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2010年第16期封面

1920年，三個中國女孩。（CFP）

1946年，一名新四軍的女醫(yī)生。（Corbis）

　　1900-2010年中國女性影像史 哪個年代的女人更好看

　　百年風云變幻，女人始終好看。

　　時代感是女人的造型光，投射在女人的眼神、表情、妝容、衣著、言談、舉止里，令她們與隔代的佳人，那么地不一樣。

　　女人努力讓自己美麗，是主動照著自己想象中美的定義讓自己漂亮，也是潛意識中照著當代對美的定義讓自己好看。讀女人的美，能讀出時代的精氣神和那個年代的審美能力。

　　美的標準，各人各時代不同，相同的是：性情、氣質(zhì)、心靈、思想、行動，亦透過外表，散發(fā)光輝。

　　女人好不好看，還跟男人有關(guān)。兩性世界的豐富與融合，絕不止于女為悅己者容。

　　有一個現(xiàn)象耐人尋味：亂世并不使女人難看；心亂了的時段，女人總是不耐看。

　　相由心生。價值觀，才真正決定著女人的相貌。

　　文/侯虹斌

　　曾看到幾張上世紀20年代婉容皇后與溥儀的合影。婉容燙著卷發(fā)穿著旗袍，與身著西裝佩著懷表的皇帝翩翩合影，嫣然百媚。流傳最廣的那張，便是婉容嬌懶地斜坐在太師椅上，旁邊年輕的皇帝挾著禮帽端站著，儼然她的侍衛(wèi)。

　　一張圖傳遞出的信息或許比一座大教堂還多。那個時代，那個最上流社會里，旗袍、燙發(fā)就是美，西裝領(lǐng)帶就是美，甚至男人充當女子的守護者這種做派和風度，也是美，是時髦、可愛。辛亥革命的成功，不僅推翻了帝制，也顛覆了晚清時期的觀念和審美。雖然這離真正的平等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著，就證明了觀念的改變只是一夜之間的事情。的確，由此開始，以“花盆底”為代表的滿清女裝很快就煙消云散了。中國，進入了20世紀。

　　釋放時代(1910～1930)

　　不恭敬地說，在上世紀初葉和20年代前后，很多時尚是妓女率先披掛上陣的。比起大家閨秀的拘謹和無趣，名妓逛街看戲跳舞，出入有豪門，往來無貧賤，兼之她們的職業(yè)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很快就成為風向標。婉容的時髦打扮，未必就不是由名妓們演化而來的。

　　只不過，在女性普遍獲得教育權(quán)之后，大街上一水的都是漂亮的女學生，晚清妓女的靚妝艷服很快為更新潮的女學生所刷新，女學生成了引領(lǐng)時代風尚的代表。在畫家們的筆下和照相機的眼睛里，她們像西方的女性一樣裸露著雙腿，旅行、游泳、騎馬、射箭、打高爾夫。更有趣的是，在良家婦女學著妓女身姿妖嬈、花枝招展的時候，妓女們反倒紛紛穿上學生裝，戴上平光鏡裝純了。這讓人想起《喜劇之王》里那個滿口粗話、扮成學生妹的妓女的張柏芝，猥瑣男扔出一把錢，拖著哭腔喊：我要初戀呀。別笑，這就是當時的潮流之選。

　　旗袍開始流行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它與寬袍大袖的旗裝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很渺茫了，衩高及臀、腰身裊娜，中國女人第一次可以性感。前有“天足運動”，后有“天乳運動”，無外乎就是把女人纏了一千年的足、裹了一千年的胸釋放出來。女人往日被緊身褡或小背心強壓下去的雙乳敢于挺立在旗袍之下。雪花粉、雪花膏成了時髦用品，旁氏、凡士林等西方現(xiàn)代化妝品漸漸走俏。這些商品的流行，使中國第一次與國際流行接上了軌。

