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近年來，有的人把胡適捧上神壇，稱之為“謙謙君子”，甚至樹立為偶像和標桿。筆者經(jīng)考證發(fā)現(xiàn)：胡適人品低下，既傷害家人又禍害朋友，對被捕進步學生非但缺少同情，反而替軍閥開脫；胡適學問平平,章太炎、唐德剛、錢穆等學問大家皆評價胡適“沒有根”、“不是個讀書人”；胡適喪失民族氣節(jié)，貶低、詆毀中華文化，宣揚、販賣西方文化，甘當文化買辦；胡適對中國的抗戰(zhàn)基本沒作出應有貢獻，出使美國4年，不愿擔當宣傳抗戰(zhàn)、支援抗戰(zhàn)的責任和使命；胡適胸懷狹隘，自封文化藝術(shù)界第一，對于比他水平更高的人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為人苛刻；胡適奉行西方自由主義，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堅決反對中國引進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革命，就連蔣介石都說“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總之，我們對胡適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既要看到他對新文化運動貢獻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民國文人兼政客、文化買辦的一面。

　　胡適，民國文人兼政客，新中國成立后曾遭到批判，但這主要是政治上的批判。1956年2月，毛主席在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xié)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談及胡適，他平和地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貪戀什么？批判嘛，總沒什么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毛澤東在這一評價的本身，也是十分實事求是的。

　　改革開放后，胡適卻聲名鵲起，被一些人捧上了神壇，簡直奉若神明。比如，有人說，“中國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何為君子？君子的標準是什么？我們該怎樣做君子？若求答案，毫無疑問，胡適是一個標桿。還有人說，胡適“謙謙君子，溫潤如玉”。更有人大贊：“中國最不缺的是極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適這種溫和而堅定，自由而悲憫的力量”。[1] 類似的贊美還有很多。

　　肯定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筆者完全贊成，本文所講的是胡適的另一面，恰恰是一些人為了故意抬高胡適而刻意忽視或遺忘的。

　　一、關于胡適的人品

　　1904年春天，胡適告別母親和家鄉(xiāng)，跟隨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學，在上海一直待到1910年。其間，胡適結(jié)識了一個名叫何德梅(Ottomeir)的德國人，跟著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吃喝嫖賭一套墮落行徑全都學會了。種種情況，在胡適自己的日記里也有所反映：“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睋?jù)現(xiàn)存的59天版本《藏暉室日記》（己酉年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年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統(tǒng)計，有明確記載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進戲園、捧戲子11次、逛窯子嫖妓女10次，共計53次。有時日記上寫著“連日打牌”，有時牌局“至天明始終”，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墮落！先前訂下的學習計劃你都忘了嗎？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著打。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時在這家妓院出來，又進另一家妓院，妓院關門睡覺了，甚至“敲門而入”。[2] 還發(fā)生過因喝酒滋事斗毆，打傷警察而被拘押的糗事。

　　在以后的歲月里，有人說胡適已經(jīng)浪子回頭，把吃喝嫖賭的毛病改了。其實不然，1911年胡適赴美留學，依然逛窯子嫖洋妓；從美國回國后還是繼續(xù)逛窯子嫖妓，甚至拉著徐志摩一起去。此事徐志摩有記載。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寫給妻子陸小曼的信中講：“晚上，某某等在春華樓為適之餞行。請了三四個姑娘來，飯后被拉到胡同。”[3]

　　胡適一生最自豪的就是為人師表?？梢韵胂螅@個人白天在課堂上諄諄教導學生要如何學習文化知識、仁義道德，如何學習杜威的實用主義；而到了晚上則將書本一丟，跑進花街柳巷里廝混了。這樣的品行還配叫作君子么，還配為人師表么，還配稱為教授么?

　　1933年發(fā)生的“大同盟會”糾紛和楊銓被殺案，也可以幫助人們判斷胡適的人品。

　　楊銓（1893~1933），號杏佛，辛亥革命社會活動家；早年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1925年隨孫中山先生北上，任秘書；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是民國知識分子中的一位有學歷、有閱歷、有血性的愛國人物。他與胡適都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畢業(yè)生，當時與任鴻雋、梅光迪并稱“四俊”。

　　楊杏佛的妻子趙志道，性格潑辣，為楊所懼，曾在楊工作的學校門口公然用腳踹踢楊杏佛。楊杏佛受不了，遂與趙志道離婚。此后，楊杏佛與一位有夫之婦——財政部司長秦汾的夫人來往頻繁。結(jié)果被胡適捕風捉影，大肆宣揚，并以此取樂，這同時傷害了秦汾夫婦和楊杏佛三人。被楊杏佛怒斥后，胡適還嘲弄楊杏佛開不起玩笑。

