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歲的李大斌是安康日報的一名退休編輯。近30年來寫了不少報道，還出版了12本著述，疊在一起厚厚一摞，看上去挺風光。

　　可李大斌說，那十幾本書，還有那些報道，都不抵這一本——2014年8月，他撰寫的《1965：耀邦早春行》正式出版。為這本書，李大斌花了20多年時間。多年來，一旦打聽到某人聽過胡耀邦的現(xiàn)場講話，或是知道點兒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他就趕緊騎上那輛舊自行車前去采訪。沿著胡耀邦當年在安康的足跡，遍訪數(shù)十位當事人面對面口述，從檔案館翻當年的“批判材料”，慢慢還原出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沒有誰要他這樣做。李大斌說，干這件事不是我的本職，卻是我認定的事。如果我不寫，胡耀邦安康行會不會永遠無人知曉。李大斌把采訪到的素材原汁原味地寫出來，不做“后期加工”。比如胡耀邦當時也講過一些“階級斗爭”之類的話，也全照錄無遺。

　　李大斌說，采寫胡耀邦在安康，最大的感受是當年那些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的“不唯上、只唯真”，還有中國摸索走向改革的道路曾經(jīng)是那么艱難。就像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中展現(xiàn)的那樣，改革的每一步都是牽一動萬，舉步維艱，需要極大的政治魄力和勇氣，中國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

　　如今，不少干部把黨的許多好傳統(tǒng)給丟掉了。人們懷念胡耀邦，是懷念一種作風，一種精神，一種傳統(tǒng)，一種信仰。

　　極左環(huán)境中，胡耀邦敢講真話

　　華商報：是怎樣一個機緣，開始寫這本書的。

　　李大斌：這件事算起來有25年了。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我收到安康讀者寄來的好多回憶文章。當時我是安康日報文化副刊編輯，一邊看，一邊感動，一邊編發(fā)。從那時起，我就開始留意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了。

　　老實說，盡管我是安康人，此前幾十年，竟然不知道胡耀邦曾到過安康。他來安康的1965年，我才13歲，根本沒聽說。但是我發(fā)現(xiàn)，那些老人一提起那大半年，津津樂道，眉飛色舞：沒有官架子，說話干脆，刀下見菜解決問題；給安康減免征購糧，又提高口糧；提出給漢江上修座大橋——這座橋經(jīng)受了1983年的大洪水，至今還在通行，是安康的標志性建筑。

　　當時安康地區(qū)農(nóng)牧局有一位名叫張世康的老干部，曾與胡耀邦同一個部隊，是他建議我把胡耀邦在安康的故事寫下來。

　　華商報：采寫不是那么容易吧。從起念到書出版，相隔20多年了。

　　李大斌：真正開始集中采訪和撰寫是2004年到2008年。之前，一直是零星地搜集資料。我翻過安康幾個縣的縣志，發(fā)現(xiàn)原本應該嚴謹?shù)闹緯鴧s都出錯了，不是張冠李戴，就是以訛傳訛。畢竟，胡耀邦安康行離現(xiàn)在比較遙遠，幾乎快半個世紀了。

　　十年前，我發(fā)現(xiàn)安康市檔案館藏有當年批判胡耀邦講話的大量材料，埋頭讀了十多天，無比激動。這些材料自從歸檔再也沒人看過。胡耀邦敢講真話，為安康人做了那么多好事，大部分人卻不知道，把這段歷史淹沒了。

　　尤其是他提出的諸如搞好經(jīng)濟和生產(chǎn)，干部好壞要以生產(chǎn)成績來衡量；要向前看，要抓經(jīng)濟，要解放思想；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按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等觀點，這是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改革開放后的流行語，胡耀邦當年就提出了。那可是文革前一年，整個社會思想是極左的。他敢公開說，還當做政策來推行，雖然當時被批判，但更體現(xiàn)出這個人了不起。

　　他在安康講真話，與后來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一脈相承

　　華商報：胡耀邦在安康待了不過短短八天，影響能有這么大嗎？

　　李大斌：一點都不夸大。書里寫到的胡耀邦那些講話、人物故事、場景細節(jié)，都有出處，我沒有做文學化的渲染，每一句都有來源。我是個記者，把“舊聞”當做“新聞”來挖掘，故事是一個個親歷者面對面訪談得來的，講話是從當年“批判材料”中引述的，只不過當時是供批判。