　　當然，服飾打扮的變遷是最表層的，不過是“春江水暖鴨先知”里那只試探的鴨子。時代審美變遷的本質(zhì)是人心變了，婦女解放運動開始深入人心。放天足、自由戀愛都是應(yīng)有之義。被視為翹楚的時代美人，不再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閣美人，也不是“花榜”上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獨立人格的名媛貴婦和女強人。代表人物，或許當數(shù)宋美齡、黃蕙蘭和楊步偉。那時，宋美齡剛剛以結(jié)婚時的一襲婚紗出盡風頭，引發(fā)了上海灘上的“婚紗熱”，雖然彼時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出來，但在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夠迷人。外交大使顧維楨的妻子黃蕙蘭也是交際場上的紅人，據(jù)說有一次Vogue雜志評選“最佳著裝”中國女性，她還壓過宋美齡一頭，得了第一。楊步偉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獲醫(yī)學博士，畢業(yè)后在北京開私營的森仁醫(yī)院，同時宣揚自己“終身不嫁”，哪一件不是把自己推到極致？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劉半農(nóng)給女人造了一個“她”字，“教我如何不想她”，讓女人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奢華時代(1930～1949)

　　這是中國最殘酷的戰(zhàn)爭時代，還奢談什么美呢，生在亂世，流離顛沛，鄉(xiāng)下姑娘恨不得個個臉上都抹上鍋底灰，蓬頭垢面地逃難去。

　　但顯然并非如此。30年代甚至被視為最有“民國范兒”的時代，無非是有了上海，有了這個遠東地區(qū)最繁華的大都會，中國就還是世界潮流的重要一環(huán)。上海的摩登，就是中國的摩登；上海的美，就是中國的美；她不僅可代表中國的最流行元素，也可以代表世界最時尚的力量。南京路上駛過最新款式的勞斯萊斯，先施百貨可與巴黎老佛爺或牛津大道相媲美，世界頂級名牌的廣告牌矗立在上海的百貨大樓外，霓虹燈亮得足以晃瞎了眼：在這塊飛地上，連寂寞都會發(fā)光。

　　由是，上海摩登女郎被賦予了新的使命，從旁氏雪花霜到力士香皂，從古龍香水到雙妹粉盒，甚至妖嬈的美麗牌香煙，美女倚靠著這些消費品登上了廣告牌，成了月份牌小姐，成了時尚代言人。月份牌小姐開始尚以妓女為原型，很快，主角就換成了豐滿性感的摩登太太，因為她們更有消費力。鄭曼陀、杭穉英等名家把筆下的月份牌美女畫得鮮明柔和，細膩可觸，和這座都市的聲光色影正相得益彰。

　　另一件值得銘記的事，是1926年作為中產(chǎn)和流行代表的《良友》畫報創(chuàng)刊了?！读加选穬?nèi)容豐富，印刷精良，每期以電影女明星、名媛名太等摩登女性作為封面女郎，把“名媛”這個美妙的稱謂，連同一種新的社會認同和期望的女性形象包攬下來，推銷出去?，F(xiàn)代商業(yè)文明包裹下的中產(chǎn)階級女性顯然成為值得效尤的佼佼者：她們知情識趣，落落大方，注重時尚和生活質(zhì)量。

　　作為這種潮流的呼應(yīng)，1930年，名媛選舉在上海應(yīng)運而生，又被稱為“上海小姐”選舉。早年流行的評選妓女、月旦人物的“花國選舉”，所評選的“花榜”散發(fā)的是舊文人的酸腐氣息，上海小姐的選舉則帶有了更多都會摩登的色彩。入選的名媛身世清白，甚至出身名門，比如當年奪冠的就是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大小姐。

　　如果把視線拉遠，就會發(fā)現(xiàn)，中國影壇正是30年代的好萊塢黃金時代的倒影。好萊塢巨星閃爍，星光熠熠，中國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大明星也成了這個時代最高的審美標準，她們的明星氣質(zhì)有了強烈的示范意義。

　　當然，那個時代還有一些真正的名媛，例如林徽因、陸小曼、凌叔華、張允和諸姐妹等，她們是出色的沙龍女主人，更是男人愛慕、女人羨慕的對象，是時代偶像。只是，并非有才有貌的名女人都可以充作名媛，比如同時代的張愛玲、冰心、丁玲、蕭紅等人就無法進入大眾偶像這個名冊，哪怕有姿色有身份也不行。要言之，眾人仰慕的對象關(guān)鍵還須嫁得好。