　　導致楊杏佛被暗殺的，是“中國民權(quán)保障大同盟會”這個社會組織，但胡適也起了助紂為虐的作用。1932年12年，“大同盟會”在上海成立，宋慶齡為主席，蔡元培為副主席，楊杏佛為總干事。其主要宗旨是“抗日救國”，其政治立場為親蘇、反蔣、抗日，同情中共，屬中國國民黨左翼?！按笸藭闭J為，要改變舊中國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和平推動，二是流血革命，他們選擇的是第一種。為了讓蔣介石南京政府降低敵意，該“大同盟會”反復聲明自己是非政黨組織，但蔣介石的屠刀早就瞄準了這個組織。

　　1933年1月初，楊杏佛前往北平組建分會，北大校長蔣夢麟和胡適自然是北平分會之骨干。但楊杏佛沒料到，胡適的加入非但沒有加強該“大同盟會”的力量，反而帶來了不應有的損害。

　　3月8日婦女節(jié)當晚，宋慶齡在上海參加“國民御侮自救會”成立大會，并發(fā)表抗日反帝演講，批判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楊杏佛也在會上講話，發(fā)表了與宋慶齡相同的見解。這一切，均為蔣介石所不容，但蔣介石忌憚于宋慶齡的地位和聲譽，不敢殺宋，也不敢殺蔡元培，便決定殺掉楊杏佛，以儆效尤。

　　其時，楊杏佛、胡適、成平三人作為該“大同盟會”代表被委托前去看望北平監(jiān)牢里的囚犯。左派政治犯被軍閥虐待得非常之慘，老虎凳、辣椒水、皮鞭鐵棍，還有鐵刷子等刑具被頻繁使用，有的甚至被活活用軍棍打死。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魯迅等大聲疾呼社會關注這些事情，盡早釋放無辜犯人。

　　而胡適從監(jiān)牢出來后，竟對英文的《字林西報》表示，一切大體滿意，犯人們個個無拘無束，沒有任何酷刑。事實上胡適對酷刑的存在清清楚楚，就在當時，胡適收到了多封來信向他控訴監(jiān)獄中的酷刑。

　　《胡適來往書信選》一書證明，當時胡適收到的有關信件中，除了韓麟符、李肇音外，至少還有四封都明確說明有酷刑的存在。比如，1月24日，千家駒致信胡適說：“近數(shù)年來，國民黨執(zhí)政之結(jié)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須有之‘反動’罪名下者不可以數(shù)計。在獄中有十三四歲的青年慘遭種種非刑的拷打，度著比地獄也不如的生活?！盵4] 再如，2月2日，被關押在北平軍事委員會軍法組的北大旁聽生楊韶秀致信胡適說：“學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輾轉(zhuǎn)三處，嚴刑加身。”[5]

　　就在胡適等視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無期徒刑、關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適在視察時與胡適談過話的）躲在被窩里寫信給胡適，說：“自從那天和你見面之后，即想寫信給你，可是我們是不許有筆墨的……如果我們在監(jiān)房里被搜出了筆來，我們是要受嚴重的處罰的……受審時，我挨了三次酷刑……每天十二時，何時不有青年學生被捕及拷打的哭聲！哪個刑場里不有青年學生的熱血？”信末還特別關照：“如有來示……絕不要公開寄反省院”[6] ?？梢娖淇植溃部梢娨暡鞎r周默秋根本沒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

　　還有一封未寫明時間的（應在此前后）署名關仰羽的來信，長達6千余言，詳細記述了他本人被關北平憲兵司令部13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慘無人道”的經(jīng)歷，并請求“設法拯救無辜，保障民權(quán)”。[7]

　　由此可見，胡適對獄中酷刑的存在一清二楚，卻對這些血淚控訴只字不提，而是瞪眼胡說“沒有酷刑，說有酷刑的都是捏造”。

　　胡適公開替軍閥洗地，其說法與楊杏佛、成平等人的所見所聞完全相反，這等于在全國輿論面前公開打了該“同盟會”一個耳光。宋慶齡、蔡元培發(fā)電報要求他做出更正聲明。但胡適拒絕更改，還反咬一口，說別人不尊重事實。

　　3月4日，“大同盟會”在《申報》發(fā)布消息，要開除胡適。3月18日，蔡元培、林語堂二人具名寫信，請各會員到八仙橋青年會九樓開會，要履行程序正式開除胡適。所有人一致同意開除胡適這個叛盟者。

