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英 記者 楊姣 攝

　　這間昏暗狹小的房間，擺上一張雙人床和一張書桌就難以轉(zhuǎn)身了；書桌上鑲在鏡框里妻子微笑的遺像，深情地凝視著房間的主人。屋子里除了寂靜還是寂靜，只有偶爾從窗外傳來幾聲鄰近小學(xué)操場上孩童的嬉鬧聲。

　　房間的主人名叫趙振英，今年已經(jīng)93歲了。老人滿頭白發(fā)，盡管拐杖在手，走起路來卻依舊步履蹣跚。在過去的30多年里，他謹言慎行，就連看到街邊戴紅袖章的保安，都會感到些許恐懼。

　　在此前相當長的歲月里，連他的子女都不知道，他們的父親，曾親歷過中國百年歷史上最為榮耀的時刻，并在其中擔任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1945年9月9日，中國戰(zhàn)區(qū)侵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央軍校禮堂舉行。這是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抵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勝利，在這個最重要的歷史時刻里，時任國民黨新六軍14師40團第一營少校營長的趙振英，是投降簽字儀式會場內(nèi)外警戒工作的負責人。

　　這本該是少校個人歷史上最為榮耀的一頁。但在此之后，因為國民黨軍官身份，他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判刑、坐牢，妻子被迫與他離婚。出獄后，老人一直蝸居在北京西郊的一處居民樓里，并決定永遠將這個“秘密”爛在肚里。

　　然而無意之中，一幅來自異國他鄉(xiāng)的老照片，以及一本寫滿簽名的筆記本，打開了這個老兵塵封已久的記憶。深圳的一家民營紀錄片公司聞訊而來，歷時近兩年，為老兵趙振英拍攝了一部紀錄片，名為《發(fā)現(xiàn)少?！贰?/P>

　　“歷史就像陳年的膠片，免不了塵埃和劃痕，甚至斷裂。”這家公司的老總鄧康延說，“在時隔65年后，能夠為本民族的英雄找回榮耀，這也是我們的榮幸?！?/P>

　　一幅圖片掀開一段歷史

　　后來發(fā)生的所有故事，都與2006年初春的那個晚上，晏歡點開那個陌生的網(wǎng)站有關(guān)。

　　這個50歲的香港人，是建筑設(shè)計工程師，現(xiàn)居深圳。他外公潘裕昆，曾任中國遠征軍駐印軍50師師長，先后參加過淞滬會戰(zhàn)、粵北戰(zhàn)役、緬甸戰(zhàn)役，是戰(zhàn)功卓著的抗日名將。

　　不過，小時候，晏歡并不十分清楚這段歷史。他只是隱約得知，外公曾是國民黨軍官，平日里，總是沉默寡言，甚至有點老態(tài)龍鐘。直至外公去世，他也沒覺得外公和其他老人有什么區(qū)別。

　　一次偶然機會，晏歡看到一本介紹中國遠征軍的書。他吃驚地發(fā)現(xiàn)，外公的名字在書中被反復(fù)提起。他鄭重地問母親，才得知了外公的戎馬一生。

　　懷著對外公的些許負疚，晏歡開始了一段尋找歷史親歷者的旅程。在此后的10多年中，他一點一滴地打撈著與外公有關(guān)的歷史，并漸漸成為一名中國遠征軍史的研究者。

　　2006年初春的一個晚上，晏歡像往常一樣，在網(wǎng)上搜索與遠征軍相關(guān)的史料，無意間，他點開了一個陌生的美國網(wǎng)站。

　　在這個網(wǎng)站上，陳列著許多與遠征軍有關(guān)的史料。一頁一頁翻下去，晏歡突然間發(fā)現(xiàn)了兩件此前自己從未見過的物品。

　　第一件物品是一幅老照片，照片上方有“陸軍新編第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紀念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六日于南京”的字樣，照片的背景是一處假山，數(shù)十名中國軍官或坐或站，其間還有幾名美國軍官，有人端著酒杯，有人叼著雪茄，姿勢各異，個個臉上洋溢著輕松愉悅的神情。

　　第二件物品是一個紅皮的日記本，上面寫有新六軍許多軍官的親筆簽名，晏歡從中發(fā)現(xiàn)了許多自己熟悉的名字。他們都曾是外公潘裕昆曾經(jīng)的同僚或部下。

