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殷紅彬的遭遇,我們同樣能看到在這種危機中孕育著轉(zhuǎn)機,我們社會有能力通過各種手段,多管齊下,來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時會吃虧,但這個社會終究會找到凈化機制,讓好人不會永遠吃虧。

　　看到一名年邁的老人倒地受傷,他將車停穩(wěn)后,下車將老人扶起。這對南通汽運集團飛鶴快客公司駕駛員殷紅彬來說,不過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舉。而這樣的好事卻一度讓他很郁悶,因為將老太扶起后,自己竟被人誤認為是肇事者,還驚動了公安。好在車內(nèi)有監(jiān)控錄像,將他整個救人過程記錄了下來,還了自己清白。事情經(jīng)中央電視臺披露后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真相大白后的老人全家倍感內(nèi)疚（8月30日《揚子晚報》）。

　　司機殷紅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還有乘務員郁維貞在場,但他還是只能依靠車載攝像頭還了“清白”。而攝像頭上次“立功”則是在2009年,當時南京的鄭先生趕車時扶起一名跌倒孕婦,卻被孕婦咬定是他將其撞倒的。一旁的“證人”和趕來的孕婦的丈夫都認定是鄭先生的責任,并提出2000元錢作賠償。鄭先生只得報警,最終民警通過監(jiān)控錄像證明了他的清白。

　　可想而知,如果沒有攝像頭,殷紅彬和南京那位鄭先生最終的結(jié)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樣,攙扶起老太卻被法院判決賠償老太,或者像最近天津的許云鶴一樣,扶起老太也被法院認定“嚇倒了”老太,也要賠償?？梢?攝像頭在破解“彭宇困境”——做好事卻被法院認定是撞倒人而判賠,功不可沒。

　　對于司機殷紅彬來說,做好事無端被猜疑,這肯定是一件壞事情,讓他郁悶了好些時候,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從證據(jù)意識,從破解“彭宇困境”的角度上講,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們現(xiàn)在處于一個攝像頭密布的時代,當我們做好事被冤枉時,就應當增強證據(jù)意識,無論像鄭先生一樣尋找街頭安裝的攝像頭,還是像殷紅彬一樣找到車載攝像頭的記錄,要盡可能尋找一切能證明自己清白的證據(jù)。

　　當然,不可能在任何做好事的場合,都恰巧遇到攝像頭,但循著這個證據(jù)意識,我們可以自己設置攝像頭。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用手機拍下做好事的全過程,包括與跌倒人對話過程,再比如,在做好事前,可以請路人做證明。有證據(jù)在身,我們就不怕我們被“彭宇”。

　　破解“彭宇困境”,當然不能僅僅依靠當事人本身的證據(jù)意識,還要通過懲處那些誣陷好人的人,來減少做好事的風險。像殷紅彬扶起的老太的家屬不由分說指認他撞了人,像鄭先生扶起的孕婦一口咬定他撞倒她,法律也當出手相救。治安管理處罰法規(guī)定:“反復糾纏、強行討要或者以其他滋擾他人的方式乞討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薄皭浩颉睌_人,法律斷然出手,甚至處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試圖誣陷他人得到賠償?shù)娜?其性質(zhì)比“惡乞”更惡劣,涉嫌的是敲詐勒索了；其社會危害也比“惡乞”更嚴重,讓我們的社會無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對誣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證據(jù)確鑿,法律就應當規(guī)定對其進行警告、罰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視其金額大小和情節(jié)的輕重,可以用敲詐勒索罪來治罪量刑。

　　通過政府、社會和民間組織設立基金會和獎勵等方法,鼓勵人們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們在被“彭宇”后的后顧之憂,也是破解“彭宇困境”途徑之一。像深圳市表彰兩名攙扶跌倒老人的學生各1萬元,像廣州民間公益網(wǎng)站擬成立“攙扶老人風險基金”,意為勇于攙扶老人卻被冤枉者提供免費法律援助,必要時還會提供經(jīng)濟幫助等做法,都能很大程度地促進人們做好事。

　　彭宇案、許云鶴案后,人們陷入了一種“狼來了”的驚恐,人們驚叫著不敢、不能做好事,但是,從殷紅彬的遭遇,我們同樣能看到在這種危機中孕育著轉(zhuǎn)機,我們社會有能力通過各種手段,多管齊下,來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時會吃虧,但這個社會終究會找到凈化機制,讓好人不會永遠吃虧。（楊文浩）

（責任編輯：張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