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春秋》是孔子“作”還是“修”，還有許多爭論，但《春秋》作為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編年體史書，可稱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源頭，卻是無疑義的。可有意思的是，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卻從來沒人說他是“史學家”；《春秋》是史，更是經(jīng)，其作為經(jīng)的地位遠大于史。那么《春秋》為“經(jīng)”，到底給中國傳統(tǒng)史學賦予了什么樣的意義呢？

　　一、“史義”的發(fā)端

　　人是歷史的匆匆過客，史書留名，則成為一種形式的永生。古往今來的“大人君子”都很在乎身后之名，愿將自己的姓氏與行事刻寫于金石典籍之上。青史留名，是“肉食者”的特權(quán)，而史上之名如何，也成為對公共利益負有重大責任者（如君主）進行鞭勵的一種精神手段。

　　這在中外并無二致。在古羅馬，當一位大人物故去后，通過法律手段，將其從集體記憶中抹去，甚至構(gòu)成一種刑罰，叫作“記憶抹殺之刑”；而遭刑者——多數(shù)是羅馬皇帝——的名字及其生前勛業(yè)，被從神廟、紀念碑和官方記錄中系統(tǒng)刪除，不啻于來自身后的詛咒，故記憶抹殺之刑又稱“除憶詛咒”。

　　相比簡單粗暴的“抹殺”，古代中國人更加重視“實錄”。春秋時晉國太史董狐，直書權(quán)臣“趙盾弒其君”，孔子就稱贊說：“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事見《左傳·宣公二年》）

　　史家所講的“書法”，就是歷史如何被記錄的問題?！笆穼崱北旧硎强陀^存在，然而真實的歷史（“客觀真實”）沒法原樣復(fù)制重現(xiàn)，當它以某種介質(zhì)的形式被記錄下來，并進行傳播時，卻是主觀性極強的意識活動，有其特定的價值指引。歷史著作（包括編年、傳記、傳說、故事等）可能與史實本身相去甚遠，或被賦予了新義；這種經(jīng)過刪選、再造之后呈現(xiàn)的“真實”，傳播學上稱為“媒介真實”。現(xiàn)代史學認為，歷史是被不斷構(gòu)建甚至是“創(chuàng)造”的。作為中國最早一位確知姓名的“記史者”，董狐恰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

　　當人們眾口一詞地贊美董狐“不隱”的良史之德與勇氣時，竟然忽略了，董狐唯一可知的一次記史活動，卻非實錄——弒君者并非趙盾！趙盾責問他，弒君者不是我，你為何寫我弒君？董狐說，作為執(zhí)政大臣，你沒有及時討賊，這口鍋就該由你來背——他還將不實的記載“示于朝”。

　　董狐以堂堂之“義”歪曲了史實，違背了“實錄”與“信”的基本原則。顯然，孔子以“良史”之冠加諸董狐，本不在表彰“董史”真實可信，而在董狐知“義”，敢于化史筆為撻伐上位者之鞭，發(fā)揚了歷史的懲勸功能。

　　孔子在自己的撰述實踐中，將此義作了更大的發(fā)揮，形成了影響巨大的“一字褒貶”和“微言大義”，為中國傳統(tǒng)史學立下了新的范式，影響至為深遠。

　　二、《春秋》是講“理”的書

　　《春秋》是“五經(jīng)”中唯一一部史書?？鬃釉f，“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故作《春秋》。史籍是記事之書，當善序事理，不可過惜文字，然而《春秋》最為顯明的特點，卻是文字異常簡晦，而且“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這可能是春秋時各國史書的共同特點，好比董狐既然強記“趙盾弒其君”，晉史必無詳細的附注與說明，否則“趙盾弒君說”就立不住腳了。在這個意義上，史書記事太詳，可能有違于“義”（或使義露出破綻），反而史事晦澀不明，有利于論說的展開。