　　所謂時代的審美觀，借用的就是當時中產(chǎn)階級的眼光：如何才算完美女人？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生活富足，還要美貌多金和適度的風流。別抱怨，時尚一定是勢利眼的。

　　禁錮時代(1950～1976)

　　新中國成立初期，美麗的旗袍還有相當一段時間仍然搖曳在中國的大地上。但很快，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徹底地把它們打蔫了，摩登女郎也只得換上了列寧裝。50年代初，張愛玲身著羊毛開衫加旗袍出席文代會時，反倒成了另類，鶴立雞群，只落得個渾身不自在。

　　愛與美總是相輔相生的，當愛情在大眾生活中絕跡的時候，美也就變成了邪惡。教育家陶行知說過，中國生活中的道德程度過低，與它的日用人文太缺少美感有直接的關(guān)系：“美的良知一旦煥發(fā)出來，比之道德自覺與發(fā)現(xiàn)功效是強得太多了，美就是一步到位的道德?！?/P>

　　顯然，禁止美，就是沒有道德的一種體現(xiàn)。

　　領(lǐng)袖曾經(jīng)發(fā)出“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號召，號召的結(jié)果，就是讓大家變得男女穿得一樣，長得一樣，干得一樣。1958年，城市姑娘邢燕子去農(nóng)村參加勞動，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突擊隊事跡名揚全國，而邢燕子本人也因其“鐵姑娘”形象成為60年代初青年的偶像。

　　不允許在乎容貌和個人感情的時代里，那么多美好的青春干什么用呢？都用來奉獻了。當時中國擁有工作的女性也許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了。很多女大學生都自愿不自愿地嫁給了素不相識的軍人、工人或者農(nóng)民，不計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環(huán)境和個人志趣；這也被當作時代的美麗形象，宣傳之、歌頌之、強化之。趙樹理在小說《小二黑結(jié)婚記》里頭寫，婚姻登記處會詢問：你為什么要跟她/他結(jié)婚？提供的標準答案就是：“因為她/他能勞動！”

　　中國女性的社會化參與程度越來越高，但外形服飾打扮的粗鄙化程度也越來越嚴重。其實，50年代的時候，倒是產(chǎn)生過喀秋莎那樣健康美麗的優(yōu)質(zhì)偶像(雖然人家是蘇聯(lián)的)，可惜很快就被粗糙乃至丑陋的形象所替代，中性化、無性化是女人唯一的選擇。這個階段，也是政治宣傳畫最興旺蓬勃的階段，宣傳畫上的女孩子個個都是邢燕子，滿臉紅光，斗志昂揚，臉上的表情要么就是對同志春天般的溫暖和熱情，要么就是對敵人秋風掃落葉般的無情，還配合著拳頭，像是隨時準備揍人。

　　實際上，并不能說這個時代就沒有時尚，這幾十年間的時髦貨，就是革命和斗爭。列寧裝、人民裝、中山裝成為當時最時髦的三種服裝，她們的確認為這很神氣。進步女性喜穿列寧裝，剪短發(fā)、直發(fā)梳辮、不施脂粉，腳蹬布鞋及上膠的解放鞋。到了“文革”期間，紅衛(wèi)兵裝成為最革命的服裝，是緊跟潮流的標志，標準配置為：舊軍裝、舊軍帽、武裝皮帶、解放鞋、紅袖章、軍挎包，挎包蓋上繡有鮮紅的“為人民服務(wù)”字樣。

　　愛美之心就像草籽一樣，總是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發(fā)芽。就算穿著統(tǒng)一的軍裝，年輕的姑娘也會想辦法給毫無腰身的軍服系上皮帶，挺起她們驕傲的胸脯；在軍服上翻出一道整潔的白衣領(lǐng)，令人在一片灰綠中眼前一亮；再把褲管縫上幾針，突出身體的線條……

　　好在，這樣的日子總算過去了。

1966年10月，北京街頭跳忠字舞的紅衛(wèi)兵。 (李振盛攝)

1997年，廣州現(xiàn)代舞團的女孩。（張海兒攝）

　　浮夸時代(1977～2010)

