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特茲·特克爾

大衛(wèi)·J. 羅斯曼醫(yī)生（Dr. David J. Rossman）

心理醫(yī)生。曾師從弗洛伊德，病人都來自中上階層。從二十年代開始執(zhí)業(yè)。

百萬富翁因為焦慮到我這兒尋求治療。1933年，其中一個人告訴我：“我來這兒是因為錢都虧光了，只剩下長島的一棟房子，價值七十五萬。我不知道賣掉它能換回什么?！彼麥喩砩舷峦钢还少F族氣派，“我常常因為自己賺的那些錢心懷愧疚?！?/p>

我問他：“為什么覺得愧疚？”

他說他是股市的場內(nèi)交易人，當(dāng)他看到股市下挫，就開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每天交易結(jié)束的時候，他能賺5萬到7萬5千美元不等。這種狀況持續(xù)了很長一段時間。他說：“我一直覺得自己好像是從那些孤兒寡母的手里搶錢?！?而華爾街股災(zāi)之后，他開始嘗到?jīng)]錢的滋味。

告訴你一件事，你就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他在摩根大通參加了一個秘密會議，希望股市能止跌企穩(wěn)。他本來和我預(yù)約的是五點，結(jié)果來電話說：“我今天來不了。不過下次見你的時候，會告訴你一個重要的消息?！?/p>

如果我在1933年3月買進了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的股票，一萬塊的投資足以讓我賺上好幾百萬。不過，這不是他給我?guī)淼南ⅰＫf：“ 我們打算關(guān)閉美利堅銀行，因為總統(tǒng)想維持極端膨脹的股價?！边@不過是紐約一家規(guī)模極小的銀行，他們決定讓總統(tǒng)去碰壁。銀行倒閉了。

這個人讓我去銀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來，換成黃金券。黃金券的背面寫著：可在美國財政部兌換成金條。我換了一萬塊的黃金。我想：“我拿著這些東西怎么辦呢？”沉得要命，全是金條，我把它們放在一個保險箱里。兩天之后，我又不得不把它們拿出來，因為總統(tǒng)宣布持有黃金是違法的。我把黃金帶回銀行，他們給了我一萬塊。

我聽說，早在1929年股災(zāi)之前，我們的經(jīng)濟就千瘡百孔了。我的一個病人是美國最大的廚具經(jīng)銷商，他的工廠規(guī)模極大。他說：“沒有任何事先通知，突然之間就沒有訂單了?！蹦鞘?1929 年五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所有人都認為金融“ 新時代”已經(jīng)來到。從1926 年到 1929 年，炒股使我的資產(chǎn)翻了倍。我還記得曾經(jīng)買過的一些股票，像是電氣債券及股份公司的股票，買的時候100塊一股，賣出時465塊一股。那是你能賺到大錢的唯一方式，工資收入都不值一提。

醫(yī)生是這個世界上最高明的業(yè)余投資客，因為他們的一些病人來自金融界的高層，這些病人會告訴醫(yī)生買進哪些股票。好多醫(yī)生就是這樣走上了不歸路。

1926年，我開始往股市投錢。那個時候，我在退伍軍人管理局工作，那里的醫(yī)生多少都買了些股票。有的賺得多，有的賺得少。我膽子太小了，直到幾年之后，我得到消息買了蒙哥馬利－沃德公司的股票，十天之內(nèi)就賺了1000塊。

1929年5月，我退出股市。把錢從證券交易所拿出來，委托給了這么一個人，他為美國最富有的一些人理財。我想，他總該萬無一失吧。他開始買進股票，佳斯邁威是其中一只，當(dāng)時它的價格是112塊，他買得比較便宜，105塊，買了100股。最后，我以50塊的價格賣掉了。

1929年春天，他盜用了價值三百萬的股票。他陷入了大麻煩，最后死于冠心病。

他為之管理資產(chǎn)的雇主身家大約一個億，那個人在股災(zāi)中毫發(fā)無損，并通過交易歐洲的貶值貨幣賺取了巨額財富。他向自己的朋友提供內(nèi)幕消息，使其中很多人賺了六百萬到八百萬。

