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影響全球政經氣候的重量級人物，大國領袖們縱然具備叱咤風云的決斷力和權力，但他們不可能是全能的智者。每一次執(zhí)政理念的確立、新政的頒行或重大事件決斷的背后，都有一群為之出謀劃策的人。

　　從奧巴馬的“經濟顧問”到默多克的“辦公廳秘書長”，從梅德韋杰夫的“總統(tǒng)助理”到法蘭西的“第二總理”，他們雖然稱呼不同，但都因為其學識、利益集團背景以及與領袖人物的密切關系而對國家內政外交具有特殊影響。

　　他們就是站在大國領袖身后的“超級智囊”——不一定有名，卻對全球政治經濟大局舉足輕重。

默克爾的“影子”們

　　在德國政壇素有“鐵娘子”之稱的安格拉·默克爾是德國歷史上首位女總理。自2005年當選、2009年成功連任后，默克爾已經在德國總理的位子上坐了5年有余。

　　與各國政府首腦一樣，默克爾身邊也匯集著一群深得其信賴的精英，他們足智多謀卻默默無聞，始終站在默克爾背后為她出謀劃策，而默克爾也給予這些幕僚以極大的信任。他們對默克爾的影響甚至超過內閣部長。

　　總理府中做最后決定的人

　　2007年9月，紐約。前來參加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會議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駐地接受記者聯(lián)合采訪。一位記者問，氣候保護是否是默克爾最重要的外交課題。一旁的總理府辦公室主任鮑曼女士微微搖了搖頭。默克爾隨后答道：“不，伊朗、中東和朝鮮問題才是?！滨U曼松了口氣，答案非常正確。

　　鮑曼，很少出現(xiàn)在媒體和公眾面前，但她卻被認為是除默克爾之外柏林最有權勢的女性。

　　身為總理府辦公室主任的貝亞特·鮑曼，常年輔佐默克爾，她與總理的外交、經濟顧問以及黨內密友構成了默克爾身邊的核心圈，是總理為數不多的親信中的重要一員。

　　鮑曼1963年出生于奧斯納布呂克，畢業(yè)于明斯特大學英國語言文學和日爾曼學專業(yè)。她與默克爾相識于18年前，而介紹人就是現(xiàn)任德國總統(tǒng)伍爾夫。默克爾當時擔任家庭部長，并剛剛晉升為基民盟副主席。她在基民盟總部大樓的辦公室需要一名臨時助手，伍爾夫便推薦了青年基民盟中的活躍分子鮑曼。

　　個性相投的默克爾和鮑曼一下子就成了無所不談的朋友。兩人的說話和辦事風格十分接近，外表也非常相似：干凈利落的短發(fā)，從不涂脂抹粉。

　　由于兩人合作相當愉快，一年后，鮑曼放棄繼續(xù)學業(yè)的計劃，成為默克爾的私人助理。此后十幾年，鮑曼一路默默陪伴默克爾，從部長辦公室主任到基民盟主席辦公室主任，再到總理府辦公室主任，兩人的配合也越來越默契。

　　在柏林總理府8層，鮑曼與默克爾的辦公室僅一門之隔。兩人每天見面3-4次，有時只是短短幾分鐘。盡管如此，與鮑曼的溝通交流對默克爾來說仍是最重要的。沒人比鮑曼更了解默克爾，也沒人像鮑曼這樣對默克爾有著如此大的影響。過去十幾年中，默克爾的所有重要講話稿都是由鮑曼審校的。她負責安排總理的各項活動，細膩到提示默克爾應采取什么樣的講話風格和表達形式。通常，默克爾參加新聞發(fā)布會等公開活動時，總會看一看身邊的鮑曼，因為后者會用表情和手勢提醒她應該注意的地方。

　　鮑曼從不接受媒體采訪，也不喜歡進入攝影師的鏡頭。雖然她掌管著總理的各項事務，卻始終躲在幕后，因此也被德國媒體戲稱為“默克爾的影子”。

　　正是這個“影子”十幾年如一日地精心管理著總理的日程。作為女性，她能準確地領悟默克爾的所思所想，并能按此付諸實施。盡管鮑曼否認自己是一名政治家，但在外人看來卻并非如此。鮑曼負責協(xié)調總理府與基民盟黨內高層之間的溝通，有時和默克爾一同組織內部會議，商討政治內容。政府各部門的重要文件都是經由她傳遞到總理辦公桌上的。大概沒有誰比她更清楚地了解全局情況。而但凡遇到重大決策，默克爾都會向這位辦公室主任征求建議。無怪乎有人說，鮑曼是總理府中做最后決定的人，有時甚至是在總理默克爾之后。

　　“默克爾的世界講解員”

　　無框眼鏡、灰白卷發(fā)，55歲的霍伊斯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小很多。他說話輕聲細語，給人穩(wěn)重和善的感覺。自2005年默克爾就任德國總理以來，這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專家就一直擔任總理的外交和安全事務顧問，被德國媒體稱為“默克爾的世界講解員”。

　　在對外政策問題上，默克爾向來重視霍伊斯根的建議，而且非常欣賞他身居幕后、毫不張揚的行事方法。默克爾團隊中的一員曾對霍伊斯根作如下評價：“他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尊重。而與世界各國外長和政府首腦都保持著聯(lián)系，對他這樣的二線人物來說極不尋常?！?/FONT>

　　霍伊斯根1955年出生于杜塞爾多夫。1980年大學畢業(yè)后進入外交部工作。讓他聲名鵲起的是1999年到2005年擔任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索拉納的助手，主管歐盟理事會和外交戰(zhàn)略司。

　　作為歐盟事務專家，霍伊斯根也強化了歐洲議題在德國對外政策中的地位。他在出任總理外交和安全事務顧問后接受《時代》周報采訪時說，德國未來的外交政策首要關注點是在歐盟中發(fā)揮更大作用。

　　與此同時，前任總理施羅德在任期間由于伊拉克戰(zhàn)爭分歧而疏遠的德美關系也由于霍伊斯根所做的出色修補工作而得以改善。與施羅德重視發(fā)展對俄關系不同，霍伊斯根致力于復興巴黎-柏林-華沙之間的“魏瑪三角”。

　　在霍伊斯根的輔助下，默克爾在國際舞臺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精彩亮相。無怪乎《南德意志報》在獲悉霍伊斯根將就任總理外交事務顧問時說，對于選擇霍伊斯根，歐盟的外交官們罕見地達成共識，“默克爾帶走了這個領域的最佳人選”。

　　“反正他比我更在行”

　　今年42歲的魏德曼大概是默克爾的顧問中最年輕的一位，但其重要性絕不可小窺。魏德曼是總理府經濟和財政政策部門的負責人，財政部和經濟部所有遞交總理的文件都要經過他的辦公桌。因此也有人私下說，魏德曼的地位比經濟部長還重要。

