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梁漱溟提出的“東西文化問題”，不止是一個時代問題，還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羅志田

五四學生運動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東西文化問題，而“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隨著新文化運動的推廣，文化，特別是東西文化，成為當時讀書人心目中最為關注的問題。

什么是“梁漱溟之問”，“梁漱溟之問”的時代背景

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1921年出版后，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響非常熱烈。從當時關注的程度看，其影響不低于稍早出現的梁啟超之《歐游心影錄》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馮友蘭后來回憶，梁漱溟的講演，“在當時引起了廣泛的興趣”，因為“他所講的問題，是當時一部分人的心中的問題，也可以說是當時一般人心中的問題”。

梁漱溟抓住了什么問題，或他想要解決什么問題？如果簡略地概括“梁漱溟之問”，就是：在西方文化已成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日漸邊緣的中國文化如何“翻身”？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研究東西文化，針對的就是“中國民族今日所處之地位”這一根本問題。而這完全是個文化問題，應尋求文化的解決。

借用康有為的典型表述，中國在近代從“獨立一統(tǒng)之世”被迫走入了“萬國并立之時”。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讀書人對“世界”的認知，從來充滿了想象和憧憬、無奈與徘徊，始終以緊張、矛盾為特色，可以說是“萬解并立”，從未真正達成共識。因此，在中國讀書人說到“世界”時，心里想的可能是“西方”。尤其他們想要進入的那個“世界”，所指的基本就是“西方”。

而“梁漱溟之問”一個相對臨近的時代背景則是，民初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相對寬松，盡管不少讀書人的憂患意識仍較強，但與甲午后迫在眉睫的“亡國”憂慮相比，當時中國的外患不特別明顯，因而更有深入思考的余地。

局勢的相對寬松是一個不小的時代轉變，梁漱溟自己就說，“從前我們有亡國滅種的憂慮，此刻似乎情勢不是那樣，而舊時富強的思想也可不作”，因此可以有更長遠的思考。對于以“天下士”自居的讀書人來說，少了“近憂”，自然更多“遠慮”。正如研究梁漱溟的專家艾愷所指出的：人們一直認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主要關心的是中國深刻的文化危機。但也有這樣一些人，他們面對的是人類的普遍問題，而不是他們自己特殊時期的處境。這種選擇精神，更多地是在感情上與人類存在的意義這個永恒問題相聯(lián)系，而不是與他們的生存環(huán)境這個直接問題相聯(lián)系。在艾愷眼里，梁漱溟就是這樣的天下士。但由于西潮沖擊后“天下”已兼具“世界”與“中國”兩重意義，他又并非完全超越的天下士，而是“把自己對人類的普遍問題的關心和對中國現時特殊情況的憂慮聯(lián)系在一起”。

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候的不少人，就基本處于這樣的狀態(tài)中。像胡適和梁漱溟這一代人（梁漱溟比胡適小兩歲），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就目睹了好幾項以千年計的根本轉變，其感觸非比尋常，思慮也當更高遠。同時，歐洲大戰(zhàn)帶來的世界巨變使相當一些西方人也開始反省他們的文明或文化。這些重要的內外背景，都使新文化運動那一代人容易去思考更基本的問題——從人類社會到中國自己的基本問題。

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是空間意義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或文化

時間上今昔的異同只是對比的一面，更強烈的對比還是在以空間為表現的文化層面。時人所說的西方或西洋，不僅是空間意義的，更多的是指稱一種文明（文化），故東西對比的范疇，便很容易落實在文化上。而正是在對比的意義上，中國文化的危機愈發(fā)凸顯。梁漱溟雖然把東方文化分為印度和中國兩類，但其論述的主體是中國，所以他仍在因應中國讀書人心目中“道出于二”以及中國一方競存不力的問題。

梁漱溟特別指出，已經成功的西方不存在文化認同的問題，“就是領受西方化較深的日本人也可以不很著急”，而已經亡國的殖民地不能自主，甚至沒有“著急的資格”。而中國的特殊在于，它既不是西方，西化也不成功，又沒亡國。既然“還是一個獨立國，一切政治法律都還要自家想法子來處理”，所以文化問題對中國特別迫切，而文化選擇更已到生死攸關的程度。

今后中國文化到底應有一個什么樣的“解決”，其實也就是從文化層面思考怎樣“解決”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問題。1922年梁漱溟在山西演講時強調：中國民族今日所處地位與前數十年不同了。所以不同，所以要變成現在這樣，完全是文化的問題。一方面固因國內的變動，而尤其重要的是外面別國的變動。西方民族因為有那樣的文化而成那樣的局面，漸漸地使中國地位也受很大的影響?？疵髁诉@層，然后可以曉得我們應當持什么態(tài)度，用什么做法。

北大學生馮友蘭就是帶著東西文化的問題出國留學的，他在國外時注意到，“中國人現在有興趣于比較文化之原因，不在理論方面，而在行為方面；其目的不在追究既往，而在預期將來”。馮友蘭讀書時，梁漱溟是哲學系的講師，馮應是梁的學生。可以看出，馮友蘭不僅分享著梁漱溟的思路，在措辭上兩人也不謀而合。實際上，由于“西方”已進入并成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那時中國任何大的改變，都一面針對著傳統(tǒng)，一面針對著西方，尤其是關涉文化的“解決”。

