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香平

黨的基本路線（或稱總路線），指黨在一定歷史時期為解決所面臨的主要社會矛盾，實現(xiàn)既定的歷史任務，對戰(zhàn)略目標、領導和依靠的力量、主要實踐手段以及保障條件等一系列根本問題作出的原則性規(guī)定，是指導黨的全局工作的總路線、總方針、總政策。因此，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要制定相應的基本路線。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基本路線的歷史演變，探討和體會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艱難探索，總結制定、貫徹、堅持和完善黨的基本路線的經驗和規(guī)律，對堅持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有著重要的歷史啟示和現(xiàn)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提出和制定五條基本路線的情況

新中國成立以來，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嶄新歷史主題，黨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五條基本路線[ 關于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制定的基本路線，學術理論界有幾種不同觀點：“三條路線”說包括過渡時期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新時期基本路線，“四條路線”說增加了“文化大革命”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五條路線”說增加了中共八大路線。根據(jù)《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八大路線對新時期基本路線的實際歷史意義，本文持“五條路線”說。]。注重提出和確立黨的基本路線，有利于增強黨的事業(yè)的計劃性和前瞻性，反映了黨對執(zhí)政規(guī)律的自覺探索和把握。毛澤東把基本路線比作“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頁。]；鄧小平說，黨的路線正確與否，“關系著國家的前途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敗”[《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5頁。]；江澤民強調基本路線“是我們必須遵循的行動指南”[《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頁。]；胡錦濤提出，“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從“燈塔”到“生命線”，黨始終把基本路線放在了極端重要的位置和高度。

（一）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

1949年3月，黨中央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提出革命勝利后黨的戰(zhàn)略方針是：迅速恢復和發(fā)展生產，使中國穩(wěn)步地由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yōu)樯鐣髁x國家。在順利實現(xiàn)經濟恢復后，中央從1952年9月開始醞釀關于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問題，并于1953年6月正式提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并逐步實現(xiàn)國家對農業(yè)、對手工業(yè)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盵《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16頁。]1954年2月的七屆四中全會正式批準通過。在這條路線的指導下，黨創(chuàng)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同時建立了一批基礎工業(yè)，為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奠定了初步基礎?！皻v史證明，黨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

（二）中共八大路線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為全面開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中共八大在正確分析面臨的新形勢、準確判斷當時社會主要矛盾的基礎上，制定的基本路線是：“我們黨現(xiàn)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盵《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八大還把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主要任務統(tǒng)一起來，作出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決策。在八大路線指引下，社會主義建設在1956—1966年取得了很大成就，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十年，應當肯定，總的是好的……中間有過曲折，犯過錯誤，但成績是主要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2頁。]。歷史證明，“八大的路線是正確的，它為新時期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和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7月1日。]。

（三）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

從1957年9月開始，黨中央批判了經濟建設上的“右傾保守”和“反冒進”，加上受到急于“超英趕美”這一發(fā)展戰(zhàn)略構想的影響，毛澤東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并于1958年5月八大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這條路線是建立在對黨的主要任務準確判斷基礎上的，反映了人民群眾迫切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后狀況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在實際貫徹和實施中忽視了經濟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片面強調群眾運動和主觀意志的作用，建設速度上急于求成，生產關系上急于過渡，導致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左”的錯誤，使社會主義建設遭受嚴重挫折。

（四）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

1969年4月，中共九大根據(jù)“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前即已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主張和“文革”中形成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提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qū)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xiàn)復辟。我們從現(xiàn)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盵《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這條路線只講階級斗爭，不涉及經濟建設，不涉及黨的歷史任務、領導和依靠力量、主要手段和保障條件等有關基本路線的要素，“文革”那樣的全局性錯誤與此緊密相關。因此，這條路線是完全錯誤的。