　　在2006年初成為默克爾的經濟政策顧問之前，作為貨幣銀行學專家的魏德曼曾于1997年至1999年供職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隨后他成為大名鼎鼎的德國經濟“五賢人”委員會的總干事。2003年，魏德曼開始領導德意志聯(lián)邦銀行的貨幣政策部門，并深得行長韋伯賞識。于是，當默克爾急于尋找一位能力出眾的經濟政策顧問時，韋伯力薦了魏德曼。

　　而魏德曼勤奮、務實、毫不張揚的辦事風格也為他贏得了默克爾的信任。魏德曼幾乎每天都與默克爾探討當前的經濟問題，而據德國媒體透露，默克爾甚至曾在經濟方面的多輪會議上中途退場，表示“剩余部分將由魏德曼先生闡述，反正他比我更在行”。

　　作為幫助總理在經濟和財政政策上拿主意的人，魏德曼的一個建議就可能關乎幾十億資金。2006年，歐洲宇航防務集團爆發(fā)危機，默克爾完全依賴魏德曼的建議采取措施。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fā)后，魏德曼更成為指引默克爾和德國走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指南針。

　　基于對魏德曼的信任和對他能力的肯定，默克爾2009年末進一步擴大了這位經濟顧問的職權范圍：魏德曼被任命為德國在G8和G20峰會上的首席談判代表，負責兩項會議的準備工作。（記者/焦宇）

法蘭西的“二號總理”

　　法國前外交部長庫什內一度抱怨自己的職能被架空，因為總統(tǒng)薩科齊總是派蓋昂去和外國領導人接洽；而2007年法國經濟部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公開表示下一年度法國經濟增長速度可能比預期緩慢，不久蓋昂便發(fā)表講話“唱反調”，表達他對于經濟預期的不同看法；2007年法國總理菲永在對公眾宣布新一屆政府施政綱要的前日，蓋昂卻搶先在媒體上公布了綱要的細節(jié)。

　　蓋昂不是什么搗亂分子。他是法國總統(tǒng)府辦公廳秘書長——克洛德·蓋昂。

　　總統(tǒng)的貼身“智囊”

　　實行國家大略方針的機構必然是一國政府——總理牽頭統(tǒng)籌施政，各部部長各司其職，安排國家各領域事務。但在法國政界，還有一個被知情人士們稱為“藏在影子里的政府”——總統(tǒng)府辦公廳。

　　總統(tǒng)府辦公廳顧名思義，便是直接受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領導，在總統(tǒng)府愛麗舍宮工作并貼身為總統(tǒng)出謀劃策的一套班子。其核心人物包括總統(tǒng)府辦公廳的正副秘書長，負責統(tǒng)籌辦公廳工作，另外還有多名分別負責內政、外交、社會、司法、傳媒等各個領域的顧問。幾乎只要法國政府架構下設立的部委均可在總統(tǒng)府辦公廳找到對應的顧問。

　　這些總統(tǒng)“智囊”不屬于政府成員，因此少了許多來自議會的掣肘，多了一分與總統(tǒng)的親近，其中不少人甚至與薩科齊互相以“你”而不是“您”來稱呼，對法國政治走向有時也就能產生一些連部長們都無法企及的影響。

　　法國總統(tǒng)府辦公廳不可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即是克洛德·蓋昂。這位秘書長在法國政壇的影響從媒體送給他的諸多綽號就可見一斑——“副總統(tǒng)”、“二號總理”……

　　每天早晨8點30分，愛麗舍宮都會準時召開一天中最重要的會議。薩科齊和他的十余名顧問在會上碰頭，就國家大政方針進行討論和決策。這十幾名深得薩科齊信任的愛麗舍宮顧問被外界稱為是法國的“二號政府”。而“二號政府”的首領蓋昂也就是名副其實的“二號總理”。

　　與薩科齊外露而感性的性格相反，蓋昂總以嚴肅謹慎、冷靜沉著的形象示人。盡管深受薩科齊信賴與器重，但他堅持與總統(tǒng)互用“您”稱呼。輿論認為，也只有這樣一位性格內斂低調的得力助手才能夠為薩科齊在著急上火的時候及時“降溫”。兩者截然相反的個性反倒成了處理國家大事上的互補優(yōu)勢。

　　蓋昂的升遷路徑

　　相比許多家族非富即貴的法國政客，蓋昂的出身甚至可以用“低微”二字形容。他1945年出生在法國北部名不見經傳的小城維米，父親是交通系統(tǒng)的普通職員，母親是一名小學教師。但是年輕的蓋昂顯然是塊讀書的“好材料”，先后進入法國最著名的兩所高等學府巴黎政治學院和法國國立政治學院深造。這兩所學校在法國向來被視為是培養(yǎng)政治家的搖籃，也是多名總統(tǒng)、總理的母校。

　　從國立政治學院畢業(yè)后，蓋昂做出了一個令同窗和老師都感到驚訝的選擇。在校成績不俗的他沒有選擇熱門的中央政府機構，而是來到法國西北一角的菲尼斯泰爾省政府工作。幾年后，他又前往遠離法國本土、位于加勒比海地區(qū)的法國海外省瓜德羅普從事地方經濟管理工作。但機會總是眷顧有準備的人，1977年，蓋昂被任命為當時內政部長克里斯蒂昂·博內手下的安全問題顧問，重返首都巴黎，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生涯。

　　1986年，蓋昂迎來了他人生中的一大機遇，被任命為上塞納省政府的秘書長。在那里，他受到時任上塞納省議會主席的夏爾·帕斯夸的賞識。后者在之后擔任內政部長期間將蓋昂任命為內政部辦公廳的副秘書長。更重要的是，上塞納省的這段經歷讓蓋昂獲取了寶貴的人脈資源。如蓋昂的“伯樂”帕斯夸便與當時上塞納省的政治新星、后來當上法國總統(tǒng)的薩科齊交情甚篤。1982年，帕斯夸甚至為薩科齊與第一任妻子的婚禮擔任了證婚人。如今蓋昂所重用的一批干將也多有過在上塞納省任職的經歷。畢竟，上塞納省既是蓋昂的發(fā)跡之地，也是當今總統(tǒng)的大本營……

　　之后，蓋昂的仕途一帆風順，先后擔任法國國家警察總長以及幾個大區(qū)的行政長官。與一般政客附屬于某一黨派不同，蓋昂多年主張將效忠工作置于黨派利益之前，他本人直到2005年才宣布成為執(zhí)政黨人民運動聯(lián)盟成員。在此前三十余年的政壇生涯中，蓋昂都屬于“無黨派人士”，因此與左中右派人士都維持了較為良好的關系。

　　2002年，希拉克連任法國總統(tǒng)后，薩科齊先后被任命為內政部長和財政部長。在帕斯夸的力薦下，蓋昂從這一時期起真正成為薩科齊的左膀右臂，先后在這兩個重要部門擔任薩科齊辦公室主任。2007年，薩科齊在總統(tǒng)大選中勝出，身為薩科齊選戰(zhàn)負責人的蓋昂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新一屆總統(tǒng)府辦公廳的秘書長。

　　“找他和見我是一樣的”