　　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孔子不是史官，他怎么會，或說有什么資格去做“刪訂”國史的工作？孔子主張“正名”，由他來修史，頗有越禮之跡。多條記載表明，當時魯國國史是可供借閱的。孔子可能出于講學的需要，將魯史（就叫《春秋》，“春秋”也是先秦史書的普遍用名）加以刪節(jié)，編成一本“極簡”的歷史教學大綱。孔氏《春秋》愈發(fā)簡約，二百四十余年的歷史，區(qū)區(qū)萬八千字就寫過了，要者，在孔子授課時作“舉一反三”的闡發(fā)?！洞呵铩飞y破碎的歷史，不過是供孔子編綴“義理”的布頭罷了。

　　莊子就說，“《春秋》以道名”。歷代學者多認為，《春秋》是一部“說理”書。它最大的特點及創(chuàng)新價值，就在于前所未有地將儒家核心價值觀（道、大義）系統(tǒng)地灌注于一個長時段的“天下歷史”中，并對其進行了重建與改造。

　　把史書變?yōu)椤爸v理”的工具，雖然前有董狐的發(fā)微，孔子才是集大成者?！洞呵铩方?jīng)孔子手澤，成為第一部“有綱領(lǐng)”的史書，這是各國“斷爛朝報”式的官史檔案無法比擬的。

　　在這本書里，孔子充分發(fā)揮了一個被后人稱為“春秋筆法”的東西。所謂“筆法”，就是歷史書寫的“書法”，即如何認識并建構(gòu)歷史的方法?？鬃有奘酚蟹剑运兄斡^念為標準，對舊史進行了重新“整齊”，甚至不惜違背史實加以改寫。譬如南方的吳、楚不服于周，自立為王，《春秋》將其貶稱為“子”，于是“吳、徐（楚）并僭，天下三王”的實態(tài)，被它硬生生捏成了一王（周天子）獨尊；又如《春秋》有名的“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凡遇尊親賢者，皆為之“諱”（如將周天子羞辱地參加諸侯的盟會，諱作“出狩”）。

　　諱即是“隱”，這以孔子自立的“不隱”的良史標準論，豈非大大的違謬？孔子直可說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老祖宗了！論者常曰，“歷史是政治的婢女”，始作俑者，莫非夫子乎？

　　三、史書須“與圣人同”

　　《春秋》之后，另一部有綱領(lǐng)的大書，是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也有著強烈的義理觀，該書創(chuàng)設(shè)“本紀”以尊王者，另設(shè)“世家”與“本傳”以容納諸侯與臣，使?jié)h武之前的三千年之史，排比秩然而有統(tǒng)系?！妒酚洝芬匀藶橹行?，而“君君臣臣”在史中皆有次第，這就是“正名”，蘊含了“尊王”的意識，這才是紀傳體為后世所承襲，并成為“正史”標準史體的根本原因。

　　司馬遷作《史記》，自稱“繼《春秋》”。它雖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得到“實錄”的評語，卻也受到“不與圣人同，是否頗謬于經(jīng)”的責難。這就使《史記》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為人所重，反為東漢班固仿其體、續(xù)之而作的《漢書》凌壓其上，而《漢書》最大的特點，正在重義理，以“尊本朝”為其采擇史料并重塑歷史正統(tǒng)觀的根本原則。

　　在這方面，《史記》與《左傳》境遇相似?！稘h書·藝文志》說：“（《春秋》）有所襃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異言還是因為史事不詳。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jīng)也”。左丘明所作的，就是《春秋左傳》。

　　《左傳》記事詳贍，如果沒有這本書，經(jīng)的許多記事根本無法理解?？伞按呵锶齻鳌钡钠渌麅蓚鳎骸豆騻鳌泛汀豆攘簜鳌罚缭谖鳚h即被列入官學，而《左傳》直到東漢，仍然遭到反對，認為它“不主孔子”，“不得圣人深意”，甚至有人舉出“《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反對者連帶提及，“太史公（司馬遷）多引《左傳》”，這兩部偉大的史著均遭到“違戾《五經(jīng)》，謬孔子言”的嚴厲批評。

　　直到西晉時杜預(yù)為《左傳》作注，總結(jié)出“春秋義例”五十余條，《左傳》為經(jīng)作傳的觀點才為學界主流所接受。《史記》則遲至唐代，因古文之興，才真正得到重視。

