會最有價值的部分，但它所消費的食品量，卻會減少社會上更為勤勞更有價值的那一部分人的份額……”

　　因此，馬爾薩斯感慨道：“要防止貧窮的發(fā)生，啊呀！那是人力所做不到的。突然努力去做天然做不成功的事情，我們不僅犧牲了可能的利益，而且犧牲了確實的利益?！?/p>

　　根據馬爾薩斯的這些觀點，社會資源應該集中于最有效率的勞動人口，而那些無效的勞動力——無論是因為年老或傷殘而導致勞動能力喪失，或是因為個人的道德墮落，還是因為經濟周期變化和經濟結構調整而無法就業(yè)——依據自然法則是應該被淘汰的，救助這些人群會浪費社會資源。盡管馬爾薩斯的主張有違基督教的基本道德觀念和人道主義的原則，卻在英國的精英圈中收獲了很多粉絲。其中便有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大衛(wèi)·李嘉圖，他曾評論說：“關于馬爾薩斯先生的《人口論》，我在這里能有機會表示贊揚，不勝欣幸。反對這部偉大著作之人的攻擊只能證明它的力量?！蓖瑫r，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也對英國政府對待貧困人口的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英國首相小威廉·皮特曾鼓勵生育，認為即便是窮人多生孩子也會使國家富足，可是，在《人口論》出版之后，皮特放棄了他的新的《濟貧法》，此后還接見了馬爾薩斯。

2 英國近現代史上“自由”的真相

　　怎么樣才能理解馬爾薩斯在英國所產生的影響？馬爾薩斯生活在完成了“圈地運動”和工業(yè)革命的英國，此時，英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成型，大量的勞動人口被從各種封建關系中解放出來，成為可以“自由”出賣自身勞動的勞動力。同時，原本由封建領主和教會提供的各種社會支持隨著封建關系的瓦解而消失，他們也被置于各種市場風險之中，貧困問題嚴重，社會矛盾尖銳。

　　如何去解決普遍的貧困問題？在自由和社會公平及正義之間，英國的精英階層顯然選擇了前者，使得貧困問題成為英國社會久拖不決的毒瘤。

　　首先，英國社會認定貧困的根源在于個人的怠惰。1601年，英國出臺了《濟貧法》，認定貧困的根源來自個人，貧困是“個人責任”，國家不應該承擔救助的責任。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指出：第一，貧窮與懶惰有關，社會對于貧困的責任應當讓位于社會對窮人的壓制；第二，濟貧行為不是使窮者富，而是使富者窮，他能夠制造出一個窮人的世界。顯然，馬爾薩斯繼承了這一思想傳統。

　　其次，各種救助窮人的措施會妨礙這些窮人去“自由”地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長期涉足于濟貧事務的喬治·尼克爾斯爵士曾對英國《濟貧法》作出如下評論：“即使《濟貧法》延緩了革命，它也同時阻礙了文明的進程……《濟貧法》將勞動力禁錮起來（無法自由流動）?！敝挥斜粍儕Z了生產資料、解除了封建隸屬關系和被剝奪了封建關系所蘊含的生活保障，這些勞動者才會不得不去出賣勞動力以維持生存，而勞動力商品化正是資本主義發(fā)展與繁榮的先決條件。因而，在封建關系被摧毀后，英國政府遲遲不愿出面承擔原本由教會和封建領主承擔的社會責任，任由貧困現象發(fā)展肆虐，而以自然法則、自立精神、個人自由等等的名義來為自己開脫。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種所謂“自由”的虛偽和不道德，這些自由對于廣大勞動者來說，只不過是去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和被資本家剝削的自由。

