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社會學院院長，近日出版新著《“氣”與抗爭政治》，以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氣”的概念研究農民的抗爭和維權行為。

　　“進一步加強和完善黨和政府主導的維護群眾權益機制，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xié)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統(tǒng)籌協(xié)調各方面利益關系，加強社會矛盾源頭治理，妥善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切實維護群眾合法權益?！?/P>

　　——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社會管理及其創(chuàng)新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講話（新華社）

　　新京報：在研究維權與社會心態(tài)方面，你使用了“氣”這個詞，為什么？

　　應星：從九十年代開始，“維權抗爭”的概念開始盛行。顧名思義，這種抗爭的發(fā)生是因為權利受到了侵犯，利益受到了侵害。但是，大家都強調維權抗爭，就容易在權利侵害與抗爭之間、在利益算計與抗爭之間建立起直線的關系。我覺得這種解釋是有問題的。

　　有時候，農民可能會為50塊錢上訪，但是他卻為上訪花了1000塊錢，甚至他一生的命運都被改變了。如果純粹從直接的利益算計來說，這種行為選擇很難講得通。很多時候農民上訪，并非直接按照利益的指引。在相當多的情形中，與被壓抑的情緒、被傷害的情感、被侮辱的人格有關。

　　西方學術界在80年代后重新強調情感、情緒在抗爭中的作用，對我構成一個啟發(fā)。但是這只是啟發(fā)，西方的理論是不能直接搬用的。不說抗爭的基本背景在中西方間存在巨大的差別，即使是所謂情感，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現(xiàn)形態(tài)也非常不同。這就使我注意到“氣”這個概念。

　　新京報：“氣”這個概念指的什么？

　　應星：這個概念不是我造的，它其實是中國人的日常用語——我們常說，“樹活一張皮，人活一口氣”。

　　我把“氣”當作主題詞，一方面是想糾正那種過于強調利益、權利和抗爭之間直線關系的做法，呈現(xiàn)更為復雜的動因與機制；另一方面，我也想嘗試用這個概念來推進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化，克服在中國農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與鄉(xiāng)土派的對立。

　　新京報：根據(jù)你的調查，“氣”主要是如何產生的？

　　應星：抗爭有一個特點，即剛開始的爭執(zhí)可能出于一個偶然發(fā)生的小事情，但一旦開始上訪，往往就走向了不歸之路，欲罷不能。我發(fā)現(xiàn)這里的一個關鍵是基層政府的反應。

　　當然，我們不要簡單地把基層官員看成道德意義上的壞人。許多時候，他們的打壓也有體制結構的因素。比如，對鄉(xiāng)政府來說，責、權、利是非常不平衡的，他們的權力很小，資源很少，自身的合法利益很少，但他們擔負的責任卻過重。上級總是嚴令把問題解決在基層，但基層又缺乏真正解決問題的資源和能力。

　　但一些基層政府的打壓所起的效果常常適得其反。農民最初基于利益而上訪時，事情遠沒有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恰恰是打壓侵害了他們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嚴，他們不得不為反抗對他們的整治而抗爭，不得不為自己的生存和尊嚴而抗爭。這樣一來，焦點就從物質利益的沖突轉向了人格的沖突與情緒的對抗，抗爭由此獲得了持續(xù)的、堅決的動力。

　　新京報：這種“氣”的凝聚，在它具備哪些客觀條件的時候，才開始走向釋放的過程？

　　應星：抗爭有兩種情形一定要區(qū)分開來。一種是組織程度很低、帶有一定暴力性和違法性的，這是嚴格意義上的群體性事件；而依法抗爭指的則是以較為理性、合法的手段去表達訴求，包括上訪、訴訟。

　　之所以要做這種區(qū)分，是因為它們的導因和作用機制有很大差別。就依法抗爭行為而言，氣的釋放往往與這些因素有關：是否出現(xiàn)了激起農民不顧一切去冒險抗爭的事件，是否具備抗爭行動開始所需的最基本的資源、傳統(tǒng)和人力條件。這里特別要強調的是，農民群體抗爭持續(xù)進行的一個關鍵因素在于草根行動者的出場。

　　新京報：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xiàn)草根行動者？

　　應星：從我的研究來看，草根行動者的出場有兩種情況，一個是他們自己“跳”出來；另一種是被“推”出來。前一類人雖然生活在農村，但他們或者是農村的非農民，如退休干部或工人、小學教師，或者是農民中有過特殊經歷的，如退伍軍人，當過村組干部，他們懂政治，有文化，見過大世面，政策水平高；后一類人本來是農村里的普通農民，但因為他們敢打敢拼，能說會道，被大家臨時推舉出來作為代表。

　　不管是哪種類型，草根行動者都很清楚，自己頭上懸著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槍打出頭鳥”，這是最大困境。

　　在一些官員的行為邏輯中，最怕的就是組織。其實，他們不明白，恰恰是有組織的抗爭比較講究合法性和策略性。沒有組織，其行為反而更加激烈不可控。

　　新京報：也就是說，有組織破壞性相對要小，無組織會產生難以預料的后果？

　　應星：對，一些地方政府治理的基本策略常常是適得其反，用“擒賊先擒王”的辦法，結果出現(xiàn)局面更加糟糕的群體性事件。

　　依法抗爭和群體性事件之間存在某種消漲關系：如果依法抗爭的渠道比較暢通，政府的反應比較積極而寬和，那么，即使實質問題一時得不到解決，群眾的氣也有一個正當?shù)男箍?，爆發(fā)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也會大大降低。