　　不過，對于胡適來說，這成了他給蔣介石和北洋軍閥的最大投名狀。

　　殺害楊杏佛方案由藍衣社制定，主要牽頭人是戴笠。戴笠最初的方案是在華界刺殺楊杏佛，但被蔣介石否定，蔣認為必須在防范嚴密的租界殺掉楊杏佛，才能起到震懾作用。

　　6月18日上午八點過后，楊杏佛帶著14歲兒子楊小佛在亞爾培路331號中央研究院門口上了汽車，等車一啟動，殺手們分三面圍了過來，掏出手槍齊射，楊杏佛緊緊伏在兒子身上，身中數(shù)彈，不治身亡，司機亦重傷。

　　6月20日下午，楊杏佛遺體在膠州路萬國殯儀館成殮，宋慶齡、孔祥熙、魯迅、洪深、王云五、葉企蓀等人前往吊唁，孫科、宋子文、朱家驊、吳鐵城、何香凝等人送來花圈。入殮由蔡元培主持，他泣不成聲，難以暢讀悼詞。

　　7月1日舉行公祭，7月2日下葬。前來吊唁的人們絡繹不絕，在上海的名人只要與楊杏佛有過交情，幾乎全部到場。盡管魯迅等人早已被特務盯上，有人揚言要在送殯后動手暗殺魯迅等人，但宋慶齡、蔡元培、魯迅還是去了，而且出門不帶鑰匙。

　　令人奇怪的是，在這十幾天里，胡適卻是蹤影全無。他是在故意切割與楊杏佛、與“同盟會”的關系。這就是“民國大師”的所謂大家風范！

　　其實，楊杏佛被殺的當天，胡適就在上海，怎能不知道這么大的事件？但他無動于衷，第二天竟搭乘“日本皇后號”游輪去參加太平洋會議了。

　　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壇之后，胡適的生活就不荒唐了嗎？人品變好了嗎？也沒有。蔣介石評價胡適曰：“對于政客以學者身份向政府投機要脅（挾），而以官位與錢財為其目的。平時唱中立，不送錢就反腔，而胡適今日之所為亦幾乎等于此矣！”人們或許不知，胡適博士，正是今天拿錢發(fā)帖的水軍們的祖師爺。胡適受聘于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年薪是5200美元，而現(xiàn)在能夠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間，蔣介石通過俞國華向胡適送過9筆錢，每次5000美元。胡適的《臺灣是多么自由》一文，竟讓蔣介石掏了15000美元！蔣介石曾說，胡適“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胡適的作為恰恰印證了蔣的判斷。

　　有一篇吹捧胡適的文章，題為《君子——胡適之》，文中批評郭沫若、魯迅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拋棄結(jié)發(fā)妻子；贊頌胡適服從母命，留美歸來“不忍傷幾個人的心”，毅然迎娶了小腳女人江冬秀，以此譽其“言而有信，行而有義”。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嗎？非也。郭、魯二位沖破封建婚姻的束縛，尋求自由的愛情，原本就無可指責。其后，兩人明媒正娶，堂堂正正，更是無可非議。而胡適表面上雖未拋棄小腳妻子江冬秀，而其實卻是暗通有夫之婦，背著妻子婚外同居。

　　1962年2月24日，胡適突發(fā)心臟病去世。對其知之甚深的蔣介石長出一口悶氣，送了一副挽聯(lián)，上書：“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

　　此聯(lián)看似稱頌，實則頗含嘲諷之意。

　　1923年，胡適在杭州與曹誠英同居。原來胡適在同江冬秀舉辦婚禮的時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歲的伴娘曹誠英。曹誠英懷孕了，毅然離婚，北上找胡適逼婚。這就是蔣之挽聯(lián)上聯(lián)“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來源。

　　曹誠英奉子逼婚，胡博士旁敲側(cè)擊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離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殺死兩個兒子相威脅，嚇得胡博士抱頭跪地，再也不敢重提離婚之事。就是蔣之挽聯(lián)下聯(lián)“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钡膩碓?。

　　1962年3月3日，蔣介石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胡適之死，在革命事業(yè)與民族復興的建國思想言，乃除了障礙也。”這是蔣對胡之死所做的結(jié)語與真實評價。