　　從蓋昂幾次“越俎代庖”替政府成員表態(tài)的經歷看來，蓋昂首先是總統(tǒng)薩科齊乃至整個法國當局立場的代言人。有法國媒體報道稱，身為一國元首的薩科齊對各種接見請求應接不暇，每到這時，他就會和對方說：“如果你有問題或者要給我傳遞消息，請去找克洛德。找他和見我是一樣的。”

　　從敲定執(zhí)政黨在全國性選舉中的候選人名單、確定政府重要職位的人選、推行薩科齊主張的各項改革、監(jiān)督巴黎城市改造方案出臺，到溝通總統(tǒng)與政府高級官員乃至大企業(yè)高層的關系，以及帶領法國代表團到海外去參加競標……無不是蓋昂的職權所在。

　　此外，蓋昂也在外交領域留下他的身影。法國媒體報道稱，蓋昂周末時常從巴黎消失，前往外國執(zhí)行不為公眾所知的外交使命。早在上塞納省任職時期，蓋昂便已通過與非洲政界過從甚密的帕斯夸處結識了不少非洲要人，也親身參與了當時上塞納省與加蓬、科特迪瓦、安哥拉等非洲諸國的投資項目。而在國家警察總長任上，蓋昂又結識了敘利亞總統(tǒng)巴沙爾·阿薩德一名擔任該國軍情機關負責人的近親，以及身為卡扎菲親信的利比亞情報機關負責人。無疑，就如蓋昂本人所言，在“人情分量很重的非洲和中東”，這些關系都成為他如今代表法國展開外交得天獨厚的條件。

　　2010年初，法國外交部長庫什內對非洲多國進行訪問，原計劃最后一站造訪科特迪瓦后返回法國，但最終卻取消了訪科計劃提前回國。有知情人士說，因為時任科特迪瓦總統(tǒng)的洛朗·巴博只想見蓋昂這位能在薩科齊身邊“說上話”的重要人物。幾個月后，在法國與盧旺達恢復外交關系前夕，同樣是蓋昂先于庫什內前往基加利為兩國冰釋前嫌鋪平道路。

　　蓋昂的“多面手”形象甚至也延伸到了總統(tǒng)的私生活領域。法國媒體報道說，蓋昂幫助薩科齊了結了與前妻離婚的各種手續(xù)，并扶持離婚總統(tǒng)走過了之后的“傷痛期”。2008年2月，蓋昂又在愛麗舍宮一手操持了薩科齊與布呂尼的婚禮。

　　所謂“能者多勞”，難怪神通廣大的蓋昂需要平均每周七天、一天十五至十六個小時地辛勤工作了。而他越是勤勞肯干，薩科齊對他的信任也只會再增一分。

　　蓋昂的“無所不能”顯然讓身為總理的菲永頗為尷尬。據法國媒體報道，菲永擔任總理初期，薩科齊總是邀請蓋昂參加每周例行的總統(tǒng)總理間會談。在菲永爭取了一年以后，蓋昂方才不再出現(xiàn)于這兩位國家一二號人物的私密會面中。但“眼不見為凈”的菲永是否從此就擺脫了這位“副總統(tǒng)”的影子了呢？（記者/彭夢瑤）

小野善康：菅直人的經濟謀士

　　無論是總額92.41萬億日元的2011財政年度預算案，還是在稅制改革大綱中將日本企業(yè)法人稅率下調5個百分點；也無論是向高收入人群增稅5500億日元，還是提出擴大內需和就業(yè)的施政重點，在健康、旅游4個領域創(chuàng)造500萬個就業(yè)崗位和123萬億日元的需求……所有這些，體現(xiàn)的一個核心理念是以個人增稅保就業(yè)，以就業(yè)促經濟增長。

　　這一理念的立案者，正是菅直人的經濟智囊、大阪大學教授小野善康。

　　從混凝土到人

　　日本民主黨2009年在眾議院選舉中擊敗長期執(zhí)政的自民黨，開始建黨以來首次獨立執(zhí)政。在經濟政策方面，民主黨提出“從混凝土到人”的口號。

　　“混凝土”指自民黨政權時期以公共投資、特別是基建投資刺激經濟的傳統(tǒng)手法。民主黨則提出，要把公共支出的直接受益對象從物轉移到人。具體而言，通過提高支付兒童補助金、失業(yè)救濟等社會福利，減輕民眾生活負擔，以此促進消費和就業(yè)。

　　這一口號背后體現(xiàn)的正是小野善康的經濟理念?，F(xiàn)年60歲的小野善康1973年畢業(yè)于東京工業(yè)大學，是菅直人的校友，后來獲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曾任大阪大學社會經濟研究所所長。2010年2月，菅直人擔任副首相兼財務大臣時，小野出任政府經濟顧問。2010年10月1日，應菅直人邀請，小野善康出任內閣府經濟社會綜合研究所所長。

　　小野曾著有《衰退的機制》一書，他的核心經濟學理念是認為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與選擇空間日益狹窄的貨幣政策相比，政府財政政策更能有效促進經濟復蘇。由此，他提出經濟不景氣時增稅，景氣時減稅的反傳統(tǒng)經濟理論。

　　自民黨政權時，只要經濟不景氣，就采取減稅和增加公共投資的刺激政策。對此，小野認為，經濟不景氣時，人們普遍不愿花錢，即使是高收入人群也不例外。這種情況下，政府通過增稅把高收入群體的部分財富轉移到低收入人群，后者把這些錢用于消費，最終也將有利于高收入人群。而政府承諾在經濟景氣時減稅，則能促使人們更有信心花錢。

　　小野指出，日本政府出于政治考慮，在增稅方面猶豫不決，一直想依靠日本央行的金融政策擺脫通縮，但這不太可能。

　　小野在2010年10月接受《產經新聞》采訪時說，把目前5%的消費稅提高兩個百分點，預計能增加5萬億日元稅收，相當于160萬人的收入，把新增稅收用于解決就業(yè)，日本失業(yè)率有望能減少2.2個百分點。

　　他強調，增稅創(chuàng)造就業(yè)是擺脫通貨緊縮的唯一途徑，應該把公共支出從基建等傳統(tǒng)投資轉向環(huán)境、觀光、醫(yī)療，在這些領域大量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他根據失業(yè)率和消費的關系數據認為，政府新創(chuàng)造50萬就業(yè)崗位，就能促進10萬億日元消費。

　　在日元升值問題上，小野認為，通過增加就業(yè)刺激內需，將促使進口增加，從而減少貿易順差，有望為日元貶值創(chuàng)造條件。

　　流動性陷阱

　　小野的另一主要經濟理念是對“流動性陷阱”的警惕。據此，他指出，日本中央銀行的寬松貨幣政策無法引領日本走出泡沫經濟崩潰導致的長期不景氣和通貨緊縮局面。

　　小野認為，短期的經濟不景氣，可以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影響市場利率，從而刺激需求，但在目前日本所處經濟狀況下，增加貨幣供應未必有效，只會陷入慢性需求不足和所謂流動性陷阱。