艾琳·巴斯（Eileen Barth）

1933年，大學(xué)畢業(yè)，專業(yè)是社會服務(wù)管理。很快就成了縣里的一名社會工作者。

開始工作的時候我二十歲，一點兒經(jīng)驗都沒有。學(xué)校里學(xué)的東西根本不管用，當(dāng)時我們還在研究流動家庭，而不是大規(guī)模的失業(yè)。學(xué)校沒有跟上時代，我可以肯定。

那時候大家都很依賴社會工作者。一個年輕的小姑娘為他們做主，他們會怎么想？他們還能指望誰弄到吃的，雖然只是很少的一點點？他們總是擔(dān)心可能跟我們講錯了話，因為我們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

社會工作者代表的是救濟機構(gòu)，看上去權(quán)力很大，事實上，我們能做的非常少。

而且，我覺得特別內(nèi)疚。我生活得相當(dāng)不錯，和另外兩個姑娘合住一套漂亮的公寓，最高工資是每個月135塊，手頭很寬裕。但是，那個時候失業(yè)是常態(tài)。我經(jīng)常想，如果我丟了工作，我還可以領(lǐng)救濟。所以說，我從未失去過安全感。

我想大部分社會工作者跟我的想法是一樣的，不過還是有很多人自以為是，覺得有些人找工作不夠努力，或者說是他們很懶。他們有時候會讓自己的救助對象特別為難。這些社工相信報紙上登出來的東西，即便是在那個時候。

我的工作對象有白人，也有黑人。有人可能覺得黑人更習(xí)慣過窮日子，但他們?nèi)匀粫f：“如果我有工作，是不會上這兒來的。”

在救濟辦事處常常需要等待。他們?nèi)ヮI(lǐng)食品救濟券的地方，大多是舊倉庫，非常陰沉，這很讓人泄氣。坐在那里無所事事，等待，等待……

失去工作的人們坐在路邊無所事事，等待救濟。

社會工作者通常是他們發(fā)泄怒氣的對象。他們把氣撒在我們身上。他們不知道自己問題的根源在哪里。當(dāng)然，氣氛有時會很緊張。我的工作范圍覆蓋了全城，經(jīng)常到了晚上還在工作。我總發(fā)現(xiàn)自己身在一個非常陌生的社區(qū)，我把這當(dāng)作理所當(dāng)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當(dāng)這些人感覺自己受了騙，會出現(xiàn)什么情況。

1934 年，一個社會工作者被她的救助對象殺害，當(dāng)時她正坐在這家人的椅子上。這個年輕的白人和他的母親住在一起，社工答應(yīng)幫他找份工作，那個時候，土木工程署就要成立了。但失業(yè)的狀態(tài)把他壓垮了，他徹底瘋了，把社工殺了，還把他媽媽拖到我們地區(qū)的辦事處，殺了負責(zé)人、一個職員，又殺了他的媽媽，然后自殺。

我們都很害怕。各個辦事處都接到了公告：社會工作者可以暫停家訪。人人都跟我們說不要去家訪，但我決定無論如何還是要去。我年輕，覺得我的救助對象都需要我。如果那事兒發(fā)生在現(xiàn)在，我還會去嗎？我也不知道。

我記得在那之后有一段時間，按門鈴之前我都會從窗戶往里看一看。有一戶人家對我說：“這事很可怕，不過有些社會工作者確實該死。”他看著我，笑著說，“不過你不是那種人，巴斯小姐?！?/p>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家訪過的第一戶人家。那家的父親之前在鐵路上工作，后來失業(yè)了。我的上司告訴我，得檢查對方是不是真窮。如果這家人需要衣服，就得看看他們手頭有多少衣服，所以，我去看了這個人的衣柜。

他個子很高，頭發(fā)花白，年紀還不是特別大。他讓我看了衣柜，可他覺得這是種侮辱。他說：“你為什么要這樣做？我真的沒什么東西好藏著的，不過如果你真的要看……”我看得出，他自尊心很強，深感受辱。我也是……