　　晏歡很快聯(lián)系上了這個網(wǎng)站主人，是一名美國人，叫尼爾·葛頓南(Neal Gardner)。他父親約翰·葛頓南（John Gardner)，曾是新六軍14師的一名美國少校聯(lián)絡(luò)官，于1986年去世。為了紀念父親，2000年，尼爾建了這個網(wǎng)站。他把父親從戰(zhàn)場帶回的所有資料和照片，一并放在上面。

　　征得尼爾同意，晏歡將這兩件史料翻譯并轉(zhuǎn)發(fā)到了黃埔軍校網(wǎng)上，并開始尋找老照片上的這些軍官。他想知道，這些陌生的面孔都是誰？在這張照片的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故事？

　　在此后數(shù)月里，陸續(xù)有數(shù)個照片上軍官的后人聯(lián)系上了晏歡。他們在網(wǎng)上看到了這張老照片，并一眼認出了自己的父親。

　　但讓晏歡有些失望的是，這些照片上的軍官本人都已過世。這幅照片背后的故事，或?qū)⒂肋h成為一個謎題。

　　然而，2008年4月，晏歡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長談了一個多小時。接罷電話，晏歡突然間意識到，自己心中的這個謎題，終于“找到了最合適解答的人選”。

　　電話是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打來的。

　　這年的春節(jié)，趙振英的一戶遠房親戚來家中拜訪。這對年輕夫妻對遠征軍那段歷史頗感興趣，他們在網(wǎng)上搜索老人的名字與部隊番號，無意間進入了黃埔軍校網(wǎng)，并看到了晏歡發(fā)表的帖子。在那個小紅本上，趙精一看到了父親的名字，盡管過了這么多年，父親的簽名依然沒變。

　　于是，趙精一輾轉(zhuǎn)打聽到晏歡的電話，并在4月的這個夜晚撥通了它。

　　在此后一個多小時的交談里，晏歡吃驚地發(fā)現(xiàn)，電話那頭的老者，自稱是潘裕昆的老下屬，對于新六軍與14師的事情如數(shù)家珍。更讓他吃驚的是，老人還告訴他，自己曾是1945年9月9日南京日軍投降簽字儀式的警衛(wèi)工作負責人。

　　放下電話，晏歡“興奮得全身發(fā)抖”。他決定，馬上去北京，拜會這個重要的歷史見證人。

南京受降儀式老照片（左上角的軍官疑似趙振英）

　　見證最榮光的時刻

　　1937年7月23日的那個下午，趙振英搭乘“七七事變”后的最后一列客車，離開了故鄉(xiāng)北平城。

　　車上擠滿了逃離北平的難民與學(xué)生。擔心日軍開火，車頭上還掛了一面白旗。車過盧溝橋時行駛緩慢，趙振英甚至能看到，在遠處的日軍陣地上，有日軍軍官舉著望遠鏡向列車觀望。

　　鐵路的這一邊，是國民黨第29軍的陣地，中日兩軍處在對峙中，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滿載著平民的客車從中間地帶緩緩駛過，這個20歲的高中畢業(yè)生，心頭突然涌起一陣“屈辱感”。

　　趙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想考入北京大學(xué)。但隨著“七七事變”盧溝橋上的一聲槍響，這個夢想被徹底擊碎。從那一刻起，他和當時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匯聚到抗日救國的歷史洪流中來，立志要將侵略者趕出中國。

　　在此后的8年里，這個年輕軍官的戰(zhàn)斗足跡遍布多個省份——湖南、四川、廣東、云南。由于表現(xiàn)優(yōu)異，他一路晉升，1944年4月，27歲的趙振英隨中國遠征軍入印緬作戰(zhàn)時，就已經(jīng)是少校營長了。

　　盡管作戰(zhàn)多年，但多半時間他都在軍部擔任參謀。在出任營長后，自己的部隊又始終被作為預(yù)備隊使用，很少有真正上戰(zhàn)場作戰(zhàn)的機會，作為一名軍人，這成為他戎馬生涯中不小的遺憾。