（五）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并確立了改革開放基本方針，隨后鄧小平又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等重要內容。隨著改革實踐的發(fā)展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完善，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并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奮斗?！盵《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69年4月28日。]這條路線是我們黨在總結30多年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抓住了當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提出了新時期的總任務，是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科學路線。改革開放30年的發(fā)展成就證明，這條基本路線是完全正確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提出和制定的五條基本路線，前四條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和實施的，第五條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制定和實施的，并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得到一以貫之的堅持和發(fā)展?？傮w上講，制定、貫徹和實施這五條基本路線，都是為了建設、鞏固和發(fā)展我國的社會主義。前四條基本路線所積累的經驗教訓為第五條路線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照和實踐基礎。正如有的學者指出，新時期基本路線從其歷史淵源來說，要追溯到八大路線和八大以后八大路線的繼續(xù)和發(fā)展[ 參見龔育之：《八大的歷史地位和研究八大的現(xiàn)實意義》，《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八大路線為新時期基本路線“提供了思路，作了直接準備”，并成為“重要歷史來源”[ 張博文：《試論黨的“八大”對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歷史功績》，《黨史研究與教學》1997年第1期。]。

五條基本路線反映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艱難探索的過程

1989年5月6日，鄧小平會見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時，曾把確立新時期基本路線作為他一生的重要功績：我這一生“已經做成的事情是……對國內工作的參與，確定了黨的基本路線”[《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頁。]。確立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實質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共十三大報告對新時期基本路線的全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十七大報告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闡述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3頁。]與基本路線相比較，“道路”這種表述更加具體。因此，基本路線的內涵即道路，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新中國成立后黨提出和制定的五條基本路線，比較集中地反映了我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

（一）從所依據(jù)的理論基礎看

黨的基本路線是基本理論轉化為實踐的中介，是基本理論在政治上的落腳點?；韭肪€的提出和確立必須要有正確的理論作基礎，否則，很難制定出正確的路線，即使有正確路線也難以有效執(zhí)行。只有建立在正確理論基礎上的基本路線才能得到長期貫徹和堅持。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借鑒列寧的過渡時期學說并對它實行中國化的改造后提出的。八大決議正確判斷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作為確定八大路線的政治基礎；1958年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時，沒有對社會發(fā)展階段作出符合國情的判斷；“文革”時期路線以“大過渡”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作為依據(jù)，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作為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導致全局性的“左”的錯誤。新時期基本路線的理論基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它從社會性質和社會發(fā)展階段上對當代中國基本國情作出了正確判斷和認識，新時期基本路線也由此稱作“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五條基本路線所依據(jù)的理論基礎，從借鑒國外理論到獨立探索中未提出正確理論再到新時期形成正確理論，黨探索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的過程，也是努力實現(xiàn)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建設實際相結合的過程，是不斷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在生產力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提出，是黨對幾十年探索經驗的深刻總結，進而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歷史性飛躍。

（二）從發(fā)展戰(zhàn)略看

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實現(xiàn)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八大路線提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只在其基本點中明確了“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xiàn)代工業(yè)、現(xiàn)代農業(yè)和現(xiàn)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文革”時期路線的目標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談不上什么經濟社會建設上的戰(zhàn)略目標；新時期基本路線提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顯然，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現(xiàn)代化是貫穿五條基本路線的主線，但具體建設什么樣的現(xiàn)代化國家，到新時期基本路線才有了明確內涵。“富強、民主、文明（后來加上‘和諧’）”，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方面對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提出了具體要求?？梢?，黨的基本路線關于戰(zhàn)略目標的規(guī)定是由籠統(tǒng)、抽象向明確、具體的發(fā)展過程，反映了黨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在認識上逐步豐富、深化并漸趨科學化的過程。

