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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被稱為“奧斯維辛Ⅱ”的畢克瑙集中營。

　　我站在鐵軌上，伸出有些凍僵的手，一次次按下快門，努力想把地平線拍直了。

　　地平線上有一座建筑，一座我并不陌生的建筑。在我的“影像中的生死學”課堂上，它出現(xiàn)在《美麗人生》的電影中；在我講課的PPT上，它出現(xiàn)在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的那一頁。

　　現(xiàn)在，它在地平線上像個怪物一樣沉默地與我對峙。

　　這個怪物，就是被稱為“奧斯維辛Ⅱ”的畢克瑙集中營大門。畢克瑙與奧斯維辛近在咫尺，它們被統(tǒng)稱為奧斯維辛/畢克瑙德國納粹集中營（Auschwitz Birkenau-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1979年被聯(lián)合國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chǎn)——一份見證人類文化黑暗面的遺產(chǎn)。

　　腳下的鐵軌從集中營的大門穿進來，我站立的地方就是它的盡頭。再往前，兩座毒氣室倒塌在那里，斷裂的鋼筋水泥仍然顯露著猙獰。

　　被火車運送進來的囚犯們，那些男人和女人，那些老人和孩子，就在這里被分為兩隊，一隊直接送進毒氣室。

　　“在奧斯維辛，人不再死亡，而是被當作尸體生產(chǎn)出來?！币獯罄麑W者阿甘本的話曾讓我驚心動魄，而我當下就站在這個“生產(chǎn)”現(xiàn)場。

　　遺體早已無存，現(xiàn)場除了毒氣室的殘垣斷壁，就是不遠處的幾座擺著花圈的墓碑，它們在冷雨陰云中向我訴說著這令人難以置信的大屠殺——在某種程度上，奧斯維辛和毒氣室的存在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不僅僅是用工業(yè)化手段殺人，還有日常的殺戮與殘酷的虐待。比如，比克瑙有一排營房關押那些即將送進毒氣室的人，那里沒有食物，沒有水，甚至沒有廁所；比如，納粹醫(yī)生用活人進行實驗；比如，納粹在猶太囚犯演奏的音樂聲中挑選送進毒氣室的人。

　　一如野草會掩埋血跡，這些在蒼天下發(fā)生過的事情，可以很快被遺忘。人類常常對苦難和丑惡轉(zhuǎn)過頭去，或是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或者出于欺瞞的需要。

　　但人類啊，畢竟發(fā)明了文字！為了見證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浩劫，在奧斯維辛，在猶太隔離區(qū)，在極權和暴力踐踏的許多地方，人們用各種文字、不同文體為歷史寫下了證言。在人類文學的森林里，長起了見證文學的大樹——它在苦難的大地扎根，把不屈的頭顱伸向蒼天。

　　我貌似是一個與這段歷史全然無關的人，但見證文字的存在，將我一點點地帶到了波蘭的奧斯維辛，然后驚覺，它并不是那么陌生，那么與我無關。

　　最早，是《安妮日記》。猶太小姑娘安妮在13歲生日那天得到一個日記本，從那天起，她開始寫日記。沒幾天，他們一家不得不躲進父親公司的“密室”，以避免被納粹抓走。他們在那里藏了25個月，其間安妮一直在寫日記。起初，她只是為自己而寫，后來她在廣播中聽到有人說，戰(zhàn)后要收集人們寫的書信和日記作為見證，就決定將來出版自己的日記。1944年的復活節(jié)，他們藏身的地點在搜查中幾乎被警察發(fā)現(xiàn)。爸爸要求安妮毀掉日記，安妮拒絕了。她在日記中寫道：“沒有了日記，也就沒有了我?！?/p>

　　《安妮日記》幸存了下來，安妮卻沒能幸存。1944年8月4日，密室中的8個猶太人被德軍抓走。1945年，15歲的安妮死于集中營。戰(zhàn)后，8人中的唯一幸存者、安妮的父親將安妮的日記整理出版。