　　首先，是鄧麗君的靡靡之音悄悄進村了，像柔順劑一樣，將人們早已被斗爭磨礪得粗糙不堪的心重新軟化了，“人靚歌甜”的鄧麗君，一時也成為美的最高標準。風氣開了之后，喇叭褲來了、蛤蟆鏡來了、牛仔褲來了。街上的男青年留著長卷發(fā)，穿著尖領(lǐng)花格襯衫和奇形怪狀的喇叭褲，戴上有商標的蛤蟆眼鏡，拎著碩大的三洋錄音機，里面放著鄧麗君歌曲招搖過市。這是最酷的。以至于有人看不慣氣不過，到街上拿著個啤酒瓶去丈量別人褲管的大小，不合規(guī)格了就用剪刀絞掉。在今天當然奇怪，誰有這樣的權(quán)力呢？可是在“文革”剛結(jié)束的70年代末，似乎誰都有這樣的權(quán)力，把不符合自己審美的東西絞殺，而且還真理在握，大義凜然。

　　似乎是一個反彈，大眾的審美馬上迎來一個新的階段：怎么張揚怎么夸張就怎么來。乞丐衫、健美褲、蝙蝠衫、巨大的塑料耳環(huán)、滿臉紅紅綠綠的大濃妝，就是城市女青年最美的打扮。不怪中國人艷俗，80年代的世界潮流真的就是這樣子，夠靡爛、夠浮夸。那時，中國剛剛和世界時尚接上了榫，看起來都有點不真實的感覺了。

　　浮夸時代的偶像也夠浮夸，比如劉曉慶，她是那個時代第一個叉著腰說“我漂亮”、“我是中國最好的女演員”的女人。她的張揚有些另類，然而，同時代別的萬人迷早就銷聲匿跡了，她一大把年紀仍然經(jīng)常上娛樂版，有這種耐力和持久，就足以證明她的成功。

　　廉價的時尚像浪一樣地打過，人們隨著崔健《一無所有》了，人們隨著王朔“解構(gòu)崇高”了，80年代是美的啟蒙時代，又是人文精神復(fù)歸的時代，可啟蒙完成后，無所適從的人們，最終只能選擇泡在消費主義的沙礫里，把頭埋著，死活不肯出來。這時，再談服飾變化已跟時間流轉(zhuǎn)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哈日、哈韓、雅皮、嘻哈、波希米亞、旗袍，啥都在同時流行，什么樣的衣服都有人穿，良家婦女也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穿上大面積暴露的超短裙和吊帶衫，施施然去上班。

　　大家都是頑主，崇高的東西遭嘲笑輕蔑。標準美女意義不大，講究個性與魅力才是王道。于是乎，超女來了，女生男相的Tomboy李宇春們宣告了超越審美的顛覆性的勝利，而且，5年過去了，她開創(chuàng)的新審美觀還是很正點。事物都是螺旋上升的，李宇春的中性美指向的是優(yōu)雅、帥氣，顯然與70年代的沒有美感的中性化不可同日而語。

　　只不過，時代越來越寬容之后，美的下限也不斷降低。同是波希米亞的調(diào)調(diào)，三毛是當年的代表，楊二車娜姆卻成了今天的代表，只能哀嘆一蟹不如一蟹。接下來，芙蓉姐姐冒頭了，閆鳳嬌來了，鳳姐紅了，獸獸火了……雖然她們并不能成為大家的偶像，可是看看主持人溫雅的表情，她對獸獸的羨慕嫉妒恨都快能從臉上滴出來了。我覺得大眾和媒體提供了種種平臺讓這樣的人能夠走紅，無疑是審美的失敗。

　　當然，見多識廣了，真正的美大家還是心里有數(shù)的。最近網(wǎng)上瘋傳的一張圖片，有個搪瓷杯上寫著“解放全臺灣，活捉林志玲”，從側(cè)面印證了林志玲之美。這說明什么呢，說明主流的審美觀仍然是起作用的。

　　哪個年代的女人最美？歷史和個人趣味疊加，會得出各種答案。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過的一句話，“美將拯救世界”，拯救世界未必，但說它能拯救人類，我覺得一點也不過分。

