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捷

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在眾多期盼中，于建黨95周年之際正式出版了，這是中共黨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喜事。

　　為什么說它是“眾多期盼”呢？這部書的前身，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在建黨70周年之際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這本書是在胡喬木同志的指導下，由胡繩同志主編完成的，是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導下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內容比較完善而完整的黨史”。胡喬木同志對這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接連用了三個“可”字，稱它“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并說“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還得作必要的增補”，期待著進入21世紀后再出版類似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十年》之類的書。這番話是胡喬木同志在1990年8月說的，如今又過了26年，終于在中央黨史研究室領導和同志們的努力下實現了。此時此刻，重讀胡喬木同志的這篇《題記》，自然會生出許多感慨，并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行們這種鍥而不舍、不懈努力的敬業(yè)精神所感動。

　　難能可貴的是，時隔26年，這部《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依然保持著當年胡喬木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題記中所說的“可讀、可信、可取”風格。

　　說它“可讀”，是因為這部書繼續(xù)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要言不煩，卻又能將“大寫意”提綱挈領、突出重點的風格與“工筆畫”濃墨重彩、精雕細刻的風格很好地結合起來，使讀者在讀這部黨史時，能夠見事見人見精神，當年艱苦奮斗的場景躍然紙上。不僅如此，它又緊跟時代發(fā)展前進了一大步，將讀文時代的傳統(tǒng)與讀圖時代的優(yōu)勢結合起來，給讀者提供了大量文字以外的信息，既有仔細挑選的圖片、資料，又有精心繪制的地圖、示意圖。這些創(chuàng)新，使讀者讀了這本書，既可以領略歷史的厚重，又不至于那么沉重，也給讀者預留下浮想聯翩、觸景生情的空間。

　　說它“可信”，是因為這部書繼續(xù)保持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論從史出、有一份材料說一分話、實事求是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依據了大量的檔案資料，并具有黨史學者的理論分析與思想洞見，使全書鞭辟入里、可信可據。例如，講到第二次國共合作是如何達成的，著者用了5頁的篇幅，運用豐富的歷史檔案，翔實地闡明了整個過程。又如，關于我們黨是如何制定八大路線的，著者用了近18頁來詳細說明，既闡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特別是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也闡明我們黨對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還如實說明我們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對蘇聯模式的初步反思，在此基礎上再來說明黨的八大路線是如何形成的，八大會議上許多領導人的重要發(fā)言是如何從不同方面對八大路線作了補充和進一步闡發(fā)，八大會后又有哪些重要的新探索。這就使讀者對于黨的八大路線的了解更加立體化，縱深感更強，由此才能強烈地感受到，一個正確思想并不是憑空產生的，產生之后要想一以貫之地堅持和發(fā)展，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講到我們黨是從如何通過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義無反顧地、堅定不移地走上改革開放、創(chuàng)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確道路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一書，同樣有不少細致的歷史刻畫與理論分析。讀了這些，對于我們黨強大的生命力、適應力和與時俱進能力，對于我們黨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自我凈化、自我總結、獨立探索、獨立創(chuàng)新能力，那種感佩與自信之情，會從心底油然而生。

　　說它“可取”，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做到了“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科學性、思想性、權威性上前進了一大步。這正是廣大黨史工作者所翹首期盼的。這不僅是因為26年前黨史界的前輩們通過《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今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不僅是因為中央黨史研究室后來又推出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也不僅是因為時代的發(fā)展、改革的深入、黨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實踐創(chuàng)新的深化，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fā)展、怎樣發(fā)展等重大課題有了更為深刻系統(tǒng)的認識。對于中共黨史學科的發(fā)展來說，這些無疑都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對于中共黨史研究高度重視，給予了及時而有效的指導。這是當代中共黨史研究最為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應當加倍努力，產生一批有時代高度、理論深度、歷史厚度的黨史專著，不辜負這個極好的時代。

　　早在黨的十八大以前，習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視黨史工作，給予了富有創(chuàng)見性和針對性的悉心指導。特別是2010年7月21日，他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發(fā)表的重要講話，針對歷史虛無主義的嚴重影響，旗幟鮮明地指出：“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zhí)政地位、實現黨的執(zhí)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挑戰(zhàn)，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chuàng)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系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彼€指出：“堅持實事求是研究和宣傳黨的歷史，就要把握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蔽覀凕h的歷史，就是黨圍繞這個主題和主線，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開展大規(guī)模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并取得偉大勝利的歷史，是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形成、豐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偉大成果的歷史，是黨自覺加強自身建設、保持和發(fā)展先進性、經受住各種風險考驗而不斷發(fā)展壯大的歷史。這就是黨的歷史發(fā)展的主流和本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黨史研究擺在更加重要的地位加以強調，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認真學習黨史、國史、軍史，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

　　關于學習黨史國史對于提高治國理政能力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黨史、國史，是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黨和國家各項事業(yè)繼續(xù)推向前進的必修課。這門功課不僅必修，而且必須修好。要繼續(xù)加強對黨史、國史的學習，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現實工作、更好走向未來，不斷交出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格答卷。

　　綜觀世界歷史，任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fā)展，都會跌宕起伏甚至充滿曲折。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先例，猶如攀登一座人跡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荊斬棘、開通道路。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有其主觀因素和個人責任，還在于復雜的國內國際的社會歷史原因，應該全面、歷史、辯證地看待和分析。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guī)律的科學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盡管他們擁有很高的理論水平、豐富的斗爭經驗、卓越的領導才能，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認識和行動可以不受時代條件限制。不能因為他們偉大就把他們像神那樣頂禮膜拜，不容許提出并糾正他們的失誤和錯誤；也不能因為他們有失誤和錯誤就全盤否定，抹殺他們的歷史功績，陷入虛無主義的泥潭。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對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tài)度，是衡量這個黨是否真正履行對人民群眾所負責任的一個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

　　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的重要論述，更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解決中共黨史問題的典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qū)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chuàng)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p>

　　以上這些重要論述，構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論述，是指導推動中共黨史研究事業(yè)繁榮發(fā)展、自覺抵御歷史虛無主義錯誤思潮的強大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在中央黨史研究室所著《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這部專著中，很好地貫穿和體現了這些精辟思想，這也是它成功的根本原因。這部權威著作的問世，再一次生動地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就是中共黨史研究必須自覺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必須自覺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才能充分發(fā)揮黨史研究對理論創(chuàng)新的推動作用、對黨和國家決策的資政作用、對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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