　　根據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對流動性陷阱的描述，利率下降到一定程度時，貨幣的投機需求將趨于無窮大。于是，不管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有多大，人們都將持有貨幣，在這種情況下，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投資、就業(yè)和產出都不會帶來顯著影響。

　　此前，日本內閣經濟財政大臣海江田萬里等民主黨議員提出修改《日本銀行法》，效仿美國聯(lián)邦儲備委員會，把“就業(yè)最大化”列入日本央行——日本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

　　小野則認為，通過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促進就業(yè)不具備太多現(xiàn)實可行性，目前形勢下，創(chuàng)造就業(yè)只能通過政府財政政策。他指出，上世紀80年代末之前，增加貨幣供應的傳統(tǒng)手法確實能促進物價上升，但在90年代經濟泡沫崩潰后，貨幣量的增減對物價已經很難起到影響，相對物品，人們更愿意選擇持有現(xiàn)金，這種流動性陷阱導致總需求不足。

　　小野說，泡沫經濟崩潰后，股票、土地等金融資產縮水1000萬億至2000萬億日元，本來這些資產價值近些年在逐漸恢復，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閉以來，資產價格再次下跌，人們再次回到現(xiàn)金為王階段，東西賣不出去，導致就業(yè)惡化，就業(yè)惡化使人們更不敢花錢，這種惡性循環(huán)使得通縮加劇。

　　他認為，這種情況下，數十萬億日元規(guī)模的貨幣寬松對改善就業(yè)無濟于事，除非投入10倍以上貨幣發(fā)行量，把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喪失的巨額金融資產填補上，但這種放手印錢的做法會使日本央行喪失信用。

　　小野的這一持論顯然對菅直人產生了影響。此前，菅直人出任鳩山由紀夫內閣財務大臣時，就曾屢次發(fā)聲施壓日本央行，要求央行加大貨幣寬松政策的力度。（記者/馮武勇）

“助選老手”多尼倫

　　高中時他讀了亨特·湯普森所著的《競選道路上的恐懼和憎惡》一書，決定投身政治。他參與助選的名單從卡特、蒙代爾到杜卡斯基，再到克林頓、拜登和奧巴馬。

　　從2010年11月開始，他接替辭職的詹姆斯·瓊斯，成為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的新一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他的名字叫湯姆·多尼倫。

　　職業(yè)助手的人脈

　　在先后從美國天主教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畢業(yè)后，他成為卡特手下的一名實習生，隨后很快得到晉升。在卡特總統(tǒng)競選敗給里根之后，他幫助卡特恢復卸任后的私人生活。1984年，他成為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蒙代爾的競選協(xié)調員。1988年，他成為拜登參加總統(tǒng)競選的最重要顧問之一。在拜登競選失敗之后，他成為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杜卡斯基的高級競選顧問。

　　1993年，多尼倫進入克林頓政府，擔任時任國務卿克里斯托弗的辦公廳主任。1996年，他成為負責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期間，他訪問了50多個國家并且參與了數個重要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涉及巴爾干和平協(xié)議、北約擴軍以及中美關系等。

　　2005年，多尼倫被選為眾議院和參議員國家安全顧問小組的成員之一，該小組負責評估美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表現(xiàn)并且提出改進意見。

　　2008年，多尼倫本來可以為希拉里的競選提供服務，但是他支持拜登的競選嘗試，并且在伊拉克問題上給他建議。拜登退出競選后，多尼倫轉而支持奧巴馬。

　　多尼倫認為自己的專長是組織民主黨的政治大會和競選活動。1980年，他24歲就協(xié)助民主黨全國大會的組織工作，期間他負責卡特的競選活動。1985年他擔任了民主黨全國大會會議選舉委員會的法律事務負責人。他自己承認，他對大會組織的瑣碎、繁雜過程很感興趣。

　　由于長期參加競選組織活動，多尼倫在民主黨內擁有極為廣泛的人脈。他在2005年擔任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成員時曾和克拉克上將、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斯坦伯格以及蘇珊·賴斯等共事。這些人中很多都成了奧巴馬政府中的高官(斯坦伯格是現(xiàn)任常務副國務卿、蘇珊·賴斯是美國駐聯(lián)合國代表)。

　　1988年和2008年，多尼倫兩次為現(xiàn)任副總統(tǒng)拜登的總統(tǒng)競選服務，他和拜登的關系極為密切。他的兄弟邁克·多尼倫從1981年就開始為拜登工作，現(xiàn)在是拜登的顧問。多尼倫在拜登作為奧巴馬競選伙伴期間同他一起到各地拉選票，并且?guī)椭莸菧蕚淞烁笨偨y(tǒng)候選人辯論。而他的妻子凱西·拉塞爾則是副總統(tǒng)夫人的辦公廳主任。

　　“伺機上位”的副手

　　《華盛頓郵報》資深記者、當年揭露“水門事件”記者之一的鮑勃·伍德沃德最近出版了披露奧巴馬政府內部阿富汗戰(zhàn)爭決策內幕的《奧巴馬的戰(zhàn)爭》。書中有諸多提到多尼倫的內容，從中可以看到多尼倫的政治抱負以及奧巴馬身邊小圈子中的人脈關系。

　　書中稱，53歲的多尼倫是政壇老手、工作狂。多尼倫甚至將參加外交政策的研討會當做消遣。多尼倫幾乎是每一個和外交政策有關的委員會、研究所的成員。他和奧巴馬曾經的白宮辦公廳主任、“大內總管”伊曼紐爾(伊曼紐爾已于2010年10月辭職)有著幾十年的交情。

　　據《奧巴馬的戰(zhàn)爭》透露，多尼倫這輩子都在努力想當上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的高官，他曾想在奧巴馬政府擔任國務院常務副國務卿。但是由于多尼倫曾經在金融危機中幾乎倒閉、對納稅人造成十億美元損失的“房利美”貸款公司中擔任高管，這一污點給他的政治前途造成很大影響，若要擔任常務副國務卿，多尼倫在參議院批準任命時會遇到大麻煩。

　　但是，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不需要國會的批準。因此，在奧巴馬上任之初，瓊斯擔任這一職務之后，多尼倫的老關系伊曼紐爾便極力向瓊斯推薦多尼倫做他的副手。美國媒體一直批評奧巴馬被身邊一幫幫助他競選總統(tǒng)的親信所包圍。瓊斯上任之后一直感到被這個以伊曼紐爾為首的小圈子排斥在決策圈之外，瓊斯甚至見總統(tǒng)都經常被伊曼紐爾以種種理由拒絕。在遇到有關國家安全政策問題時，伊曼紐爾常忽視瓊斯，直接去找多尼倫。瓊斯對此十分生氣，這也是他后來辭職的重要原因之一。甚至有這種可能：奧巴馬班子找到這位海軍陸戰(zhàn)隊退役上將、具有極佳資歷的瓊斯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只是權宜之計，實際上副手多尼倫一直在伺機上位。對此，惱怒不已的瓊斯將奧巴馬身邊的這幫親信形容為“蟑螂”，怒斥這些人根本不懂戰(zhàn)爭或者對外關系，他們關注的只是這些領域的決定會對選舉帶來何種短期影響。

