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經(jīng)歷了大約三百年的分裂。在這漫長的分裂時期，戰(zhàn)亂頻仍，生靈涂炭，似乎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黑暗”時期。但是與此同時，舊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學發(fā)展；佛教傳入，帶來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斷改造，神仙體系完善；代表當時主要自然知識體系的陰陽五行繼續(xù)發(fā)展，呈現(xiàn)出新的形式；各種知識和信仰交相輝映，互相影響，中華文明呈現(xiàn)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榮的場景。這三百年中形成的知識、思想和信仰體系，為此后的文明發(fā)展軌跡指明了方向，很多其后的中華文明的要素，都可以從這段時期找到源頭。從這個角度講，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知識和信仰世界再造的重要時期。除了風云變幻的政治起伏、復雜精細的制度變遷、各種族群的離散聚合，以及社會階層的發(fā)展變化之外，這段時期的知識世界和信仰世界的重塑，恐怕是不可忽視的歷史面相和必須重視的研究課題。筆者希望通過下面三個具體的方面勾畫出一些粗淺的線條，或可由此更加直觀地呈現(xiàn)上述觀點。

　　第一，佛教帶來了新文化基因。我們一貫將佛教史視為魏晉南北朝史的一部分，但是若換一個角度看，魏晉南北朝也是佛教在亞洲大陸興起和傳播中的一環(huán)。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是宗教信仰的傳入與傳出、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與融合，也帶來了幾乎全面的知識和觀念的革新：地理知識、宇宙觀、生命輪回、語言系統(tǒng)、新的藝術形式、風俗習慣、城市景觀等等。這種文化融合和再造，還不僅僅是“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而是高度發(fā)達的知識和信仰體系之間的磨合。僅僅從政治史的層面講，佛教對未來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對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在數(shù)百年中，對當時中土政治的理論和實踐都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些影響包括政治術語、帝國儀式、君主頭銜、禮儀革新、建筑空間等方面。又比如從城市空間的角度看，佛教興起之前的中國城市，基本上分為“官”“民”兩種空間，國家祭祀的禮儀空間老百姓是進不去的。佛教出現(xiàn)之后，在官—民的結構之外，提供了雙方都可以去的近乎公共空間的場域；城市空間在世俗空間之外，也出現(xiàn)了宗教（神圣）空間。從《洛陽伽藍記》中，我們可以生動地讀出這種變化帶來的城市活力。

　　這種空前的文化融合局面，也有極其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支持。目前看來，規(guī)模龐大的宗教文獻尤其是佛教文獻，是研究魏晉南北朝史最具潛力的大宗文獻之一。而且，我們對于漢譯佛典的權威性和重要性過于低估，給將來留下巨大的研究空間。早期的佛典沒有文本，是口耳相傳，最近的研究，比如辛嶋靜志對犍陀羅語與大乘佛教的研究證明，大多數(shù)學者所了解的梵文佛經(jīng)，實際上是幾百年以來不斷梵語化、不斷進行添加、插入的結果。這些最早寫于公元11世紀至17世紀的梵語寫本并不是原典。而漢譯佛典（大多是2世紀到6世紀，與魏晉南北朝時段幾乎重合）才是最接近原典的文獻，是我們應該高度重視的研究資料。