梁漱溟同時代人，大多認同“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

很多梁漱溟的同時代人，盡管思想或文化立場不同，但都承認“梁漱溟之問”的時代意義。張君勱當時說，以前大家都想要學歐洲，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歐洲人自己對其文化也有反省的意思?！皻W洲文化既陷于危機，則中國今后新文化之方針應該如何呢？默守舊文化呢？還是將歐洲文化之經過之老文章抄一遍再說呢？”他自己常常在想這個問題，恰看到梁漱溟新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發(fā)現“全書即是討論此問題”。章士釗也承認：“梁君發(fā)策，分別若干問，詳察東西文化存亡分合之度，其事葉于英語所稱Time-honoured，刻不容緩?！?br/>

張君勱和章士釗都曾和梁漱溟一起被劃入所謂的“東方文化”派，其實他們不甚贊同梁漱溟的觀念，尤其張君勱還進行了較為嚴厲的駁斥。他們的共同承認，表明梁漱溟的確說出了一些人想說的話，或提出了一些人正在思考的問題，也就是提出了具有時代性的問題。

瞿秋白同樣強調梁漱溟提出的“這一問題在中國思想史上顯然有極大的價值”。在他看來，“禮教之邦的中國遇著西方的物質文明便徹底的動搖，萬里長城早已失去威權，閉關自守也就不可能了”。但一些“中國的士大夫卻始終不服這口氣，還盡著嚷東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質文明相對抗”。面對這一在中國思想史上有極大價值的問題，他“愿意來試一試，做第一步的根本的研究”。

類似要來“試一試”的參與感其他人也有，文化立場與瞿秋白頗不一樣的景昌極，就對梁漱溟的書說了不少無的放矢、可說可不說的話。沒什么可說也要來說，最可顯示這題目本身的重要。

后來賀麟總結說，梁漱溟鄭重提出東西文化問題，“在當時全盤西化、許多人宣言立誓不讀線裝書、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環(huán)境下，大家對于中國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問題，確是當時的迫切問題”。賀先生的文化立場又不同，他同樣看重此問題的“當時”意義。

而嚴既澄則以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一部“推測未來的大著”。竊以為嚴既澄所見不差?！拔磥怼痹诮袊鴮ψx書人有特別的吸引力，從梁漱溟的演講和書中的論述可知，他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確實是從新派一邊開始的。這本書想要推測的，其實就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未來。其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案，表現出顯著的面向未來傾向。

中國以及中國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未來在世界的可能地位，的確是那個時代（以及后來和現在）很多讀書人都在思考的大問題。那時的思想界對中國已成為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清楚的認識，《青年雜志》1卷1號的《社告》就特別指出：“今后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系。”故中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

這一百年之前的提醒，并未過時，仿佛在說現在。我們今天的一舉一措，仍有世界關系，仍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從19世紀開始，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說，資產階級便“按照自己的形象，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并“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滅亡的憂懼之下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梁漱溟不一定讀過這段話，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那時西方文化成了世界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漸處邊緣。

至今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西文化的“優(yōu)劣”或“生死”問題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錢穆所說：“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yōu)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北M管梁漱溟曾強調他討論的不是什么“東西文化的異同優(yōu)劣”，而是東方文化的生死，即“在這西方化的世界，已經臨到絕地的東方文化究竟廢絕不廢絕”的問題，但大體上，他所探討的和錢穆所說的是一個問題。

錢先生所說的“全中國人”是泛指，比較起來，馮友蘭的描述更有分寸——這個問題縈繞于心懷的，既是“當時一般人心”，恐怕更多是“當時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隱隱以“天下士”為自定位的中國讀書人。其他人或許分享、或許未分享讀書人的憂慮。

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在幾代讀書人心目中非常重要的問題。梁漱溟的確提出了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另一方面，這個問題現在也仍然圍困住很多中國人。前些年有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后來又有一本書叫《中國不高興》，以及前段時間又在討論什么地方的價值觀念可以進入我們的課堂，等等，都表明我們仍然沒有解決中西文化的“優(yōu)劣”或“生死”問題（“生死博弈”便是今人論及此事仍在使用的詞語）。

既然梁漱溟提出的問題迄今為止還在圍困我們，則其所提問題的意義今天依然存在。或可以說，梁漱溟提出的不止是一個時代的問題，還是一個跨越時代的問題。當然，這還取決于我們怎樣理解“時代”及其問題。

李文森曾說，梁啟超一生欲將中西拉平的訴求，其實是在回答一個他的前輩和后輩都同樣在關懷也在回答的問題。幾代人關懷思慮相通，具有“同時代性”，可謂“同時代人”。因此，通過梁啟超個人的思想歷程，可以看到整個“近現代中國的思想”。按照這一思路，如果我們今天仍在討論和因應類似的問題，說明我們和梁漱溟他們仍然同處一個時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但很多人會覺得時代已經大變，今天的中國已不是當年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也不同于當年的世界了。且不說政治權勢的轉移，即使僅就信息的交通言，我們已進入所謂的“互聯(lián)網時代”，已出現“信息爆炸”的新現象。這的確已是一個大不一樣的時代。但若回到根本，有些問題本身就是跨時代的。我們對自己、對人類社會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認知，正在發(fā)生巨大的變化，但這些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和前人依然相同。相較而言，東西文化問題的延續(xù)性，還顯得次要一點。不過，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而不是排斥、彼此共處而不是仇恨，又是一個緊迫的世界問題。

（作者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