（三）從發(fā)展方式看

什么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心任務？怎樣堅持和推動社會主義不斷發(fā)展？八大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都強調了“建設”是中心工作，這個大前提的確立對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意義非同尋常，但當時并未進一步明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關于八大路線，胡繩曾指出：“一個中心，就是經濟建設。1956年八大時就提出這樣的思想，但并不是很明確的?！盵 胡繩：《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6期。]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提出“五個革命”并舉，即“在繼續(xù)完成經濟戰(zhàn)線、政治戰(zhàn)線和思想戰(zhàn)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xiàn)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 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鄧小平1980年在一次會上曾說：“近30年來，經過幾次波折，始終沒有把我們的工作著重點轉到社會主義建設這方面來?！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9頁。]作為興國之要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基本路線的規(guī)定中經歷了從“無中心”、“多中心”到“一個中心”的發(fā)展過程，體現(xiàn)了黨逐步深化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作為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和強國之路的“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在新時期基本路線才第一次提出，同時也成為歷史性的突破?？梢?，黨對怎樣堅持并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探索過程。

（四）從發(fā)展速度看

過渡時期總路線關于“速度”的表述是“逐步……并逐步……”，八大路線表述為“盡可能迅速地”，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多快好省”，核心是“快”，新時期基本路線沒有對速度作出規(guī)定。顯然，基本路線對“速度”的規(guī)定整體上是從有到無，這并不是說黨對經濟發(fā)展速度的重視程度在減弱，而是汲取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關于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的深刻教訓使然。新時期基本路線沒有對速度進行規(guī)定，但我們黨關于“速度”的思想卻大大豐富了。如鄧小平的“速度和效益”思想，強調“講求經濟效益和總的社會效益，這樣的速度才過得硬”[《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3頁。]；江澤民提出“把改革的力度、發(fā)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協(xié)調統(tǒng)一起來”[《江澤民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頁。]；胡錦濤提出科學發(fā)展觀，更是從指導理論的高度提升了人們對“速度”的認識，“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發(fā)展要求體現(xiàn)了黨的“速度”理念的科學化。因此，五條基本路線對“速度”規(guī)定的基本演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共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漸趨成熟以及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在理論認識上的逐步系統(tǒng)與科學。

由上可見，新中國成立后五條基本路線的演變軌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過程的艱難曲折。正如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會上所說：“對于建設社會主義的規(guī)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fā)，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guī)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xiàn)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盵《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頁。]

黨制定的基本路線的經驗與啟示

（一）提出和制定正確的基本路線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個認識實踐、掌握規(guī)律并通過實踐加以檢驗的過程

任何一條正確路線的形成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從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醞釀到1954年2月七屆四中全會正式確立，經歷了近5年時間。八大路線，從1955年3月開始籌備到1956年9月大會召開，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多，但八大前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圍繞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大規(guī)模調查研究，逐步加深了對經濟建設規(guī)律的認識，從而形成了一套正確思路。新時期基本路線，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xiàn)歷史轉折到1987年十三大予以全面闡述，經過了9年的改革實踐才正式確立。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1958年3月成都會議提出到5月八大二次會議正式通過，時間不足2個月，僅此一點也可以折射出為什么這條路線很快就出現(xiàn)了問題。每一條正確路線的提出和制定，都要經歷從初步醞釀到實踐檢驗再正式確立的過程，正如鄧小平所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今四年多的實踐證明，這條路線是正確的。當然，還需要繼續(xù)通過實踐來加以檢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踐是檢驗路線、方針、政策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頁。]如果把五條基本路線聯(lián)系起來考慮，從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開始找到并在1987年全面闡述這條長期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路線，更是經歷了一個從實踐到理論的曲折而漫長的探索過程。

大體上可以這樣說，新中國成立60年，前30年提出和制定了四條基本路線，后30年制定并堅持了一條基本路線。從頻繁地提出基本路線到始終堅持一條基本路線，不僅回歸了基本路線的本質屬性，也從一個角度體現(xiàn)了黨執(zhí)政能力的逐步提升以及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認識的逐步深化，由此也說明黨的正確路線的提出和制定是認識實踐、掌握規(guī)律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從而逐步完善認識的過程。