　　后來，瓊斯在接受采訪時曾說，如果早知道多尼倫是這種人，他“一百萬年都不會接受他作為副手?！?/FONT>

　　是“災難”，還是意在大選

　　“你甚至連美國打了9年仗的阿富汗都沒有去過，你卻在白宮制定阿富汗戰(zhàn)爭策略?！杯偹构膭疃嗄醾惗嗟胶Ｍ庠L問，他認為后者缺乏一手、實地的戰(zhàn)爭和外交經驗，特別是缺乏在軍中的威信。并且瓊斯還要求多尼倫小心慎言，因為他有時會講話不當，比較武斷，對他未去過的地方或者沒有會見過的領導人自作判斷。多尼倫曾要求美國南方司令部司令辭職，理由是他對海地救災反應過慢，但是他并不知道具體情況。

　　《奧巴馬的戰(zhàn)爭》作者伍德沃德在書中披露，國防部長蓋茨認為多尼倫不了解軍隊，對高級指揮官缺乏尊敬，對軍隊有敵意，蓋茨曾說如果多尼倫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將是一場“災難”。而美國保守派媒體的分析是，多尼倫作為長期參加競選的官僚，頭腦中的“政治”觀念很強。他并非瓊斯這種安全事務方面的專業(yè)人士，在制定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時，他會更多考慮這些決定對國內政治的影響、對奧巴馬今后連任的影響。

　　伍德沃德說，多尼倫曾否決過美軍指揮官向阿富汗部署更多部隊的要求，因此多尼倫上臺后可能會加快美國在阿富汗的退出戰(zhàn)略，因為奧巴馬認為阿富汗戰(zhàn)爭對他和民主黨在選舉上的拖累很大。此外，多尼倫可能還會在外交政策上推動所謂的“再平衡”策略，也就是改變布什政府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問題的過度關注，加強美國在對華關系、伊朗和朝鮮核危機上的關注。

　　多尼倫曾長期在美國國務院任職，有豐富的制定外交政策的經驗。他在重要的外交政策上立場和奧巴馬相似。多尼倫希望結束伊拉克的戰(zhàn)爭并且將更多資源集中在阿富汗，他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和更嚴厲地制裁阻止伊朗發(fā)展核武器。他認為擁有核武器的伊朗和朝鮮將是美國面臨的最嚴重的國家安全威脅。因此，他呼吁總統(tǒng)積極進行外交努力，同時對這兩個國家實施更加嚴厲的制裁。

　　對于他受到的批評，美國左翼網絡媒體赫芬頓郵報(Huffington Post)曾刊文為多尼倫進行辯護。這篇題為《多尼倫：幫助奧巴馬邁出關鍵戰(zhàn)略步伐的最后、最佳希望》文章稱，多尼倫可能和很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不同，他并未在重要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發(fā)表多少學術文章，但是他在多年的國家安全事務會議中積累了經驗。文章稱他在美國外交政策上的想法是系統(tǒng)、創(chuàng)造和務實的。多尼倫清楚，美國現(xiàn)在最大的挑戰(zhàn)是要恢復實力、以及增強美國決定國際體系的能力。文章還稱他是務實、不帶意識形態(tài)偏見的實踐者：他知道目前美國的實力受到質疑，并且需要進行徹底改造。（記者/冉維）

“財務當家”蓋特納

　　美國現(xiàn)任財政部長蓋特納是奧巴馬政府經濟政策“智囊團”的主要成員之一。他在奧巴馬政府出手拯救金融危機的努力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他還是代表美國政府就人民幣匯率問題向中國施壓的急先鋒。

　　“國際視野”的公務員

　　蓋特納1961年出生于紐約，由于他的父親為美國國際開發(fā)署以及福特基金會工作，經常駐外，因此他的大多數童年在海外，比如印度、泰國和津巴布韋等地度過。因此，他的成長經歷具有相當的“國際視野”，這給他今后的職業(yè)生涯帶來了很多好處。

　　回到美國，蓋特納就讀于常青藤之一的達特茅斯學院，專業(yè)為政府和亞洲研究。隨后他前往北京留學，另外，他還能說流利的日語。

　　從達特茅斯學院畢業(yè)之后，蓋特納前往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關系學院，1985年在那里獲得國際經濟學和東亞研究的碩士學位。然后他加入了前國務卿基辛格創(chuàng)立的咨詢公司。

　　1988年，蓋特納作為一名職業(yè)公務員進入美國財政部。由于他的國際背景，他為一名副部長擔任助手協(xié)助處理涉及日本的事務?？肆诸D政府上臺后，當時的副財長薩默斯對蓋特納青睞有加，認為他很有才能。有美國媒體報道，當時在財政部的內部辯論中，蓋特納是為數極少的能夠直接和薩默斯直接進行辯論并且對他表達不同意見的官員之一。1994年，薩默斯提拔蓋特納擔任財政部助理部長幫辦，后來升為部長助理，再后來是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蓋特納參與處理了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 -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債務危機。蓋特納是美國財政部首位晉升為副部長的職業(yè)公務員(美國政府部門的高官多是由當選政府從部門外物色)。此外，從蓋特納在美國財政部10多年的任職經歷來看，他具有比較豐富的處理國際金融事務的經驗。

　　在克林頓政府末期，蓋特納進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擔任負責政策研究的主任。2003年，蓋特納成為美聯(lián)儲紐約分行行長。他由此成為美聯(lián)儲在華爾街的耳目，負責監(jiān)管美國的大型金融機構。

　　其實在2007年，也就是金融危機開始出現(xiàn)征兆之前，蓋特納就多次發(fā)表講話提到金融監(jiān)管體系的不足，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潛在風險。這些警告在后來看來是正確的，因為這次金融危機正是源于這些金融衍生產品。但是蓋特納當時演講時也表示，整個金融體系是穩(wěn)定的。他也沒有采取激進的手段來限制華爾街銀行的高風險行為。

　　蓋特納在政府中擔任公務員的時間超過了和他共事的許多高級官員(美國政府部門的一把手或者高官通常都是來自學術界、商業(yè)或者政界，職業(yè)官僚并不多)，但是他和高盛系的多名高管有著緊密聯(lián)系。當年看好他的克林頓時期財長魯賓(薩默斯的前任)和他的前任鮑爾森都是前高盛集團的主席?！都~約時報》曾報道說，由于蓋特納缺乏在金融行業(yè)的工作經驗，因此，他很依賴那些在華爾街有從業(yè)經歷的高官給他指導，同時這幾位高盛“校友”在他上升的過程中對他影響很深。蓋特納雖然目前在奧巴馬的民主黨政府內任職，但是他和民主、共和兩黨均保持良好關系，沒有很明顯的黨派傾向。

