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于一些樸素的文字撲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

最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文化現(xiàn)象?！吨袊娫~大會》受熱捧，《朗讀者》受熱捧，一些以文成名的“平民明星”也受到熱捧。這些現(xiàn)象明白地提示人們，目下并沒有什么古今中西之別、文言白話之爭，倒是有一點共通之處：人們內(nèi)心中那些最柔軟的部分，很容易被樸素的語言和靈性的生命體驗激活。

今天，當我們見證各類以文字為生的平民明星橫空出世、“一戰(zhàn)成名”時，應當感謝的絕不是什么“祖師爺賞飯吃”，而是新文化運動的各位先賢干將。沒有他們整整一個世紀前的艱難推動，就不可能有現(xiàn)代文學革命，更不可能有這類文化領域的“庶民勝利”。

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白話文的推廣從標點符號開始?！熬渥x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級。但是，當胡適等人試圖引入現(xiàn)代標點符號來解決這個初級問題，竟然遭到那樣強烈的抵觸：“秤鉤（指問號）也能入文嗎？”

白話文革命的最根本動機和最深遠影響在于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謂言文一致，簡單說來，就是書面語言和口頭表達一致。晚清的黃遵憲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胡適說“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人們常常用“說一套做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來描繪人的言行分離。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的言行分離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狀態(tài)，就是言文分離。說的是一套，寫的另一套；日常語言是一套，文化積淀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說經(jīng)過文字最終過渡到行為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并軌，當然是前者對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賞，讓文學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離乎人倫日用。由此，從文學革命而至倫理革命，再由倫理革命發(fā)展到五四時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們的街頭演說，一定不會是大臣們的奏折體，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滸紅樓體，而只能是一種更徹底的平民話語體系。只有這種言文一致的文體能夠發(fā)揮出政治動員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蘊含著大雅。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非要表達出某種民粹主義的腔調(diào)，那未免做作，也淪為鄉(xiāng)愿。然而雅俗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通道。詩三百篇不過是時人口耳相傳的歌謠，傳至今日已被人們奉為大雅，正所謂“思無邪”；詩為正統(tǒng)時，詞體被認為是輕佻浮躁，太過世俗，陸放翁生逢詩詞相交之際，詩有九千首，詞卻不多，不過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將詞奉入廟堂，民間的曲又成為世俗的代表；再后來是小說，然后是白話小說，到今日白話小說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這雅俗之辨，實在是亙古不絕，綿綿不斷。

為了推廣白話文，當年胡適曾與古文派在詩歌層面上“斗法”。相對溫和的保守派文學團體“南社”并不反對在小說和演講中使用白話，但堅持認為詩歌是個例外，因為詩歌是“文學的高級形式”。胡適偏不信這個邪，閑來無事寫了不少白話打油詩作，這些當時的舊派文人以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膾炙人口流傳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臺灣流行歌曲《蘭花草》。

我們完全無須抬高這些年不斷出現(xiàn)的某些現(xiàn)象級平民文人，他們的文風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這些“新風氣”正合于陳獨秀1917年在《新青年》雜志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搖旗吶喊時，所撰的《文學革命論》中那幾句標志性口號：“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p>

白話文的推廣固然有新文化運動先鋒們沖鋒陷陣、左沖右突的功績，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制度背景則是數(shù)量龐大的“閱讀受眾”群體被批量化地生產(chǎn)出來了。各類新式學堂層出不窮，培養(yǎng)出大量現(xiàn)代知識階層，他們具有一定的購買力和閱讀理解能力，是有錢有閑的市民階層。

在當時的脈絡中，農(nóng)村被視為文化荒漠，沒有哪家媒體是旨在為農(nóng)民提供文化產(chǎn)品和服務的。今天則不同了。文盲幾乎不存在了，文化傳播的載體也一躍進入智能化、數(shù)字化階段。技術進步貌似讓世界變得更“平”、也給城鄉(xiāng)設置同樣的文化議程。因而，掌握了先進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農(nóng)民，也可以在今天寫出動人心弦的文字。

問題在于，為什么我們今天熱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過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寫我口”這樣的最基本要求，平實記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獲至寶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備至？難道說，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成果遭到蠶食，以至于我們對這類返璞歸真的文字感到新鮮、稀罕起來？抑或是，今天很多?！耙晕淖譃樯闭撸x這些基本要求太過遙遠，以至于回歸到“言文一致”、說真話、講人話，似乎又成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再或者是，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于一些樸素的文字撲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進而視如珍寶？

另一個大問題是，今天的閱讀環(huán)境和氛圍，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著迥異于以往的亂象，這很像波茲曼對奧威爾和赫胥黎的比較：也許今天更值得我們擔憂的，是那種淹沒在一地雞毛下的生活瑣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每每看到世界讀書日所披露的國民閱讀質(zhì)量每況愈下，我就不由得想起那句老話：“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zhì)文化需要”。相對于物質(zhì)需要的滿足，文化需要的滿足談何容易？

（曹東勃 上海財經(jīng)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