（二）貫徹和實施正確的基本路線不會一帆風順，需要統(tǒng)一全黨的共識，還要制定相應的具體工作思路和方針政策

把路線貫徹到實踐中，是理論與實際進行深度結合、碰撞的過程。由于實踐主體的主觀性、能動性和客觀實際的復雜性、多變性，貫徹實施路線往往不會一帆風順，它是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和推動的。

1.黨的基本路線要成為共識才能增強貫徹實施的自覺性、堅定性

鄧小平曾說：“路線正確并不等于解決了一切問題，還要看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是否正確執(zhí)行這個路線。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如果下面不很好執(zhí)行，那有什么用呢？”[《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3頁。]有了正確路線，還要展開宣傳教育，讓路線真正成為統(tǒng)一全黨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基礎，才能增強全黨貫徹實施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關于八大路線，很多研究者認為，全黨思想不統(tǒng)一是導致八大路線被改變的主觀原因之一。新時期基本路線之所以深入人心，首要因素就是將基本路線的思想載入憲法（最早見于1982年憲法，1993年、1999年和2003年修憲時均予以完整體現(xiàn)），這樣貫徹實施基本路線就有了制度保障，而寫入憲法的過程也是逐步凝聚共識的過程。其次是黨中央非常注重對路線進行深入、持久的宣傳教育，把基本路線教育作為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和提高黨的戰(zhàn)斗力的根本基礎。因此，新時期基本路線能夠得以貫徹實施，與全黨對基本路線在思想認識上的高度認同是密不可分的。

另外，貫徹實施基本路線還必須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是黨的基本路線最直接的實踐者。路線正確與否歸根結底要靠群眾實踐來檢驗。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以一種超越社會發(fā)展階段的“速勝論”思想統(tǒng)領群眾，結果可想而知。鄧小平在20世紀60年代初總結經驗教訓時說，這幾年“相當多的群眾運動不是群眾自愿的，是違反群眾路線的”[《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94頁。]。新時期基本路線確立后，江澤民多次強調，貫徹黨的基本路線要始終不渝地體現(xiàn)人民群眾的意志與利益，支持和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全心全意依靠廣大群眾。[《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91頁。]貫徹實施黨的基本路線必須尊重群眾的主體地位，既是黨的執(zhí)政經驗的總結，也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本質要求。

2.貫徹實施黨的基本路線必須有具體的工作路線和方針政策與之配套

黨的基本路線是立足全局所作的宏觀的原則性規(guī)定，要將其轉化為全國人民的實踐，還必須有一整套具體的工作路線和方針政策。鄧小平曾說：“如果沒有政策和策略，黨的路線就是空的。正確的路線一定要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保證?！盵《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7頁。]有無具體的方針政策也是基本路線能否順利貫徹的重要因素。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對總路線與具體方針政策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有了總路線還不夠，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之下……有一整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才有可能說服群眾和干部，并且把這些當作教材去教育他們，使他們有一個統(tǒng)一的認識和統(tǒng)一的行動，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業(yè)和建設事業(yè)的勝利，否則是不可能的?！盵《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4頁。]鄧小平在新時期伊始就強調，“為了更好地完成新的歷史任務，必須認真貫徹毛澤東同志關于既要有總路線總政策、又要有具體工作路線和具體政策的指示精神”[ 轉引自江澤民《堅持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學習引向深入——〈鄧小平經濟理論學習綱要〉序言》，《人民日報》1997年3月17日。]。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總結經驗時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有明確的方針和政策，而且有準確的表述語言。”[《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1頁。]這說明，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能順利轉化為人民群眾的實踐，原因之一是有一系列具體的方針政策與之配套。

3.貫徹實施黨的基本路線還必須善于排除和應對各方面干擾和風險挑戰(zhàn)