　　二、關于胡適的學問

　　在哥倫比亞大學，胡適拜師哲學家杜威門下，其博士卻是肄業(yè)。至于未通過博士學位答辯的個中緣由，胡適并未提及，外人不得而知。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訪的時候，談到他一生最佩服的兩個人，一個是章士釗，一個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議論哲學時談及康有為、梁啟超，并問“先生對于胡適之怎樣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盵8] 此語可謂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旅美學者唐德剛，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過《胡適口述自傳》，并著有《胡適雜憶》。盡管他對胡適頗有高評，但對其學問也不以為然：“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nèi)绻押m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jīng)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nèi)外‘?！徽摗讓！颉t?！缘凸浪牡览??！盵9]

　　國學大師、史學家錢穆和胡適為同代人，他對胡適第一印象也大不佳，認為此人“是個社會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以言以人，兩無可取”。據(jù)了解錢穆的人說，錢先生對一個文人做出“不是個讀書人”的評議，確是很嚴峻的判詞了。錢穆對胡適的這種印象，后來只有加深，而無改變。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擾之無窮”，正是錢穆對胡適樂于塵俗而無暇學問的判斷。

　　錢穆與胡適相識于1928年。其時，錢穆尚在蘇州中學教國文，而身為北大教授的胡適早已名滿天下。胡適曾得人叮囑，來蘇州有兩人必見，其一便是錢穆。必見的理由可以想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對象是先秦諸子，而錢穆也正于此處用力，對諸子問題別有洞見。胡適往蘇州中學演講之際，校長招呼原本在臺下落座的錢穆登主席臺與胡適同坐。

　　和真有學問的人一見，胡適即露了原形。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記述當時的情景：“余時撰《先秦諸子系年》，有兩書皆討論《史記·六國年表》者，遍覓遍詢不得。驟遇適之，不覺即出口詢之。適之無以對?！毖葜v結(jié)束，校長請客，錢穆陪席。主人請胡在蘇留宿，胡適以忘帶刮胡刀為由，堅持當日即返回上海。錢穆忖度胡的堅辭與他的“無以對”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適頗不愿和錢穆打交道。兩人關系疏遠，原因之一是立場相反，氣味不投；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適的學問猶如蜻蜓點水，與錢穆相差太遠，很怕錢的較真和拷問。[10]

　　1934年，胡適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學術(shù)風格”的論著《說儒》。此時，胡適已經(jīng)是聲名顯赫的大師級文壇領袖了。《說儒》洋洋灑灑數(shù)萬言，歸納起來就四個字：儒學下賤。因為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干，要否定中國文化必須從儒家下手。

　　關于做學問，胡適有一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span>

　　且看胡博士對儒家是如何假設，又如何求證的：

　　1.一切從這個假設開始：“從儒服是殷服的線索上，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他們穿戴殷的古衣冠，習行殷的古禮。”

　　2.接下來，不知依據(jù)什么，他說：“我們看殷墟（安陽）出土的遺物與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

　　3.接著，胡博士未經(jīng)小心求證，就大膽判案了：“這種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別訓練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喪禮需用相禮的專家……他們只是‘儒’?！?/span>

　　4.再接著，未經(jīng)求證，又拿出了猜測性的論斷：因為“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說過“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大概當時的禮俗，凡有喪事，必須請襄禮的專家”。不知依據(jù)什么，胡博士繼續(xù)做出結(jié)論：“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們的宗教知識為衣食之端”，即：所謂儒，就是專門靠為別人辦喪事混飯吃的人。

　　5.胡博士繼續(xù)推想：“他們（儒）既須靠襄禮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講氣節(jié)了。”

　　6.于是，胡博士宣稱：“在前三章里，我們說明了‘儒’的來歷”的基礎上，根本忘記了“推想”、“大概”這樣的大膽假設，進而拿出了大膽而不是小心求證的本事，斷然推出了鐵板釘釘?shù)某晒骸袄献印欢€是一個大師，還不能不做相喪助葬的職業(yè)；孔子……他也還是一個喪禮大師，也還是‘喪事不敢不勉’。”

　　就這樣，在胡博士的假設、求證之下，老子、孔子都成了“喪禮大師”。

　　這樣的學問，實在是可笑之至。為了貶低中國歷史、侮辱中華文化，胡適可謂用盡了心思。

　　那么，胡適先生的這個判決，是否有疑點呢？當然有的是！筆者隨手就可提出幾個問題：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裝，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們是否是“儒”呢？是否著儒服呢？胡適沒說。胡適當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時期宋國國君之后；胡適還說過孔子曾任宋國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貴族服飾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種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視喪祭之禮”，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顯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辦“喪禮”為職業(yè)，難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這個的？

