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推手”幾乎是個貶義詞，被認為是在網上興風作浪、制造謠言、欺騙公眾、牟取私利的人。 　　

　　有兩件事。一是，于建嶸教授在網上發(fā)起的“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活動，已演變成一場公民行動，公安機關也積極介入。二是，有個不知名的網友跳出來，自供系“裸?！碧K紫紫走紅的幕后推手。之所以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說，是因為于教授和那個網友，都可以被冠以“網絡推手”的名頭，但顯然他們不是一回事。

　　“網絡推手”幾乎是個貶義詞，被認為是在網上興風作浪、制造謠言、欺騙公眾、牟取私利的人。但，網絡推手≠網絡謠言推手，網絡推手更不是網絡黑手。網絡傳播，是在互聯網背景下，一種客觀存在的傳播現象；而且，很多網絡“謠言”，并非推手蓄意制造，更多的是社會集體意識的投射。

　　“網絡推手”一詞最早出現在“天仙妹妹”事件中。2005年11月14日的《解放日報》做了題為《“網絡推手”打造網絡奇跡 川女命運三月間改變》的報道。顯然，最初“網絡推手”只是一種利用互聯網人氣的營銷、炒作手段，是中性的，沒有制造謠言、欺騙公眾。

　　但隨著近幾年互聯網的發(fā)展，網民積極參與公共事件，網上口碑營銷產業(yè)的成型，“網絡推手”的內容也越來越復雜，他們介入的事項包括公益行動、監(jiān)督公權、產品宣傳、個案的炒作、危機公關，以及制造傳播謠言等。

　　從發(fā)布周久耕局長的天價香煙照片，到于建嶸教授網上打拐；從某奶品企業(yè)發(fā)動水軍，詆毀競爭對手的“QQ星兒童奶”事件，到為報復前女友，公布其不雅照的“艾滋女”事件，所有參與網絡傳播的人，都可以叫“網絡推手”。所以，對網絡推手不能簡單污名化，應具體事件具體分析，才能厘清是非和責任。

　　第一，應區(qū)別個別人惡意制造謠言和大眾傳播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失真現象。

　　這幾天，有一張女星姚晨痛哭的照片在網上傳播，被說成姚在民政局離婚時的表情，但那其實是2009年姚參加好友葬禮時的照片。類似的烏龍事件，網絡上每時每刻都在發(fā)生，或張冠李戴，或以訛傳訛，或無事生非。以中國數億的網民基數，這種現象是符合傳播規(guī)律的。不是每一個“謠言”后面，都有一個“網絡推手”的驚天陰謀。要求網民轉帖子前，也要核實信息來源、平衡報道，那是拿媒體報道的標準強迫網民。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烏龍事件，在傳播過程中，也能間接反映社會的集體意識和焦慮。比如，當年杭州飆車案中的“替身”傳言，集中體現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焦慮。要杜絕類似“謠言”，關鍵顯然不在于找出所謂幕后“網絡黑手”并動輒動用公權予以打壓。公眾參與的傳播過程，的確能體現真實的民意。比如“蘇紫紫”事件被聚焦于其家被強拆而其上訪無門，這背后有草根民眾對正義的呼喚和維護自身權益的正當訴求。

　　第二，網絡傳播必須以合法為底線。

　　網絡傳播本身是價值中立的。像“QQ星兒童奶”事件那樣，惡意誹謗競爭對手當然是違法的。類似事件中的“黑手”并未能逍遙法外。網絡傳播本身不違法，侵害公民、企業(yè)合法權利的“網絡黑手”才是違法的。即使是“網絡黑手”，也不可怕，一樣有法律管著。事實上，發(fā)達的網絡空間，已經有了自我糾正機制，比如微博上有謠言“舉報”設置，網站也有澄清的責任。倒是不少公共事件中，一些政府部門不能積極應對社會監(jiān)督，漠視公民正當權利，才讓“謠言”被無限放大，走到真相前頭。

　　比如，前不久的某女“賣身救父”事件中，湖北十堰市竹溪縣有人因為舉報，被竹溪縣公安局關在十堰一家精神病院14年，其家人屢次營救無果。于是有人想出冒充受害者女兒“賣身救父”的點子。相關帖子一出，傳統(tǒng)媒體立即跟進。在輿論壓力下，那個“被精神病者”馬上得以出院。如此“網絡推手”雖然沒有說真話，但其一這沒有違法，其二這事件里沒有受害人。不去質疑地方當局非法關押公民14年，而一味去批評“推手”不“誠信”，未免本末倒置，更有獻媚于公權之嫌。

　　網絡的發(fā)展構建起了一種新的輿論傳播、營銷模式，網絡推手已是一種客觀現象。只有當網絡推手淪為“網絡黑手”，不斷制造謠言、侵害他人權利時，才需要國家司法力量介入。網絡傳播的正常發(fā)展，需要媒體自律、網民理性參與，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正如宋人楊萬里詩云：“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早報評論員 沈彬）

（責任編輯：姬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