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zhàn)國秦漢之際黃帝崇拜興起，時(shí)人多假托黃帝著書立說。司馬遷撰《五帝本紀(jì)》時(shí)，黃帝生平事跡已是眾說紛紜、真?zhèn)坞y辨，以至于讓司馬遷發(fā)出“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的感嘆。那么，從“百家言黃帝”到“自成一家言”，司馬遷究竟是依據(jù)什么進(jìn)行取舍的呢？本文擬結(jié)合“百家言黃帝”的具體語境，試圖還原《史記》塑造黃帝形象的過程。

　　司馬遷撰《五帝本紀(jì)》，《大戴禮記》之《五帝德》《帝系姓》是其最主要的依據(jù)。《五帝本紀(jì)》對此有明確交代：“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其發(fā)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薄妒酚浰麟[》注曰：“以二者皆非正經(jīng)，故漢時(shí)儒者以為非圣人之言，故多不傳學(xué)也。”漢儒不傳學(xué)此二篇，是因?yàn)樗麄儜岩善洳⒎鞘ト酥?。《小戴禮記》就不傳此二篇。因此，司馬遷據(jù)《五帝德》《帝系姓》為黃帝立傳，有必要先對二者的真?zhèn)芜M(jìn)行驗(yàn)證。

　　首先，司馬遷以可信度最高的先秦史書《春秋》《國語》對《五帝德》《帝系姓》進(jìn)行驗(yàn)證。《五帝德》所載黃帝事跡，大致可歸納為兩方面：一是黃帝的“武功”，即“與赤帝戰(zhàn)于版泉之野，三戰(zhàn)，然后得行其志”?！秶Z》《左傳》對此皆有記載。二是黃帝的“德行”，即“時(shí)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鳥獸昆蟲”等?！秶Z》對此亦有記載，《魯語上》中已出現(xiàn)“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cái)”之說?！兜巯敌铡匪淈S帝世系，《國語·魯語上》亦有相關(guān)記載：“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p>

　　其次，司馬遷還進(jìn)行了大量的實(shí)地考察?！段宓郾炯o(jì)》云：“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fēng)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薄妒酚浰麟[》注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司馬遷所到之處，長老們往往會(huì)向他講述當(dāng)?shù)亓鱾鞯狞S帝故事。司馬遷通過將《五帝德》《帝系姓》，與史書《春秋》《國語》以及自己在走訪調(diào)查過程中的所見所聞相互印證，發(fā)現(xiàn)二者所載“皆不虛”。

　　司馬遷采用“多重證據(jù)法”，對《五帝德》《帝系姓》的真實(shí)性進(jìn)行驗(yàn)證后，才將其作為撰《五帝本紀(jì)》的主要依據(jù)。司馬遷的這一做法，對今天的歷史學(xué)家而言，在方法論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盡管《五帝本紀(jì)》的敘事框架來自《五帝德》，其所載黃帝事跡亦多取材于它，但司馬遷對《五帝德》并不盲目信從，也沒有照抄照錄。

　　《五帝德》稱黃帝“乘龍扆云”，而先秦文獻(xiàn)中類似的傳說早已有之。如“黃帝得之，以登云天”（《莊子·大宗師》），“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韓非子·十過》）。秦漢時(shí)期神仙信仰盛行于世，黃帝也成為時(shí)人眼中有名的神仙。據(jù)《史記·孝武本紀(jì)》記載，方士公孫卿曾向漢武帝講述黃帝“乘龍升仙”的故事：“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須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后宮從上龍七十余人，龍乃上去。”《大戴禮記解詁》云：“乘龍者，《左傳》曰：‘古者畜龍。’……扆云者，杜注《左傳》云：‘黃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記事也?！薄吨芏Y·廋人》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庇帧秲x禮·覲禮》稱“天子乘龍，載大旆，象日月、升龍、降龍”?？梢?，古時(shí)確有稱馬為龍者。但用“騎馬”和“云瑞”來解釋“乘龍扆云”卻不妥。司馬遷明了黃帝“乘龍升仙”之緣起，所以他在為黃帝立傳時(shí)，有意識剔除了“乘龍扆云”這一“虛妄”之說?！段宓郾炯o(jì)》稱黃帝“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

　　《五帝德》開篇宰我問曰：“黃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答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边@不禁讓人聯(lián)想到孔子對“黃帝四面”的解釋?！短接[》卷七九引《尸子》云：“子貢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計(jì)而耦，不約而成，此之謂四面?！钡牵孜?、子貢之所以會(huì)心生疑惑而求教于孔子，顯然是因?yàn)槁牭搅它S帝“三百歲”和“四張臉”的傳說。孔子一向“不語怪力亂神”，但他的解釋并不能令人信服。因此，司馬遷撰《五帝本紀(jì)》時(shí)，便自覺舍棄了“黃帝三百年”之說。