　　第二，不同知識和信仰體系之間高度融合。文化的沖突、融合，是文明發(fā)展的重要動力，帶來的是新的文化形式和內容。比如佛教與中土文明的沖突，其復雜性和重要性，仍然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審視。除了在佛教依附玄理、佛道競爭、孝道、拜不拜君親、神滅神不滅、有無三世因果報應等話題上的討論，其實佛教進入中國之初，就已經(jīng)中國化了，并逐漸成為中華文明固有的組成部分。在這個課題上，有很多層面的問題以往被忽略了，比如，佛教與陰陽讖緯的關系。兩漢時期，讖緯學是儒家學說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學體系中最為宗教化的一部分。佛教傳入中國之初，就面對著這么一個高度系統(tǒng)化的知識系統(tǒng)（同時也是一套意識形態(tài)學說），所以我們看到，最初的佛教譯經(jīng)，就開始大量借用陰陽五行的詞匯和概念，來表達佛教的教義和學說。比如《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jīng)》就用一套祥瑞的邏輯來解釋釋迦太子的出生。正如安居香山等人的研究，佛教高僧多研習六經(jīng)七緯、陰陽術數(shù)。佛教思想和讖緯傳統(tǒng)的結合，發(fā)展出佛讖等新形式。直到武則天時代，她的《大云經(jīng)疏》仍是托名佛經(jīng)、帶有強烈讖言色彩的文獻。疑偽經(jīng)的生產(chǎn)過程中，也受到讖緯的重要影響。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緯書為核心的一套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的知識體系仍在持續(xù)發(fā)展。甚至有往其他知識和信仰體系滲透的傾向。不論是佛教、道教，還是儒家思想，乃至民間文化，都能夠看到陰陽術數(shù)的元素。這套將人類社會的運行軌跡，跟天地之間的運行規(guī)律相比附的學說，試圖從人類自身之外找到解釋人類社會的邏輯和真相。很多脫胎于各種知識和信仰系統(tǒng)的讖言，開始逐漸脫離緯書，跟道教、佛教相結合，繼續(xù)影響著當時的歷史畫面。這種影響不但是政治和思想上的，而且對當時的自然知識發(fā)展，乃至文學寫作都有深刻的影響。比如江淹等人的寫作，就受到這種知識的影響（參看松浦史子的研究）。關于佛教，湯用彤講：“北朝經(jīng)學上承漢代，本雜讖緯。而元魏僧人，頗兼知術數(shù)，則亦漢世佛道與陰陽歷數(shù)混雜之余緒。”（《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這可謂真知灼見。不過不同知識和信仰體系之間的沖突與融合，及這種沖突和融合對文明發(fā)展和歷史起伏的影響，仍需給予更多的重視和關注。

　　第三，與域外文明高度關聯(lián)。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化呈現(xiàn)出更加開放的姿態(tài)。除了大家耳熟能詳?shù)牟菰幕瘜Ρ就廖拿鞯挠绊?，這種開放性還體現(xiàn)在中華文明跟中亞等地區(qū)的聯(lián)系，逐漸超越了政治、軍事、外交等層次。沿著絲綢之路東來的，也包括各種宗教信仰和圍繞這些信仰形成的觀念、習俗和符號等等。比如宗教信仰的興起，帶來了新的藝術形式，敦煌和云岡的壁畫和雕塑成為文化珍寶。人們從相信死后靈魂往東前往泰山，轉而執(zhí)著于往生西方凈土。隨著龜茲等地的中亞音樂的傳入，中土音律的宮、商、角、徵、羽五音音律固有的缺陷被不斷挑戰(zhàn)，“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以琴瑟、鐘磬為樂器的時代過去了，音樂進入了新的時期。

　　中華文明更加緊密地和中亞連在一起，各種思想和信仰元素沿著這條路線輸入中土。粟特人和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土興起——這種興起不但是商業(yè)貿易、宗教信仰，甚至包括在政治舞臺上的嶄露頭角。中國成為這些宗教體系和貿易網(wǎng)絡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進而使中國的思想和信仰，可以在更大的亞洲史或者全球史的框架里得到理解。比如佛教是在中亞和大犍陀羅地區(qū)重新發(fā)展和改造后進入中國的。所以通過對犍陀羅佛教文獻和圖像的研究，可以轉而理解中華文明本身。從這樣的角度，我們就更能理解貴霜君主迦膩色伽的遺產(chǎn)，理解曾矗立在洛陽的永寧寺的意義，等等。一個生動的例子是這一時期有關佛缽（Pātra）的觀念。漢文文獻記載得很詳細，公元4到5世紀，乃至到6世紀初，存在一個去布路沙布邏（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禮拜佛缽的熱潮。也正是在4、5世紀，出現(xiàn)了大量佛缽與中土各種因緣的觀念和傳說，甚至出現(xiàn)了《佛缽經(jīng)》之類的偽經(jīng)。隨著西行巡禮佛缽的盛行，有關佛缽的宗教、信仰、政治意涵也逐漸傳入中國，習鑿齒在給道安的信里，念叨著“月光將出，靈缽應降”。這一過程跟文獻記載及政治宣傳中提到有關佛缽的觀念相表里，進而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乃至掀起了一場場的政治風潮。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各種知識和信仰體系互相激蕩、影響、融合的時代。通過數(shù)百年的融合與再造，中華文明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對這一時期紛繁復雜的知識和信仰進行深入研究，將有助于我們理解中華文明演進的軌跡。

　?。ㄗ髡撸簩O英剛 單位：浙江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