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國69】

　　1995年2月，一個有著47年黨齡的共產黨員，我敬愛的父親永遠離開了我們。時間很快，20多年來，我時常想念他，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一言一行，始終是我學習的模范和作為共產黨員前進的標桿。

　　從1944年開始，父親一直在公安戰(zhàn)線工作。他生前常對我們幾個孩子說，入了黨，就是黨的人，為黨做工作就不要怕吃苦、不要講價錢、不能要名利。他這樣說，也這樣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在全國鎮(zhèn)反運動中，父親奉命和滑縣公安局戰(zhàn)友一起追捕曾任中共豫北地委重要職務的一個叛徒。因為這是公安部督辦的重大案件，父親從1949年到1956年為破案而常年在外奔波，曾有幾次回省廳和縣局匯報工作，他都沒有回家看望一眼。為追捕叛匪，他幾乎走遍了全國，辦案路上，他曾在山上摘野果吃，累得便血。組織上曾勸他休息一段時間，他說，接了工作，就要把它干好，直到抓獲叛匪，完成任務才和家人團聚。這么一個重大事件，對一個公安戰(zhàn)士該是多么重要，但他始終沒有告訴我們，直到我們整理父親遺物，才發(fā)現(xiàn)他的已經泛黃的十幾本日記，記錄著這2000多天的艱辛。從一個老相框背面才發(fā)現(xiàn)一張快要成為碎片的上級授予他功勛的獎狀。他隱功幾十年，讓他的一些戰(zhàn)友和后來的年輕人感慨不已，也讓我這個兒子認識到什么是共產黨員的品格。

　　“文革”中，一向敢于直言的父親說，這樣折騰，還怎么抓生產？我們已經很落后了。因此，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粉碎“四人幫”后，他的一位有些聲望的老上級勸他申訴，職級上可落實待遇。父親說，黨中央已經撥亂反正，現(xiàn)在要一心一意發(fā)展經濟，哪有工夫說自己的事。能為黨做工作，已經很幸運了，把耽誤的時間補回來才是大事。幾十年來，他幾乎沒有節(jié)假日，常年在基層維護治安，也從來沒有向上級伸過手要任何待遇。他常說，共產黨員不是為了高官厚祿才入黨的，比比那些抗日戰(zhàn)爭死去的先烈，我們還圖什么？

　　在計劃經濟時期，多少人夢想有一個城市戶口。很多人到父親辦公室、到我家送禮，請他這個派出所所長幫著解決戶口。他都按原則辦事。符合標準的他盡快落實，不符合要求的堅決不辦。他經常讓我們幾個孩子分頭到人家家里退禮。我印象中，一次有人趁他不在家，放了幾只道口燒雞。父親回來后對我說，你趕快給人家送去，要不然就壞了。

　　有一個公社干部為了城市戶口，要給我家批一塊宅基地。那時候我們全家住幾十平方米的公房，我們多想有自己的房子啊。但是，父親拒絕了，他說，這不是讓你的父親做違紀的事嗎？共產黨員的底線在哪里？父親直到離休前，才分到一套公改房。

　　父親常對我們四個孩子說，你們的爸爸沒有本事，靠天靠人都不如靠自己，你們都要發(fā)奮呀。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要堅持學習，學習才是你們工作進步的動力。他文化不高，但父母給我們創(chuàng)造條件，在有限的工資里，他們擠出錢給我們訂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給我買了一臺收音機。自1965年以來，我們家一直堅持訂閱報刊，這對我影響很大。1973年到1978年年底，我作為知青到農場勞動期間，在我堅持讀報和收聽廣播中，熱愛上新聞，通過艱苦自學，我業(yè)余擔任通訊員給《河南日報》等黨報投稿，由于成績突出，1986年由濮陽市廣播電視局從滑縣商業(yè)局調入濮陽人民廣播電臺，一直到現(xiàn)在成為高級記者。

　　父親革命50多年，嚴于律己，廉潔奉公，兩袖清風。他以他愛黨、敬業(yè)的風范給我們幾個孩子和他的孫輩樹立了榜樣。我照著他的樣子做，入黨20多年，在廣播電臺做記者30多年，做新聞部主任、專題部主任20多年，從未歇過一天公休假，工作日期間照常編稿、審稿，并負責應急采訪。我曾多次暈倒在采訪路上，但我依然沒有停下做記者的腳步。我退休后，每天堅持閱讀黨報黨刊，堅持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堅持為黨報、廣播電視臺撰寫新聞稿件和新聞評論，輔導年輕記者學習新聞知識。有人問我，你為什么這樣？我說，雖然我不在崗位了，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發(fā)揮余熱，多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就是為了讓父親放心。父親是我的標桿，我不能給父親丟臉。

　　廉潔一生的父親臨終前繳了最后一次黨費。什么財產都沒給我們留下。但給我們留下一枚公安部授予他的人民警察一級金盾榮譽勛章。我經常撫摸它，懷念我的父親。在中國共產黨98周年和喜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華誕的日子里，我想告訴他，請允許我違背您一生淡泊名利的初衷，把您的事跡寫出來，我還想說，我不會辜負您對我的期望，我要用我的行動為您這枚獎章增光添彩。

    （作者：胡新會，系河南省濮陽市廣播電視臺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