　　然而歷史很快給了他一個萬眾矚目的機會。

　　趙振英所在的國民黨新六軍，被稱為國民黨軍隊“王牌中的王牌”，軍長廖耀湘，是蔣介石的得意門生。1945年8月，抗戰(zhàn)已接近尾聲，蔣介石點名要求新六軍進駐南京。他想用這支全副美式裝備的威武之師，向投降的日本人展示中國的軍威。

　　1945年8月28日，趙振英的第一營從湖南芷江飛往南京。從跳出機艙踏上南京土地的那一刻，趙振英與他的士兵們注定將被載入史冊——這是在歷經(jīng)了艱苦卓絕的8年抗戰(zhàn)之后，第一支收復(fù)首都的中國軍隊。

　　隨后，這個軍銜為少校的營長又被上峰委派，負責1945年9月9日日軍投降簽字儀式會場的警戒工作。在許多參戰(zhàn)部隊眼中，這個任務(wù)被視為“中國參戰(zhàn)軍人的最高榮耀”。

　　作為一名抗戰(zhàn)史研究者，9月9日南京受降儀式的全過程，晏歡原本已經(jīng)十分熟悉，但趙振英的描述，又為他補充了許多原本不為人知的細節(jié)。

　　投降簽字儀式的地點，是在南京中央軍校的大禮堂。從禮堂門口一直到外面的大街上，每隔50米，就豎著一根旗桿，用藍白相間的布條包裹，旗桿上掛著同盟國中、美、英、法、蘇的五面國旗。

　　每根旗桿下，都站著一個全副武裝、精神抖擻的第一營士兵，他們身著綠色卡其布美式軍裝，戴著鋼盔與白手套，背軍用背包，手持美式?jīng)_鋒槍。為了防止走火，士兵的槍膛里并沒有上子彈。

　　簽字儀式時，趙振英的位置在日本代表團投降席的左后方，他的士兵遍布整個會場，這些士兵的人數(shù)與站位，是趙振英在前一天就安排好的，并經(jīng)過了再三演練。

　　在簽字儀式的10多分鐘里，會場里唯一能夠自由走動的，就只有趙振英一個人。他的任務(wù)，是時刻注意部下的軍姿，防止出現(xiàn)意外。

　　更讓晏歡震驚的是，在他帶去的當時美國記者拍下的受降儀式老照片中，趙振英甚至發(fā)現(xiàn)了一個疑似自己的身影。

　　這張老照片的主體部分，是中國受降席與日本投降席，但照片的左下角落，在一排士兵背后，站著一個面孔模糊的軍官，身著馬褲，腳蹬長筒馬靴，腰間別著手槍，打扮與旁人明顯不同。

　　“這個人有可能是我?！痹谮w振英的記憶中，作為會場警戒部隊的最高長官，為了彰顯軍威，在受降儀式前些天，他特意到會場附近的裁縫鋪里，訂做了一套馬褲制服。

　　而那張照片和簽名本上的故事，趙振英也記得很清楚。

　　受降儀式后不久，1945年10月6日，在南京的新六軍軍官俱樂部開幕。新六軍營級以上的軍官，都出席了。那個時候，他們是眾人仰慕的英雄與勝利者，在最上方那排軍官的右側(cè)，趙振英找到了自己微笑的面孔。

　　隨后，新六軍中的美軍聯(lián)絡(luò)官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離開了中國。在走之前，約翰·葛頓南少校拿出了這個紅色筆記本，讓在場的中國軍官在上面簽名，作為對這段光榮歲月的紀念。

　　南京受降儀式，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最為顯赫的一頁。這是近百年來，中華民族第一次在抵抗外族侵略戰(zhàn)爭中取得勝利。這也成為趙振英一生中最為驕傲的經(jīng)歷。盡管時隔60多年，老人依舊記得當時的心情。

　　“略有些緊張，但更多的是興奮！”老人的臉上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一絲自豪感，“從甲午戰(zhàn)爭以來，中國就沒有打過勝仗，8年抗戰(zhàn)，風餐露宿，終于把日本人打投降了！我能親眼目睹這一切，榮耀??！”

尼爾網(wǎng)站上的老照片

　　少校變身工程師

　　在沒有遇見晏歡之前，家人從來都不知道，趙振英有過這么榮耀的歷史。

　　趙振英的兒子趙精一清楚地記得，2005年9月9日晚上，《新聞聯(lián)播》播放了南京受降儀式60周年的新聞，電視機前原本沉默不語的老人突然開口說：“那個時候，我在現(xiàn)場?！?/P>