沃德·詹姆斯（Ward James）

七十三歲，在東部上流社會的一家私立男校教書。出生在威斯康星，也是在那里上的學(xué)。

華爾街股災(zāi)之前，我在紐約的一家小出版社負責(zé)內(nèi)容編輯和大部分的印刷工作。

這份工作不錯，公司的業(yè)務(wù)也在不斷發(fā)展，它看上去像是可以長久干下去。我特別有安全感。我意識到出版界的人是沒有安全感可言的——沒有終身職位。我的第一步就是在紐約組織了書籍與雜志出版工會。

直到1935年，我還在這家出版社工作。一開始，他們堅持讓我不帶薪休一個月的假，還有一些別的要求，但這還不算真正讓我惱火的。

情況開始變得越來越糟，最后我被解雇了，什么理由也沒說。我覺得這和我在工會做的事有很大關(guān)系，但我也沒辦法證明這一點。讓我覺得難受的是，我特別擅長給男孩子們寫科普書，已經(jīng)出版了三本，可是現(xiàn)在資金緊張，如果書成不了暢銷書，就沒有出版社愿意出版。

我已經(jīng)六個月沒工作了。我的工作合同沒了，精氣神也沒了。我不斷地從一家出版社跑到另一家，但我從來也沒接到過錄用電話。后來我干脆跑到圖書館去，拿一本雜志到房間里讀，我試著想寫點兒東西，但精神完全集中不起來。

日子無聊而漫長。晚上沒有事情可做，我就在屋里轉(zhuǎn)圈兒，這種感覺真是太可怕了。

我認識的一些人開始表現(xiàn)出冷淡和回避：我現(xiàn)在不想看到你，可能我自己下周就沒工作了。另一方面，我也收獲了一些很親密的朋友，過去他們不過是熟人而已。

如果我必須借五塊錢交房租，總能借到。我有個很好的朋友，他把紅利債券兌成了現(xiàn)金來交房租，我沒有床，他就讓我睡他那兒。我還記得我只剩下最后一條褲子，破到不行，另一個朋友剛剛找到工作，他還有一條褲子，我穿很合身，那條褲子就成了我的。

我去申請失業(yè)保險，這玩意兒才剛剛實施。我連著去了三個星期都沒申請成功。后來，我發(fā)現(xiàn)了問題所在。當(dāng)時，如果一個人的年收入超過三千塊，他就拿不到失業(yè)保險，除非他的雇主表示同意，不然失業(yè)保險就有可能被扣留。而我的雇主行使了他的否決權(quán)，報復(fù)了我一把。我再也不相信法律了。

我最終領(lǐng)上了救濟金，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經(jīng)歷這樣的事情，那種感覺就像被釘在十字架上。你坐在一間禮堂里，有人給你一個號，面談的內(nèi)容莫名其妙，讓你顏面掃地。在我面談的過程當(dāng)中，一個家伙很夸張地從二樓的樓梯上跳了下去，頭先著地。

他們問的問題包括：“你的朋友都有誰？你住在什么地方？你的家人在哪兒？我把老婆和孩子送到了娘家，在俄亥俄州，她們在那里能生活得好一點兒。為什么有人會給你錢？為什么有人會給你睡覺的地方？這是什么樣的朋友……”類似這樣的問題，能問上半小時。

我生氣地說道：“ 你知道什么叫朋友嗎？”他很快就改變了態(tài)度。一段時間之后，審核通過了，一個月給我9塊錢。

離開那里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活著也沒什么意義了。我像個寄生蟲，依附在別人身上，依附在一個偉大的社會身上。

隨著一封從芝加哥發(fā)來的電報，這一切才告一段落。

電報是伊利諾伊州作家計劃發(fā)來的，我曾為那個負責(zé)人編輯過一本書，他了解我的工作，他需要一名總編為正在出版的書做最后的編輯工作。

本·艾薩克斯（Ben Isaacs）

這是一棟有花園和露臺的房子，位于芝加哥郊外的中產(chǎn)階級住宅區(qū)。

我自己做生意，挨家挨戶地賒銷衣服，按周收款。大蕭條之前，人們舍得花錢買東西，還款也及時。但是，他們開始投機，我的生意從 1928 年初開始下滑。我的客戶主要是中產(chǎn)階級，他們不是太有錢，但也不太窮。