　　胡耀邦在安康只待了八天，但他個性鮮明，口敞心直，沒有架子，到基層去問這問那，問耕牛牙口，農(nóng)民還以為他是個販牛的。他又講人性，心胸坦蕩，和風細雨，只琢磨怎么干事，不琢磨怎么整人，八天跑了七個縣，想的都是怎么把生產(chǎn)搞上去，讓人怎么吃飽。

　　他到陜西，是他第一次負責一個省的工作。相較于十多年后的改革開放，可以說，胡耀邦在極左思潮的重災區(qū)安康搞了一次“超前試驗”，是他后來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一員，進行全國改革的一次嘗試，安康就像是胡耀邦的一塊改革試驗田。他不搞階級斗爭，而是抓經(jīng)濟生產(chǎn)。比如他提出“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就是發(fā)展生產(chǎn)力”，“兩手抓，雙豐收”，“一手抓糧食，一手抓多種經(jīng)營”……他在安康堅持實事求是，與他后來支持真理標準大討論、全國平反冤假錯案，是一脈相承的。

　　雖然這次安康行最終被批判，成了胡耀邦文革前走向低谷的導火索，但他表現(xiàn)出的改革開拓精神，就像早春的一聲驚雷。

　　華商報：聽說最早的書名就是這個。

　　李大斌：是的，最早想叫《早春驚雷——胡耀邦安康之行紀實》。2009年，我曾請中組部原副部長李銳老人寫個序言，老人說：“我已經(jīng)93歲了，沒有精力讀那么長的書稿，就為你寫個書名吧?！崩钿J老人題寫的就是“早春驚雷”。后來，陜西人民出版社編輯張孔明先生改了現(xiàn)在這個名字?；蛟S，原先那個名字感情色彩有點濃了，“早春行”更是一種客觀描述吧。

　　采寫胡耀邦安康往事的這些年，也是感知共產(chǎn)黨傳統(tǒng)作風的歷程

　　華商報：在采寫的過程中，接觸到一個個鮮活的故事，感觸很多吧。

　　李大斌：我舉個例子。我遍訪檔案館、資料室，找了好多記者同行，希望能發(fā)現(xiàn)一兩張胡耀邦在安康的照片。很遺憾，到現(xiàn)在一張也沒有。

　　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很多當事人的說法：胡耀邦當年下基層，輕車簡從。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先走訪群眾，常常不亮明身份，更不要說警車開道或者大堆記者簇擁了。

　　我當記者也很多年了，見得多一些。基層接待領導，在什么地方迎接、誰陪、吃什么飯、坐哪一桌、誰挨著誰坐，有專門的安排表，事無巨細，不厭其煩。我聽給領導寫稿的秘書說過，有些領導講話稿哪停頓、哪語氣加重，都要用楷體、宋體標注清楚。這樣的官，太好當了。

　　但是耀邦呢，一點這樣的習氣都沒有。我采寫胡耀邦安康往事，也是感知那些真正的共產(chǎn)黨人的歷程。如今，不少人把黨的許多好傳統(tǒng)給丟掉了。

　　華商報：聽說書稿最初是檔案館的“內(nèi)部資料”，從完成到正式出版，等了六年時間。

　　李大斌：2008年，初稿完成后，我寄給了耀邦長子胡德平同志。8月23日上午，我正在北京，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說胡部長想約我談談。我去了中南海東側的會稽司胡同，這里是胡耀邦最后的住所。胡德平說他看了書，認為這是填補了一段歷史空白。他說，關于胡耀邦文革后的思想資料較多，而之前的資料相對較少。

　　特別是在安康講的集市貿(mào)易、農(nóng)民為買而賣的論點，父親生前與他也談起過這些話題，但沒有書中記載得全面深刻。臨別時，胡德平還特意把我引到耀邦同志生前在中南海的會客廳，據(jù)稱一切如舊。

　　我向胡耀邦的半身銅像深深鞠躬，表達一個普通安康人對他的敬意。

　　2011年，安康市檔案館作為內(nèi)部資料印了一些。最終，陜西人民出版社經(jīng)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核，2014年8月出版了這本書。

　　當記者編輯這么多年，寫了多少稿子，這本書算是能對得起近30年的記者職業(yè)了。 

　　■華商報記者 孫強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