　　“沒有了日記，也就沒有了我”；“我希望我死后，仍能繼續(xù)活著”——小小年紀的安妮，用文字見證了迫害，也建構了她自己的存在——文字，并非沒有力量！

　　安妮的日記終止于她被抓之前，因此她無法描述在集中營的生活，閱讀《安妮日記》也就不需要多少勇氣。但是，讀普里莫·萊維的書則不同。

　　并非巧合的是，我發(fā)現(xiàn)自己是倒著讀萊維的：我最先讀的是萊維最后一本著作《被拯救與被淹沒的》，然后是他寫于1962年的《再度覺醒》，最后才是他寫于1946的第一部著作《這是不是個人》（美國版的書名是《活在奧斯維辛：納粹對人性的摧殘》）。這是中國出版萊維書的時序，客觀上這個時序給了我心理準備的時間，好去面對萊維所寫的非人生活——即便如此，閱讀中我仍然幾次中斷，我害怕自己被噩夢纏住。

　　讀書時正是夏天，窗外傳來蟬鳴和孩童的嬉鬧之聲，生活正展示著它的美好。我不能不問自己：你為什么要讀萊維？為什么讀得這么痛苦卻還要把它讀完？

　　我覺得忘記萊維所見證的一切，是一種罪過，一種恥辱，一種生而為人的恥辱——萊維說過，他恥于生而為人，因為正是人類發(fā)明了集中營。如果我們連他的見證都不敢面對，我們應該感到千倍的羞恥。如果我們卻不愿意正視人性之惡，我們作為人并不完整，更不勇敢，遑論什么強大。

　　萊維到底用文字見證了什么？他見證了奧斯維辛的暴力、死亡與日常的非人化生活；更深一層，他見證了集中營對人的尊嚴的摧毀，對人的靈魂的毒化。但是，在更深的層次上，他也見證了在一個每種細節(jié)都被設計來將人類變成行尸走肉的環(huán)境里，有些人仍然維持著自己高貴的人性。比如，一位難友告訴他，必須按時洗澡，挺起腰桿走路，因為集中營是使人淪為畜生的大機器，“我們不應該變成畜生”。

　　雨水，讓集中營的道路變得泥濘。走在這長長的路上，我不能不想起維克多·弗蘭克、另外一位奧斯維辛幸存者所書寫的故事：

　　那天，弗蘭克隨著漫長的隊伍由營區(qū)步向工地。鞋子早已破了，兩腳滿是凍瘡和擦傷，他痛得幾乎掉淚。天氣十分寒冷，凜冽的風颼颼吹著。他心里不斷想著：今晚有什么吃的？如果額外分配了一截香腸，該不該拿去換一片面包？充作鞋帶的一根電線斷了，如何才能夠再弄一根來？是否來得及趕到工地，加入熟悉的老工作隊，否則必須到另外一個有兇惡監(jiān)工的隊伍里去？該如何博取獄霸的好感，好讓他分派營內(nèi)的工作給自己，免得老要長途跋涉到工地上做苦工……

　　然后，是讓我深感震撼的一段話：“這種叫人滿腦子只想著這些芝麻小事的處境，我實在是厭倦透了。我強迫自己把思緒轉(zhuǎn)向另一個主題。突然間，我看到自己置身于一間明亮、溫暖、高雅的講堂，并且站在講壇上，面對著全場凝神靜氣的來賓發(fā)表演說。演說的題目則是關于集中營的心理學！那一瞬間我所身受的一切苦難，從遙遠的科學立場來看全都變得客觀起來。我就用這種辦法讓自己超越困厄的處境。我把所有的痛苦與煎熬當成前塵往事，并加以觀察。這樣一來，我自己以及我所受的苦難全都變成我手上一項有趣的心理學研究題目了?！?/p>

　　我?guī)缀跏呛瑴I在集中營的泥路上給我的同行者講了這個故事，這個我在《活出生命的意義》一書中讀到的故事。

　　我想，如果奧斯維辛沒有作為“人類文化遺產(chǎn)”，如果這些見證文字都不曾存在，如果這些遺跡與文字統(tǒng)統(tǒng)消失，如果我們不懂得昨天與今天和明天息息相關，我們是否可以稱自己為“人類”？是否可以侈談“人類文明”和“人性”？

　　人類常常會退化到野蠻的狀態(tài)，人性也總會顯現(xiàn)黑暗的一面。見證文字與見證文學，是讓文明可以再生的容器，是讓人性得以凈化的溶劑。

陸曉婭文并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