　　金融危機的政策制定者

　　2008年，蓋特納、鮑爾森和伯南克成為美國應對金融危機的主要政策制定者，他們推行的政策包括從2007年9月開始減息，使得美聯(lián)儲利率在2008年12月降到幾乎為零，并且保持至今。在美聯(lián)儲內部會議上，蓋特納比其他同事更愿意采取積極的干預措施來保護經濟。

　　2008年3月，他促成了將破產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出售給摩根大通的交易，最終，為了完成這一交易他將290億美元的美聯(lián)儲資產置于風險中。6個月之后，雷曼兄弟公司處于破產邊緣，當時蓋特納更傾向于拯救這家公司，但是時任財長鮑爾森的強硬立場獲勝，該公司隨即倒閉。僅僅幾天之后，蓋特納主導了美國政府對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接管，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guī)模的單筆政府拯救行動。

　　2008年9月，由于整個美國金融體系陷入崩潰邊緣，前任財長鮑爾森提出了總額為7000億美元的拯救計劃。蓋特納在決定第一筆3500億美元資金如何使用的過程中是重要參與者(他當時還沒有正式上任)。在決定第二筆3500億美元資金如何使用的過程中，蓋特納成為最重要的決策者。

　　在2009年2月，蓋特納宣布了他首個旨在穩(wěn)定金融體系的計劃，也就是《金融穩(wěn)定計劃》，該計劃闡述了蓋特納將如何使用第二筆3500億美元拯救資金。其中的措施包括直接向銀行注入資本。

　　在加強美國金融監(jiān)管中，蓋特納同樣發(fā)揮重要作用。他是美國2010年7月通過的金融監(jiān)管法案的重要推動者。該法案允許大型金融機構“有序解體”，改變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必須依賴納稅人出錢拯救的局面。該法案還首次對被認為造成此次金融危機的金融衍生品市場進行監(jiān)管，并且創(chuàng)立了一個獨立的消費者監(jiān)督機構，旨在保證消費者能夠獲取清晰、簡單的金融產品信息(比如信用卡和貸款)。

　　除此之外，蓋特納還多次在各種重要的國際會議和美國國內場合(比如在國會作證)中敦促人民幣升值。2009年，蓋特納在寫給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一封信中說，將在就貿易政策和中國進行談判時采取更加激進的手段。蓋特納表示，在和中國政府就人民幣匯率進行談判時將使用“所有外交手段”。

　　2010年10月在韓國慶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之前，蓋特納曾提議，各經濟體經常項目盈余或赤字應限制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以緩和美國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匯率爭端，平衡國際貿易。這一提議實際上針對的正是中國、德國等出口大國，這一提議其實是換湯不換藥，其本質依然是想壓迫人民幣等貨幣升值，或者為美元貶值找到口實。（記者/冉維）

70后總統(tǒng)助理——俄羅斯政府經濟智囊德沃爾科維奇

　　俄羅斯少壯派經濟學家阿爾卡季·德沃爾科維奇1972年出生于莫斯科。他的父親是一位著名國際象棋大師和國際象棋裁判，著有不少關于國際象棋的專著。德沃爾科維奇自幼酷愛數學，不過在他小時候，他父親恐怕沒想到兒子將來能成長為俄羅斯最為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同時受到當今俄羅斯兩位最高領導人——梅德韋杰夫和普京的青睞。

　　29歲出任副部長

　　德沃爾科維奇大學就讀于俄羅斯頂尖高等學府——莫斯科大學經濟系，專業(yè)是經濟控制論。1994年大學畢業(yè)時，他還拿到了以培養(yǎng)高端經濟學人才著稱的俄羅斯高等經濟學院的經濟學碩士文憑。大學畢業(yè)后，他進入俄羅斯政府財政部經濟專家組工作，主要是負責撰寫國家經濟形勢分析預測報告。

　　在專家組工作期間，德沃爾科維奇才華初現(xiàn)，在短短5、6年時間里，他由一個普通研究人員，很快成長為高級專家、專家組組長和學術領導人。在這段時間內，他還到美國留學，就讀于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杜克大學，拿到經濟學碩士學位后回國。

　　1999年，俄羅斯戰(zhàn)略研究中心理事會主席格列夫發(fā)現(xiàn)了德沃爾科維奇，非常看重德沃爾科維奇經濟學和經濟分析研究方面的才干，讓他進入得到普京政府支持的戰(zhàn)略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工作。在1999年到2000年期間，正是普京擔任政府總理準備競選總統(tǒng)的時候。當時，戰(zhàn)略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制定國家和地方中期發(fā)展規(guī)劃。德沃爾科維奇領導了政府經濟計劃草案的研究工作。普京當選總統(tǒng)后，格列夫在2000年5月開始擔任政府經濟發(fā)展和貿易部長。隨后，德沃爾科維奇出任格列夫的助理。次年，德沃爾科維奇出任政府經濟發(fā)展和貿易部副部長，主要負責國家宏觀經濟分析與國民經濟發(fā)展預測等方面的工作。這一年，德沃爾科維奇只有29歲。

　　在2004年3月普京連任總統(tǒng)之后，4月17日，德沃爾科維奇被任命為總統(tǒng)專家局局長?？偨y(tǒng)專家局是總統(tǒng)辦公廳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門，主要任務是為總統(tǒng)和總統(tǒng)辦公廳提供經濟和金融政策分析研究報告，負責為總統(tǒng)起草國情咨文等重要文件。作為專家局局長，德沃爾科維奇同時又是國家主要經濟問題研究負責人，對許多重大經濟問題的研究，他都要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和辦法。他的很多建議和觀點，比如對部分高技術進口商品實行零關稅、支持IT行業(yè)公司等，最終都成了政府經濟政策并得到實施和執(zhí)行。

　　梅德韋杰夫當選總統(tǒng)之后，德沃爾科維奇于2008年5月成為總統(tǒng)經濟和社會政策助理。俄羅斯一些專家認為，德沃爾科維奇現(xiàn)在是俄國家經濟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在俄羅斯政府制定本國經濟政策的過程中，他發(fā)揮了獨特和重要的作用。他超脫于政府主管經濟政策部門和銀行系統(tǒng)，可以全面掌握國家經濟運行和經濟政策等各方面的材料，可以在經濟政策出臺前的準備階段對決策施加影響。他還可以通過各種科研和學術機構、工商界人士、各部門和行業(yè)的分析，對政府經濟政策和銀行系統(tǒng)的運行情況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

　　經常上“推特”發(fā)微博

　　由于曾為兩任總統(tǒng)——普京和梅德韋杰夫——起草年度國情咨文做出積極貢獻，德沃爾科維奇兩度成為得到總統(tǒng)親自簽署正式文件感謝的專家型高官之一。應該說，這兩次年度國情咨文提出的政策和發(fā)展方向，對俄羅斯社會經濟發(fā)展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4年的國情咨文，是普京第二個總統(tǒng)任期的第一個國情咨文，確定了普京第二個任期國家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基調；而2009年的國情咨文，雖然是梅德韋杰夫的第二個國情咨文，但在這個國情咨文中，梅德韋杰夫提出了國家現(xiàn)代化和經濟社會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重要思想，是現(xiàn)階段俄羅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主要方向。目前，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國情咨文的起草工作主要還是由德沃爾科維奇負責組織協(xié)調。