突然之間，1929年10月的一個下午，我在做我的生意，聽到報童在喊。他們滿大街地跑，把新聞嚷嚷出來：“股市崩盤啦，股市崩盤啦。”

這個消息就像晴天霹靂。

當(dāng)時我正在路上，準備去見客戶。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不是太大，我沒有在股市投機。當(dāng)然，我投資了地產(chǎn)和金券，當(dāng)時叫金券。因為我對金券比對股市更有信心，股市上上下下，銀行告訴我金券跟黃金一樣，永遠不會貶值。

后來，我們傷心地發(fā)現(xiàn)這不是真的。它們變得一文不值。

我懷疑銀行家是知情的，他們這么做是為了私利，如果不是華爾街股災(zāi)，這種騙局還會繼續(xù)上演。很多這樣的銀行，一夜之間就倒閉了。我們變得一無所有。

之前，我一個星期可以收到四五千塊。在那之后，每周就只能收到十到十五塊。我到處跑，尋摸賺些養(yǎng)家糊口的錢，卻找不到。很少有人能拿得出錢來，如果他們同情你，可能還會給你一塊錢。

我們一天天掙扎著活下去。接著，我就交不出房租了，我有一輛小車，但買不起執(zhí)照，我把它開到法院，賣了五塊錢，好給家里人買點兒吃的。我有三個孩子，都還小。那個時候，我連買包煙的錢都沒有，而我是個老煙槍。我口袋里一個子兒都沒有了。

最后，大家開始說服我去領(lǐng)救濟。艾爾·卡彭就在市區(qū)設(shè)了一個施粥處，人們在那兒排長隊。你得走過兩個街區(qū)，站在那兒，就在街拐角，就為了領(lǐng)一碗湯。

免費的湯，是窮人們的希望。

很多人自殺，跳樓，因為他們受不了這份屈辱。最后，我也受不了了。

我是那么地消沉，什么都不去想。我當(dāng)時的那個年紀，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除了賣東西，我沒有謀生的手段。我到處求職，想找一份做銷售的工作，但因為年紀的緣故，他們都不愿意要我。

我簡直走投無路。每一扇門都關(guān)上了，每條路都沒有出口，即便我有金子，它們也會變成土。霉運似乎牢牢纏住了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沒有用。甚至我的錢也沒了。

當(dāng)時，我口袋里還有兩百塊錢，我打算去買輛出租車。那個時候，你得有自己的車才能去開出租。那個人說：你得從我們這里買出租車。柴克出租車公司。

于是，我拿了兩百塊去了辦公室，打算付錢買車。我拿出了兩百塊，結(jié)果那個人說他們沒有那種車了，下個星期可能會有。我離開了辦公室，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那兩百塊錢不見了。我打電話回去：“你們看到桌上有錢嗎？”他說沒有，沒有錢。

我沒辦法心平氣和。一般來說，我是不會丟錢的。不過在那個時候，我擔(dān)心家里人，擔(dān)心這個那個。我走在大街上，看起來就像個無憂無慮的人，其實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不想領(lǐng)救濟，當(dāng)我被迫去領(lǐng)救濟的辦事處時，眼淚都出來了。我沒法忍受自己什么都不干就從別人那里拿錢。我不只一次想到自殺，如果不是為了孩子們，我死都不愿意領(lǐng)救濟，但孩子總得有人管……

我去了領(lǐng)救濟的地方，經(jīng)過一番煩瑣的程序和盤問之后，他們決定一個月給我四十五塊。四十五塊能堅持多久呢？我要交三十塊的房租。于是我找了另外一處便宜的地方住，燒爐子取暖，一個月十五塊?，F(xiàn)在就是一條狗都不會住在那種地方，一個又臟又臭又黑的地方。