　　“老爺子不會是老糊涂了吧？”趙精一和媳婦打心眼兒里不相信，在他們心目中，沉默寡言的父親，怎么會有如此光榮的歷史？接下來，他們也沒有追問父親。

　　晏歡曾問過趙振英：“為什么你不告訴家里人呢？這多光榮??？”

　　“我一直覺得這是臭史，是丑惡的歷史?！崩先说幕卮鸫镣戳岁虤g，“你想想，要是不丑惡，后來為什么坐牢呢？好人能坐牢嗎？”

　　在南京受降儀式后，趙振英只享受了短暫的兩個月的平靜生活。國共兩黨的內(nèi)戰(zhàn)一觸即發(fā)，1946年初，新六軍奉調(diào)北上，趙振英也隨部隊一起進入東北戰(zhàn)區(qū)。

　　不過，這個少校營長已經(jīng)厭倦了戰(zhàn)爭，他只想圓自己的大學(xué)夢。1947年，他參加了“留美軍官考試”，并獲得了沈陽考區(qū)的第二名。在趙振英的記憶中，日后大名鼎鼎的歷史學(xué)家黃仁宇，“就是當年考上的幸運兒之一”。

　　但趙振英沒有黃仁宇那么幸運——他最終落選，不得不返回部隊。歷史的大手，也把這支往昔的榮耀之師，推進了失敗的深淵。1948年，新六軍在遼寧黑山附近被解放軍圍殲，大部隊被沖散，趙振英打扮成農(nóng)民，趁亂脫離了戰(zhàn)場。

　　隨后，他一路南下，一直到杭州才停住了腳步。此時，已是1949年末。舊政權(quán)已被推翻，一個全新的政權(quán)，剛剛進入人們的視野。

　　趙振英在杭州租了一間民房，開始準備考試。因為高中打下的底子很好，他報考的5所大學(xué)，都寄來了錄取通知書，最終，他選擇了南京大學(xué)，成為工學(xué)院機械專業(yè)1950級的大學(xué)生，并在畢業(yè)之后，進入了一家國營工廠，成為一名工程師。

　　從士兵口中的“趙營長”，變成工人口中的“趙工”，趙振英一度以為，自己終于可以告別顛沛流離，開始平靜的生活。

晏歡（左）與尼爾（右）在交談

　　從“罪人”回歸常人

　　1966年，“文革”開始，人們在趙振英的檔案中查到了他的歷史，從那時起，趙振英便陷入了一場長達10年的噩夢中。

　　每天早上，他上班之前，都要去工廠的傳達室領(lǐng)上一塊“反革命分子趙振英”的牌子，并把它掛在脖子上，下班后再交回去。革命群眾隨時都會對他發(fā)動批斗，他彎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著紅袖章的革命群眾圍著他，用木棍肆意毆打。

　　擔心被人抄家，在一個深夜，這個工程師含淚燒掉了他的過往。那些戰(zhàn)場上的照片、徽章、以及能夠證明自己軍官身份的文件，隨著一陣火光，化為灰燼。

　　3年后的一天，兩個警察出現(xiàn)在他面前，他們讓趙振英在一份逮捕書上簽了字，給他戴上手銬，將他帶到了一個體育場里。這兒正在舉行一場公判大會，在革命群眾震耳欲聾的“打倒”聲中，趙振英以“國民黨反動軍官”的罪名，被判了20年有期徒刑。

　　監(jiān)獄里的日子是難熬的。一張大通鋪，睡著10多個人，經(jīng)常吃不飽。趙振英的活兒，是在一個燒磚的窯廠里，清理燒剩下的灰塵與碎磚。每天，他都要推著三輪車，在幾十個窯洞里來回走，一天下來，全身覆滿灰塵，只露出兩只眼睛。

　　然而精神上的折磨，遠遠超過身體上的折磨。對于自己的罪名，趙振英始終“不服氣”，他一邊勞改，一邊給法院寫申訴書，經(jīng)常處于恍惚之中。有天晚上收工回來洗腳，他沒有脫鞋子，就把腳伸進了盆里。