　　黃帝乃上古傳說時(shí)代的人物，后世流傳的黃帝故事總是歷史中含神話、神話中有信史，只有剝離神話成分，才能還原史實(shí)。司馬遷對《五帝德》的取舍，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他作為史學(xué)家的理性與睿智。

　　《五帝本紀(jì)》所載黃帝生平事跡，盡管是以《五帝德》為主要依據(jù)，但司馬遷的視野并沒有局限于此。

　　《五帝本紀(jì)》所載黃帝之“武功”，既有阪泉之戰(zhàn)，又有涿鹿之戰(zhàn)；而《五帝德》并未記載涿鹿之戰(zhàn)，也沒有提到蚩尤之名?！段宓郾炯o(jì)》曾稱“《尚書》獨(dú)載堯以來”，又稱“《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shí)時(shí)見于他說”。其實(shí)，先秦文獻(xiàn)記載蚩尤事跡者頗多，如“蚩尤惟始作亂”（《尚書·呂刑》），“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zhàn)于涿鹿之野”（《莊子·盜跖》），“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戰(zhàn)國策·秦策一》）等。《逸周書·嘗麥解》對“黃帝擒蚩尤”有較為完整的記載：“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zhí)蚩尤殺之于中冀?！薄渡胶＝?jīng)》亦有相關(guān)記載，只是多了些神話色彩。如《大荒北經(jīng)》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yīng)龍攻之冀州之野。應(yīng)龍畜水，蚩尤請風(fēng)伯、雨師，縱大風(fēng)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闭怯辛诉@些古文獻(xiàn)依據(jù)，司馬遷才將涿鹿之戰(zhàn)載入《五帝本紀(jì)》。

　　司馬遷撰《五帝本紀(jì)》，其困惑主要就在于古史資料的嚴(yán)重缺乏，而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尤甚。《大戴禮記·用兵》云：“公曰：‘蚩尤作兵與？’子曰：‘否……蚩尤惛欲而無厭者也，何器之能作！’”《管子·地?cái)?shù)》稱“葛盧之山發(fā)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又稱“雍狐之山發(fā)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大戴禮記》不載涿鹿之戰(zhàn)，就連“蚩尤作兵”說也予以否定。然而，司馬遷并沒有因此而懷疑“黃帝擒蚩尤”的真實(shí)性?！段宓郾炯o(jì)》載黃帝通過阪泉之戰(zhàn)和涿鹿之戰(zhàn)，征服了“欲侵陵諸侯”的炎帝，又擒殺了“作亂”的蚩尤，于是“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黃帝中華第一古帝的形象由此而得以確立。

　　《五帝德》所記黃帝事跡畢竟太過簡單粗略，因此司馬遷在去除其“不雅馴”內(nèi)容的同時(shí)，又依據(jù)“百家言”增添了不少新史實(shí)。這樣一來，與《五帝德》相比，《五帝本紀(jì)》的黃帝形象就變得更加可信，也更為豐滿。

　　司馬遷在《五帝本紀(jì)》中說過：“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jì)書首?！比欢诮裉斓淖x者看來，《五帝本紀(jì)》所載黃帝事跡，卻并不完全符合司馬遷自己設(shè)定的“雅馴”這一取舍標(biāo)準(zhǔn)。

　　《五帝本紀(jì)》開篇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史記索隱》注曰：“弱謂幼弱時(shí)也。蓋未合能言之時(shí)而黃帝即言，所以為神異也?！彼抉R遷此語原出自《五帝德》，意思是說，黃帝生來與眾不同，神奇而有靈性，出生不久就會(huì)開口說話。這一違背常理的靈異之說，竟被司馬遷當(dāng)信史記錄下來。后世在此基礎(chǔ)上進(jìn)一步生發(fā)，于是就出現(xiàn)了更為荒誕離奇的靈異故事。如《史記正義》云：“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p>

　　漢代學(xué)者普遍相信符瑞、精怪等靈異之說。王充是漢代杰出的思想家，以“疾虛妄”著稱于世，卻也具有明顯的“宿命論”思想。如《論衡·吉驗(yàn)》云：“凡人稟貴命于天，必有吉驗(yàn)見于地。見于地，故有天命也。驗(yàn)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班彪、班固亦如此?！段宓郾炯o(jì)》所載黃帝事跡之所以會(huì)存在“不雅馴”的缺憾，原因就在于作者的認(rèn)識水平還有其時(shí)代局限性。

　　盡管如此，《史記》以《五帝本紀(jì)》為開篇第一本紀(jì)，又將黃帝置于五帝之首，通過對“百家言”進(jìn)行辨別、取舍與整合，從而成功塑造了堪稱經(jīng)典的黃帝形象。黃帝后世能成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司馬遷功不可沒。

    （作者：姚圣良，系信陽師范學(xué)院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