我一個星期只能買一次肉，一兩磅的肉，留在周六吃。其它的日子里，我們只能靠半磅紅腸過日子。

月租十五塊的房子對孩子們來說太涼了，也太不健康。我找到一套有六間房的公寓，一個月二十五塊。它本該有暖氣，還有熱水，可我們搬進去之后就沒了。洗澡太冷了，我們不得不用爐子燒水，兩個月之后，突然沒水了。因為不交水費，市政不再供水。

我妻子只能從隔壁樓的鄰居那里提兩桶水上來，給孩子們洗澡，沖廁所，洗手洗臉，沖茶什么的，全靠那兩桶水。我們過了兩個月沒水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兒找工作，都不會被錄用。我四處轉(zhuǎn)悠，賣剃須刀和鞋帶。有一天，我每條街都跑遍了，只做成了一筆買賣，口袋里裝著五毛錢回家。事實上，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了1940年。

1939年，戰(zhàn)爭爆發(fā)，情況稍有起色。我的妻子在一家餐館找到了工作，一個星期掙二十塊。我馬上給救濟辦事處的人寫了封信：“我覺得我們不再需要幫助了。救濟讓我不舒服，覺得慚愧，我沒法再忍下去。”

隔壁鄰居幫我在他工作的工廠里找工作。那個時候，我差不多已經(jīng)五十歲了。工廠的人說：“我們不能錄用你?！彼麄儾还陀贸^四十五歲的人。

兩星期之后，還是這個人對我說：“去跟比爾（工頭）說是我讓你來的，他會雇你的。”最后他們雇了我，一個小時給我六毛錢。他們?nèi)比?，所以才會雇我?/p>

我看報紙上說，有個地方的薪水不錯，一個小時給一塊。我就坐上電車去找那個工作。我還在路上的時候，也不知道怎么了，決定要干回老本行。當(dāng)時人們都過得不錯了，大家都在軍工廠里上班。于是，我下了電車，走進我之前打過交道的那家商店。

我告訴他們，我要干回老本行。他們嘲笑我：“你要賣什么？你找不到東西賣?！蔽艺f：“你們賣什么東西，我一樣賣。”

我把我和妻子工作的這段時間，節(jié)衣縮食存下的四百塊錢全投了進去，開始干回老本行。老天保佑，世道總算是變了。

我又回來了，那是在 1944 年底。

霍華德·沃辛頓（Howard Worthington）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過來的。

我在拉塞爾街上的一家專做外國證券的債券公司上班，令人欣慰的是，我們沒趟股市那灘渾水。老天保佑，股災(zāi)對我沒什么影響，不過，公司還是倒閉了。我們公司的頭卷走七百萬資產(chǎn)，消失了。

我的一個朋友一年賺兩萬五，他們將他的年薪減到了五千塊。他徑直跑到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大樓的頂層，跳了下去。那個時候，我還賺不到五塊錢。

后來，我在庫克縣公共福利委員會找到一份工作，工資一個月95塊。我的上司是一個黑人婦女，人很好。

我的頭銜是職業(yè)援助與自助主任，為伊利諾伊州緊急救助委員會工作并沒有什么大不了，比起我，我老婆更覺得這挺了不起。她添油加醋，經(jīng)常在朋友中顯擺。我真的很喜歡在那里工作時的經(jīng)歷，真的喜歡。

我得感謝我老婆。她在埃文斯頓管理一棟大樓，我們在那兒住一套有六個房間的公寓，不用交房租。我還搞到一些小玩意，花五毛錢買來，一塊錢賣出去，我用這些錢來買午飯、坐車。我的朋友都快讓我搞瘋了，我每次搞到一些新玩意兒，就會賣給他們，他們都有工作。

有個家伙發(fā)明了一種叫“ 白凈來”的東西，展示起來很神奇。你把手伸進裝滿它的罐子里浸一下，是無色的，然后你再用手去摸最臟的油脂，用冷水沖一下，雙手又干凈如初。

我有六罐“白凈來”。出門賣它們之前，我把手在罐子里浸了一下。我走進一間車庫，跑到隔油池那兒，把手伸了進去，然后走到水龍頭那兒擰出水來。結(jié)果我的手越洗越臟，越洗越臟——我在家洗過手，忘了再把手放進“白凈來”泡一下。我現(xiàn)在還記得車庫里的那個人看著我搖頭。