　　第三，胡適說，“喪禮大師”是“遭人輕侮”的下賤職業(yè)?？墒牵攪尶鬃訐未笏究懿⒋碓紫?，老子還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難道大司寇也以操辦喪禮為主要工作？難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圖書館官員，也主要是操辦喪禮的？

　　胡適有自己的目的。胡適及其弟子們之所以“為學術(shù)而學術(shù)”，是因為他們把自己的祖宗當敵人，把自己當外國人。

　　三、關于胡適的氣節(jié)

　　據(jù)何新先生研究，胡適在康奈爾大學就讀農(nóng)學期間，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觸共濟會。康奈爾大學是得到共濟會、光明會基金資助創(chuàng)辦的大學。另據(jù)臺灣聯(lián)經(jīng)版《胡適日記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適記：“夜往訪L.E.Patterson之家，夜深始歸。是夜偶談及Freemason（規(guī)矩會）之原委始末?！?912年12月，胡適代表康奈爾大學大同會,到費城參加世界大同總會,被推為憲法部干事。世界大同會，即世界同濟會，是共濟會的分支組織。1914年，胡適24歲，經(jīng)推薦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也是共濟會資助的著名大學）攻讀哲學，從學于哲學家約翰·杜威。杜威是美國共濟會33級別大師，胡適經(jīng)他介紹入會為石匠學徒。

　　共濟會，乃白人種族主義的最高秘密組織，是一個致力于消滅所謂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種族主義統(tǒng)治的極為反動的秘密政治組織。加入了共濟會，就意味著必須遵循共濟會的宗旨，在中國為共濟會工作，說白了，就是專干損害中國利益、背叛國家民族的事。從此，胡適一生的所作所為，都與此相關。具體說，就是親西方，在中國推行西方自由主義，反共，挖祖墳，詆毀中華文化，用其洋博士身份來證明中華文化都是假的，一錢不值。其從美國歸國后，便糾集同伙，發(fā)起組織了一個“疑古派”，主張中國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虛構(gòu)的歷史，即便東周以后的史料也“寧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指出，胡適一伙“大肆販賣西方學者之唾余，以民族虛無主義誤導中國社會”，企圖從根子上瓦解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同時為傳播西方自由主義打開空間。

　　胡適的一個本事，就是為了貶低中國歷史文化而公然顛倒黑白。中國歷史上什么厲害，胡適就偏說這方面中國自古就差得不行。他說：“中國最缺乏最不發(fā)達的是傳記文學，2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我們知道，自司馬遷開始的二十四史，便是以紀傳體記錄歷史，極為精彩。司馬遷寫《史記》時，歐洲人還在茹毛飲血呢！再者，僅僅唐宋八大家，就寫了許許多多的人物傳記，他們的傳記文學作品，也不值得胡適一讀？胡適可有一篇值得后世閱讀的人物傳記作品？

　　反對愛國主義，貶損民族精神，是胡適一貫的政治傾向。早在1915年，胡適發(fā)表《致留學界公函》，反對抗議《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的愛國學生運動，罵愛國學生們是“理智失?！?，得了“愛國癲”。[11] 今天的一些人咒罵愛國者為“愛國賊”，與胡適真是一脈相承。

　　1931年日本軍隊發(fā)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侵華戰(zhàn)爭。國難當頭，正是需要炎黃子孫團結(jié)起來一致對外的時候，胡適卻對他的弟子說：“炎帝黃帝堯舜禹，都是后人編造出來的”，“根本就不存在屈原這個人”。他們宣稱，漢朝以前乃至漢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偽作；漢朝以后的著作統(tǒng)統(tǒng)一塌糊涂。

