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由“郭美美事件”為導火索，引爆了一輪公眾輿論對“官辦慈善事業(yè)”強烈的質疑和詰問。矛頭所向，先是中國紅十字會，后是中華慈善總會。使這兩家在中國可算是鼎鼎大名的慈善機構，陷入了百口莫辯乃至越描越黑的窘境。隨之接踵而來的是，社會捐款大為減少。傳說中，有些地方的紅十字會接受的捐款數已經為零。

　　中國的慈善事業(yè)到底得了什么病？實際上，去年圍繞“巴比夜宴”的輿論走向，就已經開始顯露出一種逆反的思潮。可那時的鋒芒所及，主要是針對不愿慷慨解囊的“大款大腕”，關鍵詞是“裸捐”?？傻搅私衲辏L頭一轉，公眾輿論拷問的焦點，則成了追究捐款的去向了。從力挺富人“裸捐”到質疑善款去向，公眾輿論試圖把公益慈善的整個“生態(tài)鏈”都推到陽光下去曬上一曬。其背后的邏輯，則是對擁有權力的政府和擁有金錢的市場的深度的不信任。

　　在中國，慈善事業(yè)差不多就被等同于社會捐款，而被看重的也正是這筆“預算外收入”。計劃時代，慈善事業(yè)是被打入冷宮的。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意識形態(tài)下，“慈善”成為“偽善”的同義詞。

　　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洪水災害連年肆虐。處于回歸前夕的港澳同胞，出于人道主義大力捐款，支援災區(qū)抗洪救災、重建家園。當時，境外、國外募集的民間善款之巨，可以和財政撥款相媲美。這使在財政上正左右支絀的中國政府打破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禁忌，開始到民間募捐。正因為這樣，從一開始，慈善事業(yè)相當于社會募捐，就形成了思維定式。再后來，就越加變得主動利用與災害相關的社會募捐，甚至將其看成是一筆自然災害救助的預算外的“后備基金”。通過“官辦慈善事業(yè)”把持了整個“捐款”市場，把接收民間捐款變成了少數官方或半官方的機構的特權。

　　另一方面，出于政績或其他方面的考慮，一些地方政府進一步把募捐變成了“派捐”。通常的做法是這樣的：黨政一把手先拿一筆錢定標桿，然后逐級稍作累退參照執(zhí)行，一直到所有的平民百姓。領導拿錢，問題不大，至少不會影響生活。但要普通百姓也照樣拿錢，雖說金額少一些，但大多會影響其基本生活。但是領導一“自愿”，百姓也只好跟著“自愿”。這種形似自愿實質強迫的“愛心”的結果，是政府收到了錢，卻失去了民心。

　　更令人無奈的是，社會捐款到了政府手里，就歸入預算外的“基金”里了。山高皇帝遠，百姓只能望洋興嘆，捐款人的權利自然而然就被漠視。在財政預算都不向社會公開的現行體制下，“基金”的用途及使用效果當然更沒有更必要讓民眾知情，而成為一筆可以“自由支配”的資金，最多是自己對自己有所“監(jiān)督”而已。

　　于是，“慈善”成了一個旗號：社會捐款——政府派捐——政府基金，政府又多了一筆額外的收入，老百姓又多了一道額外的捐稅。有人說，這筆錢終歸是用到了災區(qū)，用到了災民身上。其實，災害救助本來就應該是政府的職責，是財政應該掏錢干的事情。有了“慈善捐款”，就省下了這筆該花的錢。省下的錢花到哪里了呢？——“三公”消費！？

　　批評之后要有建設性意見：現代慈善事業(yè)究竟是怎樣的？簡言之，現代慈善事業(yè)就是民間的社會行動。首先要有明確，要干什么事情，要幫助哪些人（社會群體）。要幫人要辦事就需要成本，那就去進行募捐，但募捐必須是有目標、有限制的。做慈善的人要能夠持續(xù)地募捐，持續(xù)地做事幫人，就必須很公開，很透明。要不，就沒有人捐款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按慈善事業(yè)的本意，讓民間、讓老百姓去做，其實一點也不難管理。但只要官員們一動心、一插手，事情就會復雜得多。

（責任編輯：姬明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