　　寄出的十幾封申訴書，如泥牛如海，一去無回，等來的，卻是一紙離婚判決書。

　　趙振英的妻子宋玉岐，是1946年他在長春駐守時認識的。她出生于一個大戶人家，還是當時為數(shù)不多的女大學(xué)生。從哈爾濱醫(yī)科大學(xué)口腔醫(yī)學(xué)系畢業(yè)后，她成為吉林鐵路醫(yī)院的一名牙科醫(yī)生，趙振英去那兒看牙，兩人由此結(jié)識、相愛，并于一年后結(jié)婚。

　　夫妻倆的感情一直很好。趙振英心里清楚，妻子一定是不得已才作出這樣的決定。果然，過了幾天，兒子趙精一來探監(jiān)，偷偷告訴父親：“我媽讓你放心，她不會和別的男人結(jié)婚的?！?/P>

　　事后，趙振英獲知，妻子為了他受了許多苦。在那個時代，“反革命分子”的家屬是抬不起頭的，原本嬌生慣養(yǎng)的妻子，被下放到河南勞動，白天打掃衛(wèi)生，晚上挨批斗，批斗完了還不能回家，只能睡在寫大字報的臺子上，天氣冷了，就用大字報蓋在身上御寒。

　　1975年，這場噩夢總算終結(jié)。當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發(fā)布對國民黨縣團級以上軍官的特赦令，趙振英也在這個行列中。特赦后的第二天，趙振英便讓單位開了封介紹信，與妻子復(fù)婚。

　　在這之后的20年中，這對歷經(jīng)磨難的夫妻，終于回歸了平靜的生活。

　　在趙振英的孫子趙悅眼中，“爺爺奶奶的感情好到不可思議”。從小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趙悅幾乎沒見過老兩口吵過架。記憶中唯一的一次，是奶奶想讓爺爺多吃一塊餡餅，爺爺不愿吃，“奶奶氣得好幾個小時沒理他?！?/P>

　　趙振英和妻子在陽臺上養(yǎng)了許多花——君子蘭、月季、海棠……這個從小就在城市里長大的女人，很喜歡看花，在趙振英身體尚好的那些年里，每到春天，他就騎著三輪車，載著妻子，到附近的玉淵潭公園，手挽著手，在櫻花樹下一走就是大半天。

　　不過，在2005年后，趙振英就再也沒去過那個公園。

　　這年的12月18日，宋玉岐去世。臨走的前一天，家人還聽到，病床上昏迷的老人家，突然迷迷糊糊地說：“老趙，剩菜剩飯要

　　燙燙啊，每天記得要燒兩壺開水?！?/P>

　　妻子去世后，趙振英沒有將妻子的骨灰埋掉，而是將骨灰盒保存在臥室里，就好像老伴依然陪著他一樣。他的愿望，是希望在他自己走后，家人把他和妻子兩人的骨灰混在一起，裝進罐子里，丟進大海。

　　直到今天，這位老兵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遺像前，和她說上幾句話。這個習(xí)慣，他已經(jīng)保持了將近5年。

　　“我知道你在苦苦等著我，我也在每天懷念你，我們就快些到一起去吧?！崩先诉煅手?，眼角泛出隱約的淚花，“我不愿意留在這個大地上。怎么說呢？這個大地，對我實在是……太苛刻了……”

南京受降儀式紀錄片中的趙振英

　　老人回歸為老兵

　　如果說，是晏歡幫助趙振英找回了往日的回憶，那么鄧康延做的事，則是把這個老人的故事留在膠片上，讓更多的人知道。

　　從朋友晏歡那兒聽完整個故事后，深圳市越眾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的董事長鄧康延，決定成立一個攝制組，為趙振英拍攝一部紀錄片。

　　幾年來，這家民營紀錄片公司制作了不少與遠征軍有關(guān)的紀錄片，并屢屢在國際國內(nèi)的紀錄片展會上斬獲各種獎項。在鄧康延眼中，發(fā)生在趙振英身上的這些故事，實在是不可多得的紀錄片題材。

　　“無論是大歷史還是個人命運，趙老都是過去那個時代的一個樣本。”他這么解釋自己的拍攝動機，“世界上幾乎所有的二戰(zhàn)老兵，都享受著國家豐厚的養(yǎng)老保障和無限的榮光，惟有在中國，老兵要獨自艱難而頑強地走過生命中最后的日子。如果他們就這樣被湮沒，我們對不起歷史，對不起自己的良知?！?/P>