之所以說貫徹實施黨的基本路線不會一帆風順，主要是客觀環(huán)境和政治形勢的復雜多變，常常影響人們對基本路線的認識。早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正確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而是從斗爭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zhàn)爭的有害的傾向作斗爭，并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zhàn)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6頁。]。貫徹實施黨的正確路線，必須具備抵抗各種風險和干擾的能力，并在斗爭中進一步增強貫徹路線的堅定性，這其實也是檢驗基本路線的現(xiàn)實基礎是否牢靠的試金石。改革開放時期，從國內到國際、從政治到經濟等都曾面臨巨大風險和考驗，但我們黨始終沉著應付、冷靜面對，始終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這同黨的領導人能夠汲取過去教訓，對形勢作出清醒判斷是分不開的。隨著改革的縱深發(fā)展，黨應對復雜局勢的經驗和策略漸趨成熟，排除干擾的自覺性、主動性也大為增強。2008年12月18日，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強調貫徹新時期基本路線，要“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尤其是頗具針對性地提出“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798、810頁。]增強了人們貫徹實施新時期基本路線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三）堅持正確的基本路線并不意味著它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也要“與時俱進”地豐富和發(fā)展

1987年中共十三大首次對新時期基本路線予以完整闡述后，十四大報告依據(jù)鄧小平南方談話中提出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這是“不動搖”理念首次通過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予以展現(xiàn)和確立。

強調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是否意味著基本路線是一成不變的？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與黨的“與時俱進”是否矛盾？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黨先后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fā)展觀等重大戰(zhàn)略思想。這種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說明，黨的基本理論是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fā)展而不斷創(chuàng)新的，作為基本理論的集中體現(xiàn)，黨的基本路線自然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江澤民提出，要“堅持用實踐來檢驗、豐富、完善我們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江澤民文選》第2卷，第251頁。]?；韭肪€“謂之‘基本’，就是因為它反映的是基本規(guī)律，規(guī)定的是基本方向，涉及的是基本方略……說基本路線不能變，所指的就是基本的東西不能變”[ 李忠杰：《鄧小平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5期。]。以新時期基本路線為例，所謂“毫不動搖”，主要指“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架構及其辯證關系不能變。所謂“與時俱進”，主要是依據(jù)基本路線制定一些具體方針政策和發(fā)展目標等，是可以隨著實踐和理論認識的發(fā)展進行調整和完善的。例如，關于發(fā)展目標，十三大政治報告闡述基本路線時提的是“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而在實現(xiàn)“三步走”發(fā)展戰(zhàn)略的第二步目標尤其是2003年我國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關后，根據(jù)新世紀新階段的經濟社會發(fā)展面臨的新情況，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zhàn)略思想。經過幾年的實踐檢驗，把基本路線中的戰(zhàn)略目標豐富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從而呈現(xiàn)出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四位一體的現(xiàn)代化建設格局。這是客觀實際和時代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廣大群眾切身利益和愿望的根本體現(xiàn)。這種變化，不僅沒有改變基本路線的根本要求，而且使基本路線的指導作用更加有力。既把握規(guī)律性，又富于創(chuàng)造性，這是堅持基本路線“不動搖”和“與時俱進”的辯證統(tǒng)一。

綜上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基本路線的更替和演進，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難曲折。作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早在1961年6月21日會見日本客人時就說：“只有經過很多痛苦，才能取得經驗。不要把錯誤認為單純是一種恥辱，要看作同時是一種財產，不能說錯誤路線沒有用處，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盵 毛澤東會見日本共產黨國會議員訪華代表團時的談話，1961年6月21日。]作為新時期黨的基本路線的主要創(chuàng)立者，鄧小平明確表示：“我們現(xiàn)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34—235頁。]江澤民提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盡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嚴重失誤”，但他們一直在“努力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343頁。]；鄧小平創(chuàng)立的黨的基本路線，是“了不起的貢獻”[ 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頁。]，也是他留下的“最可寶貴的財富”[《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634頁。]。胡錦濤強調，要銘記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取得寶貴經驗”[《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6頁。]為改革偉業(yè)奠定的基礎。這些，都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到新時期基本路線的來之不易。由此，要倍加珍視這條基本路線，無論面對如何艱難復雜的國際國內風險和挑戰(zhàn)，都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基本路線，毫不動搖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