　　面對日寇侵略中國的暴行，胡適作為學界領袖，非但不主張抵抗，反而呼吁妥協(xié)。1933年，長城抗戰(zhàn)失敗，國民政府與日寇簽訂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變相承認日寇對中國東北的侵占，遭到愛國民眾的譴責，而胡適卻為之辯解，聲稱“非如此不可”。1935年，他致信蔣介石，竟要求國民政府放棄東北三省，承認偽滿洲國。其理由是：以東三省數(shù)千萬人民被日本蹂躪50年為代價，資源被日本掠奪50年為戰(zhàn)略，可“繼續(xù)剿共50年”。對此，魯迅先生諷刺說：“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盵12]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日本全面侵華戰(zhàn)爭開始。面對敵強我弱的嚴峻形勢，蔣百里將軍發(fā)表文章，科學分析中日國情，堅定地鼓勵國人，“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無論打到什么田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和它講和！”“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倍m則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湊“低調(diào)俱樂部”，散布“戰(zhàn)必大敗，和未必大亂”、“再戰(zhàn)必亡”的論調(diào)，反對抗戰(zhàn)。他說：“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zhàn)”，[13] 甚至將愛國軍民的抗戰(zhàn)呼聲污蔑為“歇斯底里的風氣”。他要求國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條件為基礎來舉行談判，并“自動地主張東三省解除軍備，中、日皆不得在東三省駐兵”[14]。胡適的歪理邪說讓愛國者深感氣憤，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程潛將軍說：“胡適是漢奸！”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則要求“逮捕胡適”；當時的青年學生致信胡適罵道：“適之先生：《塘沽協(xié)定》簽字之后，你曾替它辯護過！現(xiàn)在喪心病狂的軍人又把整個的華北出賣了，你還替它辯護嗎……我們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1937年8月初，蔣介石在廬山召見胡適等北方學者。陶希圣回憶說：“八月初，委員長約了張伯苓、蔣夢齡、胡適之、梅貽奇和我到黃埔路官邸午餐……胡適之先生建議，請委員長指示南京上海的報紙，不可攻擊張自忠。在國際法上，一個大都市被敵軍侵入的時候，市長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與敵軍訂立臨時條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張自忠是忠于國家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委員長說：我立刻告知他們，不可攻擊張自忠，張自忠是愛國的，二十九軍是抗日的?！盵15]此處胡適的話，表面看似替張自忠說情，實際上卻表明了胡適不愿對日作戰(zhàn)的一貫立場。后來張自忠英勇戰(zhàn)死于抗日沙場，悼念、謳歌張將軍者從國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萬，而胡適卻不置一詞。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胡適在民族立場上的軟骨病，決定了他必然和漢奸走得很近。而走得最近的，當然就是汪精衛(wèi)。兩人過從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國后，輿論一片責罵，而胡卻默然不語。1944年汪死于日本，國人拍手稱快，胡卻頗為痛心，在其日記中寫道：“精衛(wèi)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憐。精衛(wèi)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名，終身不免有烈士情結(jié)。”一個漢奸，在胡的眼里竟成烈士！蔣介石對胡的評語可謂深入骨髓：“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只有私情而無道義?！?960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日記里寫道：“此人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span>

　　“文化買辦”，蔣介石對胡適的定性可謂精準。

　　四、關于胡適的貢獻

　　有人說，胡適出使美國，為抗戰(zhàn)做出了重大貢獻！

　　真是這樣嗎？且看歷史的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適覲見蔣介石。蔣命其擔任中國駐美大使，交給他的任務是：“即日去美國，進行抗戰(zhàn)宣傳”?？墒牵m在美期間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傳、不借款、不購軍火、不辦救濟事業(yè)。

　　既然他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

　　忙著謀取博士學位。赴美之前胡適已有了4頂博士帽，但還嫌不夠多。

　　1939年，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分別授予其名譽法學博士。

　　1940年，美國8所大學——韋斯爾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大學、卜隆大學、耶魯大學、聯(lián)合學院、柏令馬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分別授予胡適名譽法學博士學位，形成“博士高峰年”。1941年，胡適在美國被授予博士學位有5個，在加拿大被授有2個。1942年是胡適拿博士帽的第二個“高峰年”，達10個之多，都是美國大學授予的。

　　此后，美英大學又陸續(xù)授予胡適5頂博士帽。

　　抗戰(zhàn)最艱苦的歲月，愛國軍民浴血奮戰(zhàn)，胡適卻在大弄博士學位，前前后后一共弄了36頂博士帽！

　　蔣介石看在眼里，氣在心上。1942年10月13日，蔣在日記《上星期反省錄》中評價說:“胡適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結(jié)果，不惜借外國之勢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損害國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4年，除為其個人謀得名譽博士十余位以外，對于國家與戰(zhàn)事毫無貢獻，甚至不肯說話，恐其獲罪于美國，而外間猶謂美國之不敢與倭妥協(xié)，終至決裂者，是其之功，則此次廢除不平等條約以前，如其尚未撤換，則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為難矣！文人名流之為國乃如此而已?！笔Y介石這段日記透露的信息是：胡作為中國駐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國，連該說的話都不肯講。外間傳說美國之所以不與日本妥協(xié)，且最終與日本決裂，都是胡適的功勞，這完全是扯淡。其時，國民政府正與美英商議廢除列強與清朝簽訂的不平等條約，蔣估計，若此時尚未將胡撤換，則廢約之大功可能又會歸之于胡，那樣的話要撤換他就更難了。故蔣感嘆，文人名流的“為國”不過如此而已。