　　在金融危機來襲的困難的時期，德沃爾科維奇提出了一系列反危機措施，許多都得到政府的采納，并成為政府反危機政策的重要內容。德沃爾科維奇對金融危機發(fā)展前景的預測更是給人印象深刻。他在2008年年底公開發(fā)表的談話中認為，由于經濟全球化程度很高，危機影響的傳導非?？臁＿@一當今全球經濟的突出特點也表明，在危機來得快和影響深的同時，危機最壞的影響有可能很快過去。他曾預測，2009年第1季度，全球經濟形勢將比2008年第4季度更為嚴峻。而到2009年年中，全球經濟將可能出現(xiàn)活躍跡象。到時候，俄羅斯應抓住機會，努力促使國家經濟的穩(wěn)定與初步增長。他的這一預測和判斷與后來全球和俄羅斯經濟發(fā)展的情況大致相符，在2009年1月下旬，在危機形勢嚴峻的時候他大膽宣布，盧布貶值階段已經結束。

　　作為年輕一代精英人物，德沃爾科維奇不僅思維敏銳，同時作風現(xiàn)代、開明。他經常接觸媒體，就一些國家經濟發(fā)展方面的敏感問題和百姓關注的民生問題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由于他還負責聯(lián)系與世界經濟發(fā)達國家的關系，負責“8國集團”和“20國集團”等方面的工作，每當要召開這些集團的國際會議前夕，他都要舉行記者招待會，闡述俄羅斯對全球經濟發(fā)展和國際經濟秩序改革的看法和主張。

　　德沃爾科維奇還是新技術和現(xiàn)代生活方式的踐行者。同梅德韋杰夫總統(tǒng)一樣，他也在“推特”上有自己的微博，經常就民眾關心的事務發(fā)表自己的思考和看法，對總統(tǒng)參加的活動也做一些簡明介紹。他在微博上的言論與國內政治和經濟生活基本同步，使國家事務更加透明并能夠與民眾進行直接溝通。（記者/謝榮）

俄羅斯官方與半官方智囊機構

　　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的智囊機構改變了昔日國家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呈現(xiàn)出多元化的發(fā)展趨勢。

　　目前，俄羅斯智囊機構主要包括官方智囊?guī)?、科學院系統(tǒng)智囊?guī)?、獨立智囊?guī)旌蛧H智囊?guī)煸诙黹_設的分支機構等幾大類別。

　　1992年2月底，葉利欽親自簽署總統(tǒng)令成立了俄羅斯戰(zhàn)略研究所。在學術機構、外交部、強力部門的專家和政治領導人的參與下，戰(zhàn)略研究所對國家安全的戰(zhàn)略問題進行形勢分析，主要研究國家安全保障的宏觀問題、俄羅斯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問題、全球或地區(qū)軍事政治和經濟發(fā)展進程等問題。戰(zhàn)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科研報告、專家評估等形式提供給總統(tǒng)辦公廳、安全會議、聯(lián)邦政府辦公廳，以及議會的相應委員會。因此，在葉利欽時代，戰(zhàn)略研究所在國家和政府對外決策方面發(fā)揮的影響力是相當大的。直到今天，戰(zhàn)略研究所依然是俄羅斯最為知名的智囊機構之一。

　　在俄羅斯活躍的智囊機構中，1992年2月成立的另外一個機構——外交與國防政策委員會——同樣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力。該委員會雖然號稱獨立研究機構，但與俄羅斯當局高層和政府機構的聯(lián)系十分密切，委員會由俄羅斯著名政治家、企業(yè)家、社會和國務活動家、強力部門與軍工綜合體代表、媒體精英人士與學術專家組成非政府團體。自成立以來，該委員會起草并發(fā)表了一系列有關俄羅斯國家利益、國家安全和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研究報告。最為重要的有《俄羅斯戰(zhàn)略》系列報告。1999年，該委員會為即將產生的新總統(tǒng)普京準備了題為《俄羅斯戰(zhàn)略：總統(tǒng)的議事日程—2000》的報告。普京上任后，報告當即呈送給普京本人。報告中的許多思想和政策建議，都在普京后來8年的執(zhí)政期間得到了反映。

　　1999年，在時任總理普京的支持下，一個名為戰(zhàn)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機構正式成立。該中心的監(jiān)事會由聯(lián)邦政府各部部長組成，理事會主席由后來出任政府經濟發(fā)展與貿易部部長的格列夫擔任。當時正是普京準備競選總統(tǒng)的時候，該中心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召集了眾多主流專家和學者及高官，最終出臺了厚達400頁的《2010年前國家社會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后來完全體現(xiàn)在普京的社會經濟發(fā)展政策中。為該中心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貢獻的官員和專家學者，后來都受到了提拔和重用。其中，格列夫由副部長提升為部長，納比烏琳娜現(xiàn)在擔任政府經濟發(fā)展與貿易部部長，德沃爾科維奇現(xiàn)在是總統(tǒng)經濟和社會政策助理。

　　俄羅斯媒體的報道認為，現(xiàn)在俄羅斯學術界比較活躍的現(xiàn)代發(fā)展研究所是現(xiàn)任俄羅斯總統(tǒng)梅德韋杰夫的智庫?，F(xiàn)代發(fā)展研究所前身是信息社會發(fā)展中心，2003年改為現(xiàn)名。梅德韋杰夫2005年擔任政府第一副總理并負責國家社會經濟中長期規(guī)劃發(fā)展項目的時候，現(xiàn)代發(fā)展研究所的研究人員曾經幫助梅德韋杰夫做了許多課題研究。在梅德韋杰夫擔任總統(tǒng)之后，他答應該機構研究人員出任研究所監(jiān)事會主席。（記者/謝榮）

81歲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元老

　　印度社會意見多元，很少有某一“軍師”對決策有完全的影響，但印度安全和戰(zhàn)略元老、81歲的K·蘇布拉馬尼亞姆則被視為印度安全政策和核政策形成的關鍵人物，長期是這一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聲音之一，難有其他人能比肩。

　　印度核安全戰(zhàn)略的奠基者

　　蘇布拉馬尼亞姆不僅參與和組織了印度獨立后幾場戰(zhàn)爭的政府內部回顧，是印度國防部下屬智庫“國防研究與分析研究所(IDSA)”的創(chuàng)始人和多年所長，任印度聯(lián)合情報委員會主席等多個政府要職，還是印度1998年核試驗后成立的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NSAB)第一任召集人并起草了印度核武器使用原則，推動印度與美國達成了民用核能協(xié)議。退休后，他常常為多個報紙撰寫評論，如今印度安全與戰(zhàn)略領域的決策人物不少都是他的學生或下屬。

　　K·蘇布拉馬尼亞姆1929年出生于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1950年獲得馬德拉斯大學化學系理學碩士，并在當年的印度文官高考中名列榜首。