　　可見，在經(jīng)學籠蓋一切的時代，史必須附驥于經(jīng)，成為“義理”的例證工具，方能得到官方和學界的認可。

　　對于經(jīng)史的分界與高下，朱熹曾就“春秋三傳”有所論說，他道：“史學者，記得事卻詳，于道理上便差；經(jīng)學者，于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痹谒磥恚叭齻鳌敝惺妨蟽r值最高的《左傳》，“只知有利害，不知有義理”，是史書，還夠不著與《公羊傳》《谷梁傳》比肩為經(jīng)書?！蹲髠鳌愤@樣的書，“不本于義理之正”，熟讀亦“直是會趨利避害”。

　　朱熹對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鑒》“不帝蜀而帝魏”（以曹魏為正統(tǒng)）極為不滿，為此親自編了一部《通鑒綱目》，此書幾乎毫無史料價值，可是因為它“帝蜀”，重塑了“帝系正統(tǒng)”，遂以其義理的“大本領(lǐng)”而獲得極高的評價。

　　南宋后，“綱目體”史書大興，被人稱作“維護封建王朝統(tǒng)治的歷史教科書”。這些書，義都很正，記事卻差。以后觀昔，《春秋》不也可稱一部不標“綱目”之名的綱目體史書？元人揭傒斯說：“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鑒》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tǒng)。此天地之經(jīng)，君臣之義，而圣賢之心也。”一千六百年以降，在史學之域，后圣朱子續(xù)上了前圣孔子的香火。這是中國史學發(fā)展的一大關(guān)節(jié)。

　　四、“《春秋》大義”是個空虛的符號

　　孔子刪訂《春秋》，發(fā)明史義，使死的史料“活”起來，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確實是“作”《春秋》?？鬃訐?jù)《春秋》講學，比董狐將權(quán)臣弒君的史文“示于朝”的意義更大：過去秘藏于金匱石室的史書，得以在社會各階層廣泛傳播，其“資治”尤其是塑造、規(guī)范社會政治倫理的價值進一步強化——當然它也加劇了史書功能的異化。

　　就像后人的溢美之詞所稱，《春秋》“長于治人”，是“刑賞之書”，為“一家之王法”，“撥亂世，反諸正”，有大功于治道等，種種附益虛詞。“春秋之法”尊王、崇正統(tǒng)，固然令“亂臣賊子懼”，卻也削弱了史書對最高統(tǒng)治者的制約力，使之俯首淪為王朝統(tǒng)治的意識形態(tài)工具。

　　“《春秋》大義”如雷如霆，可是“大義”于經(jīng)文闕如，也不見于圣人語錄，而全賴歷代《春秋》學者的反復(fù)疏解與演繹。正如孔子“微言大義”可以隨意改竄史實一樣，后世學者對“春秋之義”的借重，也不過是“借題發(fā)揮”，實際上還是針對不同時代的社會問題，進行新的衍說與創(chuàng)造。特別是公羊?qū)W派，從西漢的董仲舒，到清末的康有為，不斷通過《春秋》義理的闡發(fā)，提出拯救當代之世的新藥方?！啊洞呵铩分蠓ā?，為義理的推陳出新，提供了合法性的原動力，這便是《春秋》作為“經(jīng)”的意義所在。所謂“托古改制”，“古制”皆為妄說；經(jīng)日新，史日濁，歷史不幸做了犧牲品。

　　以孔子《春秋》為符號的義理，仿佛做了一個套，緊緊箍住了古人的頭腦，他們永遠頂著一個標簽，圍繞一個空虛的中心轉(zhuǎn)，久而久之，思維方式變成了一個螺旋，愈趨愈窄愈細密，無法開拓新境，最后成了一個死結(jié)。中國歷史之路，終亦澌滅于無限循環(huán)之中。

　　梁啟超在《新史學·論書法》中說：“書法善則為良史，反是則為穢史?！蔽覀儺斎徊荒芤援敶鷮W術(shù)標準去苛責《春秋》或“罪”于孔子，然當謹記的是，任何高妙之理（道理、理想或理論），都不可離開事實，違背真相，否則名實相乖，義理終將化作泡沫。

　　胡丹 作者系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三峽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