大蕭條那年的復(fù)活節(jié)，我兒子才四歲。我花了一毛還是一毛五買了些雞蛋。那么點兒錢，買不到幾個蛋。

那個時候我們很窮，瑪格麗特說：“ 這么幾個蛋，他五分鐘就找到了?！蔽也亓藘蓚€蛋在鋼琴里，還有幾個在其它地方。湯米拿著他的復(fù)活節(jié)小籃子，在他找雞蛋的時候，我就把蛋從籃子里偷出來，換個地方再藏起來。他花了三個小時找復(fù)活節(jié)彩蛋，卻沒發(fā)現(xiàn)有什么不對勁。這是他過得最開心的一個復(fù)活節(jié)。

現(xiàn)在我兒子三十九歲了，每年復(fù)活節(jié)我都會給他講這個故事。

斯坦利·凱爾（Stanley Kell）

這個中產(chǎn)階級住宅區(qū)位于芝加哥西北部，里面住的全是白人。

“這里大部分房子的價值在一萬七到兩萬四之間?！彼且粋€組織的頭頭，他們的主張就是把黑人排除在社區(qū)之外。“我的基督教白人鄰居怎么看？他們在種族融合問題上立場跟我是一樣的。不過，他們覺得我太強硬，太激進。”

他的家是轉(zhuǎn)角處的一個獨戶住宅。家里除了一臺二十三英寸的彩色電視機，還有一套音響，一架哈蒙德牌的電風(fēng)琴以及他爺爺留下來的一臺鬧鐘。

晚飯過后，他的妻子去參加社區(qū)會議了，今晚的主題是校車接送危機。他們的兩個小兒子，興奮地滿屋子亂跑，開心地笑著……

他四十二歲。

這里離麥克斯韋街的露天市場很遠，我曾在那兒為了一條面包拼命干活。當(dāng)年的小孩子要干活能掙口吃的，活下去。

第一個讓我感受到大蕭條的人是我爸爸。他是做瓶蓋生意的，為奶瓶生產(chǎn)瓶蓋。我記得他從樓下上來說：“ 唉，生意沒了。我們破產(chǎn)了，銀行沒錢了。”

我的媽媽有波蘭血統(tǒng)，她知道怎么勉強維持一家人的生計。我記得好幾個星期里，她一直給我們喝湯。湯里的主要材料就是一條面包。

以前一直是我出去買面包。但從現(xiàn)在開始，這成了我每天的冒險。

那面包只要五分錢一條。我得拿著五分錢，走到麥克斯韋街上。那里有一條很長的高架橋，我得彎腰鉆過去，把那五分錢省下來。拿面包回來的路上也充滿了危險，總有人等著搶我的面包。也是些可憐的黑人孩子，他們一定很餓。還好我跑得快，后來應(yīng)當(dāng)去做田徑運動員的。

我還記得爸爸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里面的人都是倒閉銀行的儲戶。他每個月、每年都要開很多次會。

爸爸不得不賣掉車間里的機器來償債，他從不欠錢。他破產(chǎn)的時候，把欠人家的錢都還了。跟你現(xiàn)在在報紙上看到的不一樣。一個家伙欠人家六百萬到八百萬，還一笑了之。那時候，如果你欠錢，是丑聞。

走上街頭的人們，抗議經(jīng)濟危機和失業(yè)。

那時候，芝加哥有個大日子，那就是“五一”。它跟共產(chǎn)主義沒什么瓜葛，在芝加哥，五一就是人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日子。就算是流浪漢，也可以參加游行。這可以說是一個大的社會聯(lián)盟。

我在大蕭條期間一直帶著一塊牌子，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那塊牌子上的字：我是個小男孩，你拿走了我的錢。存在你銀行的錢對你來說和對我而言一樣重要嗎？如果你需要這些錢，拿上這家銀行的鑰匙，把它們?nèi)舆M湖里，在監(jiān)獄里待著吧。

蹲監(jiān)獄的是那個銀行家，他后來被埋在圣阿德伯特教堂，是自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