　　五、關于胡適的胸懷

　　在清華第五屆庚子賠款留美考試中名列第一，后來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文及科學院院士、美國亞洲學會會長的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澤東詩詞。1958年，他親自將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翻譯成英文發(fā)表，四處推介，贊賞備至。然而，這個舉動卻遭到胡適的斥責。在胡適的紐約公寓里，兩人就此發(fā)生爭執(zhí)。胡適認為何炳棣對毛澤東詩評價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頗有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的中國文學史班呢！”何炳棣據(jù)此認為胡適過于自負，自認是文化藝術(shù)界第一人，不肯承認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澤東詩之外，胡適還認為，陳寅恪不過爾爾。從這兩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適的自負并非基于其真才實學，而是缺乏容人之雅量。1959年3月11日，胡適讀到大陸出版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便在其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看到大陸上所謂‘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澤東《詩詞十九首》，共九頁……其中最末一首……‘蝶戀花’詞，沒有一句通的……”[16] 其實，深諳詩詞格律的毛澤東對于韻腳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釋說：“上下兩韻，不可改，只得仍之?！闭f明毛澤東在此破韻，只是不想因韻害意而為之。如此用韻，意與聲諧，渾然天成，是一種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澤東在遵循詞律的前提下，根據(jù)表達需要而稍加變通，不正是他“舊體詩詞要發(fā)展，要改革”詩論的一種藝術(shù)嘗試嗎？反之，了無詩意，缺乏詩味的句子，即便切韻合律又如何？顯然，胡適如此膠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將毛澤東的《蝶戀花》貶得“沒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實質(zhì)上屬于羨慕嫉妒恨。至于其“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的中國文學史班呢”這句話，則更屬于一種虛妄無聊的自負。胡適全然不見泰山之鴻巨，而獨拿詩詞挑刺以作障目之論，只能說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狹窄。

　　況且，僅以詩詞而論，胡適之詩詞與毛澤東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計。恰巧，毛澤東與胡適均寫過《沁園春》，不妨兩相比較一下。

　　毛澤東的《沁園春》：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nèi)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shù)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胡適的《沁園春》：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少年，指揮殺賊，萬眾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于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囚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為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zhàn)，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tài)君休笑老胡。從今后，看這般快事，后起誰歟？

　　心平氣靜地說，兩首詞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胡適詞氣勢孱弱，想象乏力，文辭更有不逮。其詞既不夠“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更不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與人們想象中剛從哥倫比亞大學讀博歸來，高擎新文化運動大旗呼嘯前進的英姿勃發(fā)、顧盼自雄、風華正茂的形象頗有不合，可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與毛澤東詞相比，胡適詞差矣；作為中國新詩之開山鼻祖，即便在新詩百年長河中，胡適詩也差矣。胡適對毛澤東如此刻薄，而毛澤東對胡適如何呢？前述1956年2月毛主席在懷仁堂宴請全國政協(xié)的知識分子代表時，談及胡適，他說“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泵珴蓶|、胡適互評，兩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17]

　　六、關于胡適的主義

　　一個人，倘若抱定一種主義，堅持不懈，始終不渝，即便不為他人認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適并非如此，他是一個十足的實用主義者、機會主義者。

　　1919年7月,胡適看到陳獨秀被捕，李大釗被迫離開北京到河北昌黎避難，便趁機在《每周評論》上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外來進口主義”,鼓吹對中國的社會問題只能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其實質(zhì)是反對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反對中國走革命的道路。

　　李大釗看到胡適的文章后，非常不滿，遂于8月17日從昌黎的五峰山寄給胡適一封題為《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論證了“問題”與“主義”的關系，指出：“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著社會上多數(shù)人共同的運動”，“我們的社會運動,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實際的問題,一方面也要宣傳理想的主義”，“我總覺得布爾扎維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我們應該研究他，介紹他，把他的實像昭布在人類社會”。

　　這里，胡適所謂的反對“外來進口主義”，實為雙重標準。其實，他秉承的自由主義就是地地道道的外來進口主義舶來品。說到底，胡適奉行的還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那一套。

　　再看看他是如何對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閑極無聊的溥儀把電話打到了胡適家：

　　“你是胡博士呵？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您是誰呵？怎么我聽不出來呢……”

　　“哈哈，甭猜啦，我說吧，我是宣統(tǒng)?。　?/span>

　　“宣統(tǒng)……是皇上？”胡博士受寵若驚。

　　“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么樣兒。你有空到宮里來，叫我瞅瞅吧?！盵18]