　　新京報：中國人對“氣”的反彈有哪些特點？

　　應星：西方社會的特點，是德國法學家耶林講的“為權利而抗爭”——西方公民對于公民權利有很深的認識和很高的敏感。在美國，遇到自己些許權利被侵犯，人們可能馬上就會訴諸于法庭。

　　而日本學者滋賀秀三他們在研究明清時期的中國農民時就發(fā)現(xiàn)，中國人的特點是遇事一般先退，比如我和鄰居發(fā)生了糾紛，我不會馬上跳起來和他打官司，而是先忍讓，因為中國講和為貴，講究面子。老百姓和政府之間的矛盾也是如此，他們比較怕政府，一般是先往后退。但是總有一天到了退無可退的時候，到了你欺人太甚、我再也無法忍受的底線的時候，“氣”就會噴薄而出。

　　當他一旦站出來表達時，就會表現(xiàn)出一種豁出去的勁頭。他不會就事論事地算，而是要算祖宗八代的賬，要算你爺爺那個時代你的牛跑過來吃了我田里的一把草，從那個賬開始算起。

　　新京報：在中國模式中，“氣”經過打壓，然后反彈，并開始釋放的時候，會特別劇烈吧？

　　應星：西方的模型叫事本主義，基本上是就事論事的，事情解決完了，矛盾就完了。用法律的術語叫，案結事了。

　　中國不是這樣，他開始退，到最后開始反彈時，這時事情已經變成人格沖突了。這種人格沖突的持久性和激烈性是很高的。按照社會學的劃分，社會沖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現(xiàn)實性沖突，即那些目的在于追求沒有得到或正在失去的目標的沖突；另一種是非現(xiàn)實性沖突，即釋放緊張情緒的沖突。氣的爆發(fā)更像非現(xiàn)實沖突。

　　新京報：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民抗爭發(fā)生了什么樣新的變化？

　　應星：首先，抗爭手段上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特點，與以前相較最突出的一個變化是，法律訴訟成為一個新手段。

　　其次，在組織方式上呈現(xiàn)出快捷化的特點。90年代以來，手機、計算機及其互聯(lián)網、復印機等現(xiàn)代信息技術在農村的逐漸普及，使集體行動的組織者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面對面互動的傳統(tǒng)草根組織方式，實現(xiàn)了更加便利和及時的效果。

　　還有，在資源動員上呈現(xiàn)出開放化的特點。在90年代以前，集體上訪的資源基本上是來自草根本身，外界無論是在輿論上還是在經濟上都很少介入其中。90年代以后，隨著市場轉型與全球化進程的加速，中國社會的開放程度和透明程度顯著提高，此時發(fā)生的一些集體上訪，或者得到了媒體的關注，或者得到了外界的支持。

　　最后，在抗爭邊界上呈現(xiàn)出離散化的特點。在90年代以前，以政策為依據(jù)的集體上訪是其主要形式，“踩線不越線”是其基本特點。而90年代以后，帶有較強破壞性的群體性事件開始較多出現(xiàn)，尤其是無利益相關者為主體的事件出現(xiàn)。

　　新京報：對于消解怨氣，有什么辦法？

　　應星：緩解鄉(xiāng)村社會穩(wěn)定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政府要消除不穩(wěn)定幻象，形成關于社會穩(wěn)定的新思維。為什么基層政府要打壓？這個壓力其實是上面一級一級傳遞下來的，其認識前提是中國現(xiàn)在面臨高度不穩(wěn)定，哪級政府如果不做好維穩(wěn)工作，其政績就會被一票否決。

　　其實，我們應該區(qū)分社會不穩(wěn)定問題和政治不穩(wěn)定問題。盡管目前的抗爭政治的發(fā)生和持續(xù)是基于氣，但氣本身不是不可以紓解的，矛盾不是不可以調和的，抗爭行動的后果并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嚴重。

　　第二個方面，要從根本上緩解維穩(wěn)工作的壓力，不要把所有的重壓都放到基層去，不要動不動就來一個信訪排名，來一個一票否決，使得下面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卻又承擔著無限責任，最后只能采取高壓手段來應急。

　　要形成一個很好的氛圍，無論是在上級政府之間，還是在政府與群眾之間，在解決問題時都應更加從容，更加寬松，更加理性。

　　第三，要破除僵硬的維穩(wěn)機制，形成以利益均衡機制為主導的社會矛盾化解方式。包括加強法治建設，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促進民間組織的發(fā)育，防止用運動式治理體制替代真正的制度化建設，形成化解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新模式，等等。

　　主動權實際上是在政府手中，關鍵看政府怎么形成一個良好的維穩(wěn)氛圍，怎么形成一個對現(xiàn)在穩(wěn)定形勢的理性判斷，怎么引導群眾走上相信法治的道路。只有把問題從人格沖突層面的斗爭帶回到就事論事的層面，才能形成一個談判解決、就事論事的氛圍機制。

　　本報記者 張弘 北京報道

（責任編輯：李明俐）