　　自由主義在英國長期占據主流，這對其社會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這種思想傳統中，英國的政策制定者習慣于從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角度來考慮針對老、病、殘等弱勢群體的政策。英國學者C.菲利普森在一份關于英國退休制度的研究中指出：“在一個基本制度主要圍繞著勞動力生產與再生產議題而設計的社會里，社區(qū)中的各種養(yǎng)老設施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更好地為現有勞動力大軍服務、以及如何更好地實現勞動力再生產，如何對待老年人是一個久拖不決的難題?！比说慕洕鷮傩员恢糜谏鐣傩灾希吮灰暈橐环N生產要素。由這樣一種立場出發(fā)，因為老弱病殘等社會弱勢群體和底層的貧困人口往往是無效的、低效的、或“冗余”的勞動力，只能“浪費社會資源”，借由“自然之手”來消除他們，看起來是很好的解決方案。

　　追溯英國近現代的歷史，在重大的危機時刻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保障來維護社會團結，也從來不是英國政府的優(yōu)先政策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那些臥床不起的病人不得不自生自滅。當時的一位衛(wèi)生官員在給《英國醫(yī)療》的信中寫道：“我從絕對可靠的渠道了解到，在過去幾個月中，在我們的一些被反復轟炸的大城市的一些（醫(yī)療）機構中，還有成百——如果不是成千——慢性病患者。我還了解到，盡管很多慢性病患者在轟炸中身亡，另外一些重傷，在一些情況下他們居住的建筑物被嚴重損壞，給病人和醫(yī)護人員都帶來極大不便，衛(wèi)生部卻堅決地拒絕把這些不幸的、臥床不起的病人轉移到城市之外相對安全和舒適的地方。”

　　日后，因為很多這些行動不便的人干脆住進了防空洞，防空洞人滿為患，且有暴發(fā)流行病的風險，英國政府才開始考慮疏散這些人群。但是，根據官方的指導原則，安置過程中他們也被列于末位：“指導原則應該是很明確的，需要從國家整體利益出發(fā)最為有效地利用接收地區(qū)所能提供的有限住所，包括大型住宅、營地、旅館等。由于住處有限，如何利用應該根據優(yōu)先次序確定；顯然嬰兒和孕婦應該優(yōu)先安置，同樣不言自明的是，殘疾人和老人應該位居末位?！?/p>

3 在大西洋彼岸更無助的弱勢群體

　　在自由主義的影響下，英國長期任由市場經濟自由發(fā)展，鮮少通過國家的干預來糾正市場經濟對社會生活的負面影響，使得工業(yè)革命時代的英國成為人間地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英國工人階級的悲慘處境做了細致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英國的狀況給歐洲鄰國帶來深遠的影響。由于這些自由主義的政策既有違基督教的基本價值觀念，也不符合人道主義的原則，以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國家揚棄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轉而建立起注重社會公平、強調“社會團結”的經濟社會制度，被稱為歐洲大陸模式。但是，這不妨礙自由主義漂洋過海，傳播到美洲大陸。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與英國如出一轍，與英國一道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也叫作“自由主義”模式。

　　美國從英國殖民地發(fā)展起來，繼承了英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只是由于美國的地理和歷史條件與英國不同，雖然美國也采取了與英國《濟貧法》相似的制度，卻在一些方面表現出與英國不同的特征。

　　“貧困是由個人的道德缺陷導致的”，一些更加極端的觀念認為“貧窮本身就是一種罪惡”，在美國得到強化的這種觀念認為，與擁擠的“舊世界”不同，美國是一個流著“蜜糖”的新世界，地廣人稀，擁有大量等待開發(fā)的土地和資源，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勞動力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因沒有工作而陷入貧困顯然是出于個人的怠惰、游手好閑、酗酒等等的惡習。這種觀念拒絕承認經濟和社會環(huán)境也是造成失業(yè)和貧困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殖民地時期，美國雖然沿用了英國的《濟貧法》，卻表現出了鮮明的特色。在美國，“具有勞動能力”的乞丐和窮人，要面臨更加嚴厲的懲罰。當時美國著名的清教徒科頓·馬瑟曾經說過：“對于那些在游手好閑中放縱自己的人，上帝給了我們明確的訓示，那就是，應該讓他們餓死。”早在1619年，弗吉尼亞就通過法律，遣送那些具有勞動能力的窮人去從事強制勞動。各殖民地紛紛立法以懲戒那些無所事事的窮人，他們或者被送去做傭工，或者被鞭打并驅逐出城，或者被送進監(jiān)獄。