　　女人好不好看，跟男人有關(guān)

　　時代未必與時俱進，江湖小道網(wǎng)絡(luò)傳言的電影界潛規(guī)則的盛行，阮玲玉活到今日也不必自殺。在這樣的娛樂時代和電影男性群體中，哪會產(chǎn)生名媛氣質(zhì)的女星？

　　文/朱其

　　回首20世紀中國記憶中那些動人的女性，如民國的風情無限、50年代的純真大方、80年代的前衛(wèi)和精神性，都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一個歷史現(xiàn)象：新女性的最為魅力非凡的涌現(xiàn)，總是跟一個蕩氣回腸的時代及優(yōu)秀的男性精英緊密相伴。

　　好女人必須在優(yōu)秀男人的伴隨下成長

　　民國女性的風情集中在名媛和明星，我們現(xiàn)在對她們的認知主要是從《良友》等民國時尚雜志的封面攝影及三四十年代的電影。名媛并不是一個職業(yè)階層，而是一個風格階層，她們分散在各個階級和職業(yè)，有些是大戶人家的女兒、太太、小姨，比如買辦、大資本家、軍閥或者晚清遺老，她們不一定工作，只出沒于各種家庭、同仁及社會公益的沙龍和聚會。

　　她們在這些場合也許成為焦點及矚目中心，但她們并非完全由于家世顯赫或者優(yōu)越的家族背景，因為有些名媛可能只是出身職員或知識分子家庭，她們之所以登上雜志封面，根本由于她們的言談舉止具有難以言傳的風情。民國的女人很風情，她們身上具有一種現(xiàn)代的矜持、內(nèi)斂的性感、知性的感性以及得體的時髦等奇特的混合，這些矛盾的特征能最有分寸地統(tǒng)一在她們身上。同樣的風情，也體現(xiàn)在民國的諸多女明星身上。

　　我一直很佩服民國的雜志有勇氣，將一些沒有家族背景和社會名聲的名媛刊在封面。當然這不是一種冒險，因為名媛自身的美就足以支撐封面，即使那些家族顯赫的名媛或者當時人人皆知的女明星，后人并不知道她們的過去，我們只是根據(jù)封面攝影，就情不自禁地被她們吸引并被征服。

　　她們就像我們這個民族的男人夢中一群空前絕后的完美女人。并非現(xiàn)在的雜志不愿再登名媛，而是實在找不出這樣一群女人了，就像那個時代的蕩氣回腸只是曇花一現(xiàn)。好的女人不是單獨成長，她必須在優(yōu)秀男人的伴隨下彼此培養(yǎng)，而優(yōu)秀的男女又需仰賴一個高尚的精神可以盡情并燦爛釋放的時代。

　　今天的男人這么亂，哪會產(chǎn)生名媛？

　　胡蘭成說過，五四男女的愛情為什么如早春二月般青春而又情性煥發(fā)，讓世人感覺一個民族的重生是真的來臨了，這并不是空穴來風。他們這一代人出生于純樸的鄉(xiāng)村，又在大時代的解放浪潮下踏入城市，參與了一場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心靈洗禮。在這樣一個革命激情和文化變革的理想時代，現(xiàn)代性在這一代身上激發(fā)出浪漫的風情，但傳統(tǒng)的人格訓練的有價值部分又恰到好處地得以保留，并與現(xiàn)代性融合。比如作家郁達夫的第二任夫人王映霞，就是“五四”之后成長的代表性的女性。

　　再看看30年代的電影，大部分女明星拍過左翼電影，而她們身邊的男人幾乎全是中國社會的精英，比如電影公司老板黎民偉曾追隨孫中山參與辛亥革命，導演費墨是少數(shù)美國留學歸來的專業(yè)高材生，編劇夏衍是上海左翼戲劇的領(lǐng)銜人物。由于這些精英的努力，他們成功地把社會現(xiàn)實主義電影變成票房商業(yè)的保證，奇跡般地將商業(yè)、藝術(shù)和政治完美地結(jié)合，使得原先拍商業(yè)爛片的一些影業(yè)公司也加盟左翼電影和文學電影的拍攝。左翼電影成為民眾涌入影院的票房保證，得益于我們的民族正處于危難之中的大時代造成的民心所向。在這個背景下，即使像阮玲玉這樣沒讀過多少書的女星，也越來越接近那一時代新女性的精神氣質(zhì)。