　　2009年5月，在晏歡的安排下，美國人尼爾如約來到中國，晏歡帶著攝制組，與他一同去了趙振英家。

　　起初，面對故人之子，趙振英略顯拘謹。這個老兵只是用不太熟練的英語說道：“很高興見到你?！蹦釥枀s一下子將老人摟在懷里，哭泣起來?！澳阕屛蚁肫鹆宋业母赣H?！边@個美國人說。

　　這次來中國，尼爾·葛頓南給趙振英帶來了一件特殊的禮物——一對父親留下的國民黨軍隊的少校領(lǐng)章。冷靜下來后，他把領(lǐng)章親手戴在了這位老兵的領(lǐng)子上。

　　這是時隔60多年后，趙振英第一次見到代表著往日榮耀的證物。

　　隨后，晏歡又與鄧康延商量，讓攝制組帶著尼爾和趙振英，一起去一趟云南和四川。在這趟歷時一個多月的行程中，晏歡欣喜地發(fā)現(xiàn)，在與那些舊日戰(zhàn)場重逢之后，老人身上消失已久的軍人英武之氣，“好像慢慢地回來了”。

　　有一幕場景，深深刻在了晏歡的腦海里。

　　旅程的其中一站，是云南騰沖的國殤墓園?？箲?zhàn)勝利后，云南省政府在騰沖為反攻中陣亡的遠征軍將士修建了這處國家公墓。從來鳳山小團坡的山腳至山頂，依編制密密地排列著9000多塊陣亡將士的石頭墓碑，碑上刻著每位烈士的姓名與軍銜，在山頂上，還有一塊大型紀念碑。

　　通往山頂?shù)呐_階很長，趙振英每走幾步，就要停下來敬上一個軍禮。晏歡勸老人，休息一會兒再往上走，趙振英卻一直爬到了山頂。他告訴晏歡：“這些弟兄都是戰(zhàn)死的英雄，很多人連名字都沒留下，都在山頂?shù)拇蟊?。我要是停下來休息，不是讓他們看笑話么？?/P>

　　那天與攝制組同去祭拜的，還有一個來自香港的警察代表團。在墓碑前三鞠躬后，年輕的警察們合唱起了《滿江紅》，趙振英也加入其中。合唱結(jié)束后，人們又向紀念碑集體敬禮致敬。

　　按照軍銜來算，在場的人里，趙振英的職務(wù)最高，于是，這個昔日的少校營長，再一次擁有了“發(fā)號施令”的權(quán)力。

　　“向英勇獻身戰(zhàn)勝敵人保衛(wèi)祖國的英雄致敬！敬禮！”老兵一聲令下，“叭”地一聲，眾人整齊劃一地舉起了右手。

　　一個活的見證者見證歷史

　　盡管紀錄片拍攝得很順利，但晏歡心里始終有一個放不下的心愿。

　　無論是那張老照片，還是那個紅色筆記本，都是約翰·葛頓南少校留下的遺物，作為兒子，尼爾當然想把父親留下的這些遺物帶回美國。但在晏歡看來，這些珍貴的文物應(yīng)該留在中國。他多次向尼爾承諾，一定會為這些來自異鄉(xiāng)的“寶貝”，找到一個最好的歸宿。

　　在考慮了幾天后，晏歡決定，將它們捐給位于四川成都大邑縣的建川博物館。這是中國民間資金投入最多、建設(shè)規(guī)模和展覽面積最大、收藏內(nèi)容最豐富的抗戰(zhàn)博物館。創(chuàng)辦人樊建川，也被媒體稱為“中國最有歷史情懷的博物館館長”。

　　在樊建川眼中，由這張老照片和這個小紅本引出的故事，“為觀察那段歷史提供了最為獨特而富有意味的視角”。隨后，在博物館的援華美軍館里，他單獨開辟了一個展廳，向觀眾展出這些珍貴的文物，在展廳的正中，樹立著他為約翰·葛頓南少校定制的半身雕像。