　　由于獨立戰(zhàn)爭和啟蒙運動的影響，從18世紀中后期到19世紀初，雖然美國各州動員更多的資源救助窮人，可是對窮人及貧困的歧視卻同時變本加厲。19世紀初期的一位美國社會哲學家納撒尼爾·韋爾甚至寫道：“人道主義應該被擱置一旁，為了全社會的最大利益，應該把這些寄生蟲統統殺掉?！?/p>

　　在這樣的整體社會觀念影響下，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在美國大行其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成為美國社會制度的主導力量，國家的各種干預措施遭到多重社會力量的批評和抵制，限制了公立濟貧機構和其他社會救助機構的發(fā)展，有限的公立機構的狀況是極其悲慘的。19世紀80年代，紐約州的一個立法委員會報告了紐約周邊地區(qū)濟貧院的情況：“我們的市民對他們的近鄰如此冷漠，這實在令人遺憾。那些無論何時見到人類的苦難就無比動情的人們，從不涉足于此，完全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濟貧院里有如此悲慘的場景……”

　　這些早期歷史塑造了美國社會的整體價值觀念。盡管在19世紀中后期，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個人的道德缺陷并不是致貧的唯一原因，美國仍然主要依靠家庭和教會等社會力量為弱勢社會群體提供常常是難以保證生活的基本社會保障。直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在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中陷入了經濟大蕭條，企業(yè)紛紛關門，帶來了驚人的失業(yè)現象，1932年就有28%美國人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來源，銀行倒閉又使其儲蓄瞬間化為烏有。這些人多數是勤勞節(jié)儉的“好公民”。在這種沉重的經濟和社會沖擊之下，美國人所堅信的貧困由個人道德缺陷所致的觀念才開始轉變。而美國的政策措施和制度建設的步伐卻十分緩慢。在大蕭條初期，堅信自由市場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共和黨總統胡佛仍然認為政府應該減少對經濟的干預，拒絕為失業(yè)者和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直到1935年羅斯福新政時期，美國《社會保障法》簽署生效，美國才建立了包括失業(yè)救濟、養(yǎng)老保險和老年援助等項目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而此時，距離德國建立社會保險制度已經有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戰(zhàn)后的經濟繁榮和冷戰(zhàn)時期制度競爭的需求推動著美國社會加強對弱勢群體的關注與保障，以縮減貧富差距，緩和社會（階級）矛盾。但是，美國的經濟社會制度仍然保有鮮明的自由主義的印記，并在20世紀80年代里根改革之后愈加鮮明。例如，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發(fā)達國家普遍認為，享受醫(yī)療服務是人的一項基本社會權利，并普遍建立了由國家主導或組織的醫(yī)療衛(wèi)生體系。而美國則獨樹一幟，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唯一一個像“賣球鞋一樣售賣醫(yī)療服務”的國家，醫(yī)療服務被視為一種商品。據統計，美國家庭收入中21%被用于醫(yī)療支出，超過1/4的美國就業(yè)人口沒有基本醫(yī)療保障。即便美國擁有最先進的醫(yī)療衛(wèi)生技術也無法彌補這種基本制度的缺陷。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中，美國老年人和貧困人群等弱勢群體被充分暴露在疫情風險之中。據美聯社報道，美國每10個死亡病例中有8例是65歲以上的老人，根據《紐約時報》的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26日，美國至少有1.2萬家養(yǎng)老院和長期護理機構發(fā)現了確診病例，其中至少5.4萬人病亡，占美國全國總死亡人數的43%。統計數字來自媒體，而非官方權威統計機構，原因在于官方統計的缺位。直到5月份美國衛(wèi)生部主管部門才要求護理機構上報數字，根據官方不完全、極可能錯漏更多的統計數字，到6月底，養(yǎng)老機構入住人員確診病例累計超過11萬，死亡病例累計超過3萬。

　　這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展示在世人眼前的自由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場景，令人唏噓。

　?。ㄗ髡撸簭埧＃抵袊鐣茖W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國際發(fā)展合作與福利促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