　　胡適興奮莫名：皇上要召見我了！他在日記里寫道：“今天清室宣統(tǒng)帝打電話來，邀我明天去談談，我因為明天不得閑，改約陰歷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宮中逢二休息）。”[19] 為此，胡適還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宣統(tǒng)與胡適》，文中頗為得意地說：“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其興奮之情、驕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見之后，胡博士興奮之余，還給莊士敦寫了封信，描繪令其驕傲難忘的場景：“不得不承認，我很為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這，就是號稱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之博士，在封建廢帝面前的奴才表現(xiàn)！

　　是否真的主張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對待現(xiàn)實政治的態(tài)度。歷史事實是，胡適是《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個在《臺灣戒嚴令》這個毀滅民主、自由、憲政的文件上簽下自己大名的人。在臺灣，胡適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蔣公，但不容許別人也如此做，別人誰批判蔣介石那胡適就批判誰。以致美國人都調(diào)戲胡博士說：“臺灣言論自由，只有胡適一個人的自由”[20] 。

　　1953年，胡適在日記里記載：“我說，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jīng)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tǒng)。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span>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臺灣地區(qū)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吳國楨赴美后反水，發(fā)表《在臺灣你們的錢被用來建立一個警察國家》，引起輿論震動。剛剛指責“臺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的胡適之，看到這篇文章后大為光火！蔣介石則大為著急！趕緊派人給胡適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僅寫信批評吳國楨，還大筆一揮，展開反擊，聞名遐邇的洗地奇文《臺灣是多么自由》出籠了！由此拿錢發(fā)帖之事例可見，在金錢利益與民主自由之間，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錢利益一邊；在政治需要與事實真相之間，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邊。

　　綜觀胡適的一生，大節(jié)不端，小節(jié)亦然。一是其品德不怎么樣，這吃喝嫖賭放在黃金榮一類人身上不是什么大問題，而放在一個北大校長身上就是問題；二是其學問不怎么樣，沒有真才實學，無論歷史、文學、哲學、教育、紅學，哪一門都稀松平常；三是其氣節(jié)不怎么樣，崇洋媚外，挾洋自重；四是其對祖宗祖國不怎么樣，詆毀中華文化，搞歷史虛無主義，為他傳播西化制造空間，此乃大逆之罪。

　　胡適的一生，姑不論其吃喝嫖賭、浪蕩墮落，也不論其私欲熏心、投機善變；僅以其政治立場論，也是乏善可陳。從“低調(diào)俱樂部”到恐日妥協(xié)的各種言論，從鼓吹自由主義到甘當蔣家王朝之鷹犬，從崇洋媚外到挖祖墳虛無中華文化，胡適離漢奸近到了僅一步之遙。還好，他終究沒有跨出那一步，所以不能稱之為文化漢奸，而只能稱之為文化買辦。

　　總而論之，盡管胡適參與了新文化運動，自有其歷史貢獻與地位，但其道德學問和他的巨大名聲是不相符的，甚至可以說，胡適在歷史上發(fā)揮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正面的。胡適，實在不是什么君子，更談不上君子的標桿，不配成為后人之偶像。那些盛贊胡適者，要么是不了解真相所致，要么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與胡適同黨。筆者就是想把真相告訴大家，以免更多的年輕人上當受騙。

　　注釋：

　　[1]徐而緩：《君子——胡適之》），http://www.sohu.com/a/210593186_771540。

　　[2]《胡適的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2頁。

　　[3]柴草著：《一代才女·曠世佳人：圖說陸小曼》，哈爾濱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頁。

　　[4]《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頁。

　　[5]《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頁。

　　[6]《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8頁。

　　[7]《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202頁。

　　[8]顧曉綠：《一言難盡：1912～1949民國映畫》，團結(jié)出版社2010年版，第7頁。

　　[9]〔美〕唐德剛：《胡適雜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頁。

　　[10]余斌：《錢穆對胡適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個讀書人》，http://book.people.com.cn/n/2013/0315/c69360-20804871.html。

　　[11]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2]魯迅：《偽自由書》，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9頁。

　　[13]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4]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5]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6]胡適著、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50～1962）》第8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頁。

　　[17]朱向前：《從兩則史料看胡適評毛詩》，《毛澤東詩詞研究》2014年第1期。

　　[18]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頁。

　　[19]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20]林治波：《胡適：其人其事其學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林治波，人民日報社四川分社社長、兼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本文原載于《世界社主義研究》2018年第十期，授權(quán)察網(wǎng)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