　　“請讓我表達對你和你父親的尊敬之情?！痹诘弥s翰·葛頓南的故事之后，一個中國姑娘對尼爾說。

　　面對眼前發(fā)生的這一切，這個此前還半信半疑的美國人，顯得無比激動。

　　“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朋友。”他感動地回答道。

　　而在這里，趙振英也獲得了許久未有的尊重。

　　在建川博物館的老兵手印廣場上，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將這個老兵的手印放大了120%%，印在了一塊高3.7米、寬2.4米的鋼化玻璃上。

　　這個手印并不孤獨。與它相伴的，是其余40多塊鋼化玻璃上的近4000只老兵手印。正是這些手，擋住了來勢洶洶的日本軍隊，拯救了整個中華民族。如今，這些老兵的手印，固化成了鋼化玻璃上的印記，也凝固成了一段歷史。

　　在手印廣場的不遠處，還有一個樊建川設(shè)計的“壯士廣場”。在這個10000平方米的廣場上，陳列著215尊高2米的鐵合金雕像。這個鋼鐵鑄成的戰(zhàn)陣里，有打響抗戰(zhàn)第一槍的馬占山，有盧溝橋抗敵的宋哲元，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也有蔣介石、宋美齡、陳紹寬、張靈甫、孫立人……皆是抗戰(zhàn)時期中華民族抵抗外侮的杰出代表。

　　晏歡帶著趙振英，來到“壯士廣場”。老人很快就從200多尊雕像里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老長官——新六軍軍長廖耀湘。老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個躬，然后把一束鮮花放在了雕像面前。

　　接下來，晏歡問了趙振英一個長久以來一直藏在心里的問題：“如果知道后來會受這么多苦，你還會選擇抗日嗎？”

　　“我不后悔?！崩先嘶卮鸬煤芨纱?，“我盡到了一個中國人的責任，還一直活到了今天，我知足了?！?/P>

　　目送著老人，看著他步履蹣跚地走進了壯士廣場，晏歡突然間產(chǎn)生了一種幻覺：這個拄著拐杖，背影佝僂的老人，與威武雄壯的鑄鐵戰(zhàn)陣，仿佛融為了一體。

　　93歲的老兵重逢28歲的少校

　　四川之行結(jié)束后，人們都以為，趙振英的故事到這兒就該結(jié)束了。但接下來，又發(fā)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通過一個在美國的朋友，晏歡弄來了一卷美國人拍攝的南京受降儀式現(xiàn)場的紀錄片。2009年4月的某個下午，攝制組的人聚在一起，想看看里面有沒有什么資料，能夠補充到即將拍攝完的片子里。

　　膠片無聲地轉(zhuǎn)動著，重現(xiàn)著南京受降的種種細節(jié)。人們看到，在趙老此前描述過的裹著藍白相間布條的旗桿下，那些全副武裝的士兵的面孔，在鏡頭里依次閃過。

　　突然間，鏡頭里出現(xiàn)一個年輕英俊的中國軍官的面部特寫，足足有四五秒鐘，他側(cè)對著鏡頭，像是在給士兵們訓(xùn)話。之后，他的正臉轉(zhuǎn)向了鏡頭。

　　攝制組的人與趙振英已經(jīng)相處了很長時間，老人年輕時候的相貌，他們看過相片，也都記在心里。在沉默了一會兒后，人們突然異口同聲地大喊起來：“天?。∵@不是趙老嗎？”

　　“異國影像上保存的這張面孔，正是我們一直苦苦尋找的東西?！笔潞?，鄧康延感慨道，“在宏大的歷史面前，個體是那么渺小無力，但人性中的勇氣與堅韌，將穿越浩淼的時空，永遠被后代銘記。”

　　2010年9月7日，這天晚上，像往常一樣，趙振英煮了一碗餛飩當晚飯。吃過飯后，在昏暗的燈光下，老人躺在床上看了一會兒電視，不到9時，他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65年前的1945年9月8日，28歲的少校營長趙振英終夜未眠，他與團長王啟瑞在團部開了一夜的會，商量第二天的會場警戒工作。散會后，他不放心，又到禮堂內(nèi)外巡視了一番。舉目望去，在頭頂晴朗的天幕中，無數(shù)的星星在閃耀。

　　幾個小時后，等到太陽升起，這個少校和他的士兵們，就要精神抖擻地踏入會場，見證他們一生中最值得銘記的榮耀。

（責任編輯：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