　　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國防部工作后，他于1966年被派往倫敦經濟學院訪問交流?；氐接《群螅蝗蚊鼮閲啦啃鲁闪⒌腎DSA主任，一直干到1975年。此后他繼續(xù)擔任多個資深的政府職務，包括1977到79年的印度聯(lián)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泰米爾納德邦內政部秘書和負責軍備生產的國防部秘書。

　　1980年退休后，他回到英國繼續(xù)在劍橋作訪問學者。這段時期他還是多個聯(lián)合國和其他多邊研究組織的成員，研究印度洋、裁軍和核遏制等問題，并撰寫或合著了14部著作，包括《孟加拉解放戰(zhàn)爭》、《核迷思和現(xiàn)實》、《印度與核挑戰(zhàn)》和《印度洋的超級對抗》等。為慶祝他75歲生日，一部由印度和美國政策專家以及學者、記者們寫的關于他的文集于2004年出版。

　　遵循實用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傳統(tǒng)，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安全政策尤其是核政策往往也被視為鷹派和強硬派。

　　他認為印度只有發(fā)展核武器才能像中國一樣受到西方大國的重視和尊重，如果印度打算扮演一個全球角色和避免戰(zhàn)爭，那么它就應當發(fā)展最低的威懾力量。他強烈反對和批評《核不擴散條約》以及《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的不平等，并以“核隔離制度”來描述5個有核武器的大國要求其他國家遵守核不擴散條約，自己拒絕減持核武器。他的主張成為印度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整個70年代爭取進入核武器俱樂部的理論支撐。印度在1974年曾進行名為“佛陀的微笑”的核試驗，但并不成功。

　　1979年他任印度聯(lián)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起草了一份內閣文件要求重啟印度的核武器項目，但時任總理德賽和外長瓦杰帕伊并不同意。直到1998年瓦杰帕伊任總理后，才同意進行名為“實力”的核爆試驗。

　　這次核試后，K·蘇布拉馬尼亞姆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第一任召集人，該委員會起草了印度的核理論，涉及印度核武器使用和部署的各個方面。

　　與他的現(xiàn)實主義一脈相承，K·蘇布拉馬尼亞姆也是2007年印度總理辛格和美國總統(tǒng)布什簽署的印美民用核能協(xié)議的堅定支持者，這一協(xié)議事實上突破了他一直批評的《核不擴散條約》，美國默許了印度成為有核武器的國家，使印度成為核不擴散制度的例外。K·蘇布拉馬尼亞姆稱印度和美國有巨大的共同戰(zhàn)略利益，印度應該抓住這個大好時機與美國合作。

　　印巴關系的重要影響者

　　除了制定印度核安全政策，他對印度政府如何看待獨立后與鄰國巴基斯坦的戰(zhàn)爭也發(fā)揮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1971年“東巴基斯坦危機”中，他認為印度為了自己的利益應該插手。這一意見不僅激起巴基斯坦政府的批評，也讓冷戰(zhàn)中支持巴基斯坦的美國不滿，甚至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同年短暫訪問印度時也告訴K·蘇布拉馬尼亞姆應謹慎考慮這一政策立場。但他的意見仍然在印度政府內贏得支持，印度出兵干涉，與巴基斯坦進行了第二場戰(zhàn)爭并取勝，也導致“東巴基斯坦”變成另外一個獨立的國家孟加拉國。

　　此后K·蘇布拉馬尼亞姆收集了這一戰(zhàn)爭中多個關鍵人物的一手報告并發(fā)表了1971年戰(zhàn)爭的分析。這使得他所在的機構一躍成為受到尊重和有影響力的智庫。他的一些評論和對印度外交的建議此后成為印度軍事理論的一部分。

　　1999年K·蘇布拉馬尼亞姆還被指定為印度政府“反思印度與巴基斯坦卡吉爾戰(zhàn)爭”的委員會主席，分析戰(zhàn)爭中印度情報失誤問題。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也被稱為蘇布拉馬尼亞姆報告，致使印度情報機構進行了大規(guī)模重組。

　　K·蘇布拉馬尼亞姆也以批評印度國家安全決策機構著稱，尤其不滿幾屆政府對長遠戰(zhàn)略計劃及相關機構的漠視態(tài)度。他認為國家安全顧問一職與總理首席秘書應該由不同人的擔任，這一建議最終在曼莫漢·辛格于2004年擔任總理后得到重視和執(zhí)行。印度第一所國防大學也是在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長期要求下，由印度內閣批準了籌建資金。

　　記者最近一次見到這位耄耋卻精神抖擻的知名戰(zhàn)略家，是去年在一本關于印度長期戰(zhàn)略的新書《遠見》的發(fā)布會上。他再次提到了印度情報和有關部門缺乏對戰(zhàn)略的重視。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和現(xiàn)任國家安全顧問梅農均到場參加。

　　2005年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任命K·蘇布拉馬尼亞姆領導一個政府特殊項目，研究下個10年“全球戰(zhàn)略發(fā)展”。這一項目于2006年向辛格提交了報告，但目前尚未公開，仍然是政府保密文件。

　　2005年11月11日在IDSA成立40周年大會上，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特別提到K·蘇布拉馬尼亞姆的成就，“蘇布拉馬尼亞姆犀利的文章繼續(xù)啟發(fā)和影響國家利益關鍵領域的戰(zhàn)略思想分析和決策者。我們期待這位印度戰(zhàn)略界元老仍然能在未來數年中活躍于這一領域?！盜DSA還在2007年設立了年度“K·蘇布拉馬尼亞姆獎”，向那些對印度的戰(zhàn)略思想做出貢獻的人物頒獎。

　　由于對印度核安全政策的影響，他被印度發(fā)行量最大的時政周刊《今日印度》評為2006年印度最有影響力的50人之一。入選介紹說，他作為全球戰(zhàn)略發(fā)展項目的主席，將塑造印度未來的戰(zhàn)略思想。為了印美核交易，他成為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積極的召集人，成為眾多聲音中政府聽得進去的一個(印美核協(xié)議談判中印度方面的主要談判人、印度外交部美國司的主管蘇杰生是他的兒子)。

　　周刊評論說，以雄辯著稱的K·蘇布拉馬尼亞姆對工作極其熱衷，在1996年他進行了搭橋手術后，當時的美國駐印度大使來看望他，被問道“你讀了我今天的文章了嗎？”。1999年他還曾拒絕了印度政府為其頒發(fā)的榮譽蓮花獎(Padma Bhushan)，認為政府官員和記者不應接受政府的頒獎。

　　有意思的是，他在擔任印度聯(lián)合情報委員會主席期間起草了應對劫機事件的程序，他自己就曾在1984年一架被劫持飛往巴基斯坦拉合爾和迪拜的飛機上度過了36個小時，所有乘客均未受傷被釋。劫機者被逮捕后，在法庭上卻聲稱是K·蘇布拉馬尼亞姆“策劃了整個劫機事件，目的是查看巴基斯坦的核裝備”。（記者/毛曉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