　　如果將民國女星與今天的女星比較，民國女星有一種新女性的風情，今天的女星則更多表現(xiàn)出類似秦淮河的風塵感。時代未必與時俱進，江湖小道網(wǎng)絡(luò)傳言的電影界潛規(guī)則的盛行，阮玲玉活到今日也不必自殺。在這樣的娛樂時代和電影男性群體中，哪會產(chǎn)生名媛氣質(zhì)的女星？從未聽說民國女星跟很多男人潛規(guī)則，她們最多是跟某一個男人非婚同居，等這個結(jié)束了再跟下一個。這在當時貶稱“軋姘頭”，但那即使市民階層的“軋姘頭”，也是講感情的，甚至要比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和高級白領(lǐng)還懂男女感情。這種感覺有時候能在王家衛(wèi)的上海題材電影中看到。

　　民國名媛的出色者如徐悲鴻前妻蔣碧微，與張道藩后半生非婚同居，但看看他們寫的愛情回憶，真是要嘆服像蔣碧微這樣參透人性、悟透愛情真義的名媛不會再有了。另一位名媛張愛玲與胡蘭成的情義深重，則無疑要判決他們之后的紅塵男女基本不知感情為何物，更不該奢談愛情了。我們的愛情只是在模仿好萊塢電影、歐洲文藝小說、日劇韓劇甚至卡通片中幼男幼女的兒童愛情。

　　沒有80年代的男文青，就沒有80年代的女文青

　　名媛、明星當然代表民國女人的最大化風情，但還有一些精英女性的魅力不容忽略，比如左翼女詩人、地下黨員、中共特工關(guān)露。關(guān)露的詩歌直至今日看來也非常前衛(wèi)、出色，但關(guān)露也有非常好的氣質(zhì)。她比名媛、明星多了一層精英和革命色彩，但保有那一時代女人的普遍風情。關(guān)露的形象也是中國女性形象的現(xiàn)代性進步，1949年之后，關(guān)露的特征分為兩部分在后兩代女性身上遺傳。革命、純真和道德感的這一面在50年代的女性身上保留，但她們更像是毛澤東這位精神父親的革命主義的好女兒，民國女人的情性被革除了。盡管少了女性風情的性感，但50年代女性的健康而純真向上的人格，至今讓人懷念。

　　關(guān)露身上的另一面，即精神性、前衛(wèi)和精英色彩的文學青年的特征，在80年代的女文青身上似乎得到再生。謝燁(顧城妻子)那一代的精神性、先鋒以及那一時代特有的凝重的浪漫和深刻，現(xiàn)在已基本絕跡了。80年代的女文青在1990年以來的資本主義大潮中，也終于成為一代佳人。婁燁的《頤和園》描寫大學到處都是文學沙龍那個時代，主演郝蕾的氣質(zhì)盡管已經(jīng)很接近了，但還是很難還原那個時代的女文青氣質(zhì)。

　　80年代的女文青其實要比現(xiàn)在的80后女孩更頹廢和前衛(wèi)，盡管外表看來很保守。這種保守的前衛(wèi)和凝重的浪漫是一種特殊魅力，它跟80年代中國社會精神至上的時代氛圍及那一時代眾多的男性知識分子和作家的存在，是水乳交融的。80年代不少前衛(wèi)的窮作家和藝術(shù)家，他們的女朋友不乏漂亮的舞蹈演員和高干子弟，這種為精神走到一起的男女風光已一去不返。同樣，這些先天優(yōu)秀的女孩，大部分奔向了華爾街或娛樂界，她們的氣質(zhì)也不可同日而語，她們身邊的男人都不一樣了。

　　更為重要的是，蕩氣回腸的時代結(jié)束了，“五四”時期的民族拯救，50年代的純真，80年代的理想主義，都不可復(fù)現(xiàn)，只有那一代代女性的絕代美麗成為永恒的記憶以及那一時代最美的見證。

（責任編輯：吳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